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听说湖州的“赵孟頫故居”重修后开放了，双休无事，特地驱车前去参观。
一座粉墙黛瓦的园林式建筑依河傍桥——河叫孙衙河，桥名甘棠桥。
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赵孟頫诞生于这里。据说赵家为数十人聚居的大户，赵府规模也很大，皆临河廊屋式建筑，共三进六开，每进之间，院落、天井、游廊一应俱全，且河沿砌有码头、立有廊柱，跨街搭有飞檐、盖有层楼。为此有诗云：“溪上玉楼楼上玉，清光合作水晶宫。”
眼前的“赵孟頫故居”就是在当年的赵氏故居原址上重修的，只是规模较之原来小了许多；又唯其是重修的，所以看上去还有些“新”，有些“火气”；但总体上古色古香，尤其是宋代江南水乡民居风格体现得十分鲜明，看来修建者还是花了许多心思的。
湖州古称吴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更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中的“湖”，便是指湖州；唐宋以后“湖州丝绸遍天下”不只是一句谚语，更是一个事实；还有这里出产的毛笔世称“湖笔”，代表了中国毛笔的最好品质；这里书画文风历代繁盛，世有“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说法……因此古人有诗云：“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我立在甘棠桥上，凭栏望着孙衙河里一条条悠悠过往的各式船只，又看着停靠在河畔小码头边的小船，装货、卸货，上人、下人……想象着生长在这样一个城市中的赵孟頫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愣愣的目光中，似乎一个白衣书生正从时光的深处向我走来又走去，我知道，那一定就是我心中的赵孟頫。
由于我喜欢书法，所以经常临习赵孟頫的字帖，对于他的生平我也并不陌生。他是宋太祖第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之后，正宗宋室后裔。他天生聪明，五岁时他就能诵诗习字了；他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的母亲邱氏，十多岁时，父亲病逝，随之很快家道中落；不难想象，赵孟頫早年的记忆中，一定也不乏孤独与凄凉吧！因为那年月，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就等于是孤儿了，哪怕他贵为“金枝玉叶”。也不难想象，有多少个夜晚，就在一支蜡烛或一盏油灯下，一个孤儿，一位寡母，一个学生，一位老师，一面读书习字，一面执著守望，守望着一个心中不灭的希望。盛夏时节，年轻的母亲一只手捧着线装古籍，一只手轻摇着蒲扇，为儿子一面驱散着炎热和蚊蝇，一面不时地指点一二；隆冬季节，母亲总将脚下的火钵让给儿子，但又要求儿子写字时不得缩手缩脚，必须端坐笔正。母亲虽然总是微笑着，很温柔的样子，但也很严厉，她总在儿子写字的书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时时提醒着儿子……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寡妇，但是在她身上，绝没有一丝愁苦潦倒的影子，甚至连一丝苦涩也没有，眼角眉梢有的只是一种高贵。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恪守着一个母亲的信念，履行着一个母亲的职责。赵孟頫便是这样在母亲的教诲中长大的。而在母爱中长大的人，往往人格上有一种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他们常常在人生中表现得自卑而又自尊，敏感而又执著，软弱而又坚强。如果我们稍稍留意一下中国文化史，就会发现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规律”，远的暂不去说，近的如胡适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他们似乎都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以为，赵孟頫后来之所以成就了那样一种尴尬人生，或许也与这一“规律”的作用有关。
当然，赵孟頫毕竟还是与一般的孤儿寡母不同，他毕竟属于宋室的“金枝玉叶”，14岁时他便凭着“祖荫”而入了国子监，良好的教育很快使他在诸生中脱颖而出，他16岁时已能在宋朝名画家赵大年的《江村秋晓图》上题识，弱冠之年便创作了《吴兴赋》、《松溪图卷》等。至此，他和母亲心头的那个曾经的希望，似乎就要实现了，至少是从此以后，赵孟頫在一种优越、安逸和高贵的环境中过上一种诗意人生，一定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
然而，在赵孟頫26岁那年，人生正当最美好的年岁，前程将展开一片锦绣之时，宋室覆亡了，他的人生一下子成了问题，而且是成了大问题！
随着元朝的一统江山，是选择做一名前朝遗老隐逸山林，还是顺应世事潮流出仕新朝，这一个严峻的问题别无选择地摆在了赵孟頫的面前，且只能是向左，或是向右，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其实这样的问题是经常出现的，它也便经常拷问着士大夫的灵魂，但只是这一次的拷问尤其厉害，因为这元朝的统治者是被称为“胡”的蒙古人。
