中国著名相声表员艺术家侯宝林，是相声艺术大师，人称“中国的卓别林”。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轻俏简捷、庄谐并重的艺术风格，他曾受聘为中国一流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担任过中国曲协副主席。
侯宝林在相声界自成一家，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一套成功的经验。他的大儿子侯耀华是影视界的明星，小儿子侯跃文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1985年曾被评为“十大笑星之一”。兄弟俊才，自然融进了侯宝林的许多心血，从小严格要求。在常人眼里，侯宝林是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子承父业，理所当然。但侯宝林对两个儿子从小就要求严格，他常常说：“相声是一门综合艺术，不是消愁解闷耍贫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多种知识，是干不好这一行的。”
因此，尽管两个儿子小时候在相声表演上都很有才能，但侯宝林却极力反对儿子们说相声，知子莫若父，因为侯耀华视力不好，年纪轻轻，鼻梁上就架了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这怎么能说相声。不戴眼镜吧，睁着双眼，在台上看不清观众的表情，怎么能与观众交流？戴上眼镜吧，谁又看过舞台上戴眼镜说相声的？而侯耀文干上说相声这个行当，也费了一番周折。耀文八岁就迷上相声艺术，父亲反对学，他就偷偷地学，一招一式已开始有点侯门相声的味道。耀文读初中时，铁路文工团向社会公开招考相声演员，他被一个同学拉去应考。他表演的是刚在北京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获得优胜奖的段子——（学校采访记），结果被主考官一眼看中。但这时候，侯跃文却感到为难了。要知道，他是背着父亲去应考的，因此，当主考人员打算录取他时，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爸爸不同意我当演员。”
“你父亲是谁？”
“侯宝林……”
一听站在眼前的是相声大师的儿子，主考老师才恍然大悟。随后，铁路文工团便派人上侯家，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侯宝林还是一个劲地摆手，坚持说：“相声从街头撂地摊，到现在登了大雅之堂，它不再是生活的小丑，生活的调料，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所以，要求相声演员应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耀文初中还没毕业，不适宜当演员。”“我们负责给他补习文化。”来人说。耀文也赶忙表示：“爸爸，我先当好学生，然后再当演员。”话说到这个地步，侯宝林才同意了耀文的要求。“不能在台上胡说八道”，侯跃文成了专业相声演员后，侯宝林对他的要求更严格了，思想品德上一丝不苟，艺术上精益求精，从不马虎了事。一次，耀文从外地演出归来，把一家刊物给他拍的“相声表演脸谱剧照”得意地拿给父亲看，谁知侯宝林看了十分生气：“瞧你这些照片中，哪一个有点儿人样！还在杂志上刊登，都不嫌脸红？一个演员要认真严肃从艺，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有一次侯跃文出演《关公战秦琼》，台下反应冷淡。他心中很不自在，便一个劲儿地琢磨着往这个段子中加点“佐料什么的”，他将这想法说与父亲，想不到侯宝林一脸的严肃，毫不含糊地说：“即使没人乐，演员也不能在台上胡说八道。”
《关公战秦琼》是侯宝林的拿手戏。新中国成立时，侯宝林应邀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说相声。有一次毛主席听完《关公战秦琼》，特别兴奋，特意提出下次要让他再演。为了把握好这出相声的艺术精华，侯宝林当场让耀文将《关公战秦谅》说了一遍，然后一一加以点拨，侯派艺术如何流传下来，由此可以略知一二了。还有一次，耀文乐滋滋地回家，刚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头——父亲正在生闷气：“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正要转身开溜，只听父亲大喝一声：“过来！你脸红不红？说的什么玩艺儿？”侯宝林指的是儿子最近演的那个段子（山东二黄）。耀文不明底细，不敢吱声。第二天，耀文急忙赶到团里，将录音调出重新听，原来不是他与石富宽合说的，于是急忙拉着石富宽一起去向侯老先生声明，要求“平反”，耀文壮着胆说：“爹，你消消气儿，那段相声不是我俩说的，你听岔了。”“那为什么听着那么像？”侯室林问。“有人跟着瞎学呗！”侯宝林在弄清事实真相后说：“《山东二黄》是个传统段子，两个演员的唱腔，不管是京戏还是山东戏，都不对，根本不该上舞台，何况还录了音在电台上播呢！你俩要说，我帮你们排。”两个年轻人喜出望外，于是家里成了排练场。侯宝林一遍遍地给他们示范。他们得侯氏用声真传，学得真谛，演出的效果自然非同寻常。
“要争取做个艺术家”，耀文在相声艺术上日渐长进，侯宝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他知道，儿子离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有一年中秋节晚会，著名演员王铁成朗诵了一首词，作为节目主持人的侯跃文称赞道：“您这诗朗诵得太好了。”第二天，老侯一见耀文便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学点东西？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诗和词都搞不清楚，不丢人嘛？”耀文一听，知道自己错了。低着头不吱声，父亲抓住时机继续说：“耀文，你既当了演员，就要做个像样的，做有所贡献的演员，要不负这个称号呀！”接着，侯宝林加重了语气：“首先要做个书架子，书架上要摆满书，当然摆书不是为了装样子。而是为了长学识、增见地，丰富思考，发展艺术！
书少总免不了技穷！”父亲说得句句在理，以后，耀文迷上了书，他读天文地理，读文史哲医，读艺术理论……许多年后，耀文回忆起父亲的教诲，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现在的确不少相声已经技穷。技穷就成了黔驴了，只摆样子，不为人所需要，名声与其作品、表演水平大大地不平衡了，有的自甘落后。更有人以各种庸俗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换取廉价的笑。这不是让人又痛心、又忧虑吗？”
有次侯宝林问儿子：“你是想当个名演员、好演员，还是想当个艺术家呢？”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耀文不解地问。
“过去当个名演员十分难，现在可容易多了。说个好段子，一下子就传遍全国，那无线电一天播三遍，连着播一个月。就可以出名了，更何况还有那电视，连演员的眉眼也都瞧得见。可是，你们到底懂多少相声？我干了一辈子，越干越觉得这门艺术高深。你千万不可沾沾自喜，有点儿名后，要争取当个好演员，从创作到表演，说、学、逗、唱，都得有一套，最后要争取做个艺术家，有自己的风情、流派，有自己的相声理论，一句话，你不能止步不前。”
“要争取做个艺术家。”耀文明白了父亲的话。
“对！你要奋发努力，外国人写中国相声的论文拿了博士学位的已经好几位了，但我们国内还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它。你们该琢磨着怎么干点我们这一辈子没人干过、没干成的事儿。”
攀登相声艺术的最高峰，争取做个艺术家，标准是够高的，但耀文牢记父亲的教诲，努力向这个目标进军。比如，谁都知道相声是地道的中国土产，但侯跃文与石富宽硬是靠着玩命学习日语，在日本用日语表演了一段相声，使日本观众发出了愉快的笑声——这可说是父辈相声演员没干过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