在此之前，中国多数朝代的更替大多数只在汉人之间进行，所以士大夫是选择做前朝遗老还是入仕新朝，实际上只是在“新”与“旧”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一次则大为不同。元朝统治政权是一个被称为“胡”的蒙古人建立的空前的全国性的政权，它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汉民族统治第一次全面失败，这对于汉人来说无疑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与此同时，是做前朝遗老还是入仕新朝的选择，不但是一种只在“新”与“旧”之间的选择，更牵涉到民族高度和文化层面上的一种选择，因此，不能不更加的艰难和痛苦。赵孟頫是汉人，这种艰难和痛苦当然不可避免；但对于他来说还要多一层，因为他毕竟又是宋室的后裔，宋朝的灭亡和元朝的建立，对于他来说，不但是“国破”，还是“家亡”。因此，如果说一般士大夫的痛苦是双重的，那么赵孟頫则应该是三重的。
但是，再国破家亡，可人还得活下去呵，总不能真的都去为一个亡朝而自杀殉节吧？
可怎么活呵？
当一名遗老，去过一种隐逸山林的日子，这是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艺术家所首选的应付办法。如画家马远，他从此只用水墨画江南的残山剩水，把自己深深地隐藏在自己的笔墨深处，在他的笔下，山石多峻峭崚嶒，且总是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水草树木总沉于画面一角，凄凉之气氤氲，人称“马一角”。还有一位叫郑所兰的画兰高手，从此画兰皆裸根须，人问其故，他说，只因土地已全被番人夺去，已无寸土。现实生活中，他直至老死，也不再面北而坐，只因为面南者已是番人。还有“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在生活极其艰难时誓不入仕，只以笔墨吟咏为娱，他画墨竹自明其守“节”之志，并题诗曰：“依云傍石太纵横，霜节浑无用世情；若有时人问谁笔，橡林一个老书生。”傲然之气跃然纸上。
赵孟頫当然也最先想到要这样，并且也努力实践了，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在三重痛苦中减少两重。因此，在元朝建立后的最初六七年间，他一直在湖州过着一种“隐于市”的生活，日日以书画为娱为乐，日子过得清贫恬淡。其间，据史料记载，元史部郎中夹谷之奇欲荐赵孟頫出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但被他拒绝了。因此，说赵孟頫的仕元是“完全厚颜无耻的变节”似乎也太过。
然而赵孟頫毕竟不是一般的文人士大夫，虽然他只十多岁时父亲就已死去，对于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等等，他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但多少还是有一点记忆的，而且曾几何时，他们一直都是母亲嘴里永远也念不完的一本大书，赵孟頫听着念着这样一本大书长大，为此而深知自己毕竟是“金枝玉叶”，他需要出人头地，需要封妻荫子，需要出有车食有鱼，至少是不能落魄得因衣食之忧而废了自己所立志献身的艺术！——这一切，如果还在宋朝，自然都不成问题，可眼下宋室已亡，且已过去六年，眼看着“恢复”实质上已成了一句痴人的梦话，眼看着自己已33岁，已过了古人所说的“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
怎么办？
赵孟頫除了痛苦，一定更多时候在观望，在寻觅。
他观望的结果是，许多在宋时比他位高权重者，竟然都一个跟一个出仕新朝了。这些人中给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留梦炎，他是赵孟頫父亲的老朋友，赵孟頫很早就认识这位“世伯”，他曾任宋朝的宰相，自己与他相比，无职无权，实际上只不过是顶着个“皇孙”的空名的老百姓一个。看到像留梦炎这样的人都纷纷入仕新朝了，赵孟頫一定不止一次地想过，自己操翰弄墨的手，从未握过兵符，入仕新朝岂可以“降”字来论；就算是“降”，那么多曾有职有权的人“降”得，我为什么“降”不得呵！
另外还有一点，赵孟頫并不像陶渊明那样讨厌公文案牍，他不以处理它们为累，甚至对经济管理之类还很感兴趣，因此他似乎也想一展这方面的才能，甚至他也曾想，如果弄点这方面的公务办办，或许也能像调弄丹青笔墨一样地得心应手。
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江南名士、时已任行台侍御史的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被“列为首选”，程钜夫找到赵孟頫，力邀他“登朝”。这一次赵孟頫没再拒绝。
二
赵孟頫来到了京城，忽必烈呼之为“神仙中人”，将他比于唐时的李白、宋时的苏东坡，随即封他以官职自然是不在话下，而且一再礼遇、优待有加。史料记载的两件事情很值得一提：
忽必烈初见赵孟頫，便要他坐在右丞相叶李的上方，几乎与自己“促膝并坐”。这可非同小可！一是与礼制大为不合，二是也有碍于安全。当场就有蒙古大臣向忽必烈指出此举大为不当，但忽必烈一笑置之，仍一如既往。
赵孟頫骑马上朝的途中，要经达宫墙边与护城河平行的一段小路。赵孟頫眼睛或许是有点儿近视，有一次，竟然不小心落入河中。忽必烈得知此事后，竟然下令将宫墙后移两丈，将道路放宽。
类似这样的事情，无论忽必烈真正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他将一个“礼贤下士”成语在现实中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一定是不能不让赵孟頫大为感动。再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口口声声痛骂官本位，但一旦某个什么“长”、什么“书记”，说了他一句好听的话，便禁不住心花怒放、喜形于色，若是再请他去“共进午餐”，他跑得比兔子还快。而赵孟頫面对的可是皇帝呵！至此，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赵孟頫将如何应对呢？或许他会想，若不真替人家办些实事，世人一定会骂我不识抬举、尸位素餐了吧！
好在做官其实说难也不难，无非是在保持平衡、经营关系和揣摩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方面能拎得清、摆得平、玩得转，而这一切其实与书、画、诗、文之道有着太多的相通，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嘛！而作为“名满天下”的丹青和诗文皆称“圣手”的赵孟頫，官场上的那点事儿自然也难不倒他。
中国画最讲究构图的平衡，讲究景物人物在图画中的关系，而这种平衡关系，又讲究平中见奇，出奇制胜。在这方面，无论是在纸上还是在官场上，赵孟頫都表现得好生了得。作为一个“南人”，虽然有忽必烈罩着，但赵孟頫入朝之初自然很受蒙古贵族的排挤，处境并不好，但是不久他便以自己的智慧使自己的处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时朝廷为惩治官员腐败有一条法律，贪污两百贯就要判死刑。对此群臣都明知其太苛，但一是心怀畏惧，二是怕人说“心里有鬼”，所以不敢非议。赵孟頫吃透了群臣的这种心理，上奏说，两百贯处死刑是20多年前定的了，如今随着物价上涨，两百贯的实际价值已大不如前了，所以应该对这条法律进行修改。还有，元官吏必须天不亮上朝，稍有迟到便在朝廷之上被脱去裤子当众棒打屁股。赵孟頫对此也上奏大声疾呼：“是辱朝廷也！”赵孟頫说出了朝中许多大臣想说而不敢说和不便说的“心里话”，很是取得了他们的好感，与之关系随之得到了很大改善，而且忽必烈也因此从心里认定他不但敢于“犯上直谏”，而且还很懂经济。赵孟頫对于此事的处理，犹如创作一幅画时的点睛之笔，轻轻一点，满篇皆活，尽得风流。
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赵孟頫似乎是个好好先生，且他的身份和尴尬地位也决定了他只能如此。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他竟然领头参倒了当时朝中贵为宰相的权臣桑哥。其中的秘密实际上全在他善于“听话听音”，能听出皇帝有意无意间的一句话的话外之意，并及时把握住。而这实在与经营诗文时力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字里行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并无本质的不同。
有一次，忽必烈让赵孟頫对宋朝的两位旧臣叶李和留梦炎进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忽必烈以两人面对权臣贾似道的胡作非为所表现的不同，指责留梦炎装聋作哑、不置一词，意思是要自己的群臣不要学留梦炎。然而赵孟頫除了听出了这一层意思外，更听到了更深一层的意味，即忽必烈已不自觉地将当朝宰相桑哥比作了贾似道。于是他便当场与奉御大臣撤里咬耳朵，及时提醒他；后再撺掇撤里领头，群臣众口一词弹劾桑哥。就这样，忽必烈便很容易地来了个顺水推舟，将桑哥罢职处死了。
赵孟頫入朝之初得到的第一个官职是兵部郎中，具体职责是总管全国的驿置，相当于全国兵站的总监，虽然官不太大，但是一个实职。后来他又外放为官。在元朝，汉人外放一般只能做副职，但赵孟頫多数时候都是任正职，即使是任副职，也多是那种有职有权的副职。可见忽必烈将赵孟頫招入朝中并不是只想用他装点门面。这固然有忽必烈对他的信任，但也不能不说与他的确“会当官”有关。
然而尽管如此，一切又并不能改变赵孟頫在朝中的尴尬地位。
元朝实行的是民族歧视的等级制度，其将全国人口分成四等，最高等自然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北方各少数民族），第三等为汉人（即北方的汉族人），第四等即最低一等是南人（即南方的汉族人）。
赵孟頫是标准的“南人”。虽然忽必烈对他礼遇有加，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南人”身份。虽然有皇帝的赏识和看重，但这并不能改变元朝的国策呵，也就并不能得到朝廷实力派蒙古贵族的认同，相反只能得到他们的排挤和妒忌。甚至每当他表现出才干，皇帝有意重用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反对。所以，赵孟頫在“被荐登朝”之初的数年内，不但官一直做不大，甚至连家庭生活也一直很拮据，以至于“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元史·赵孟頫传》），英明果断如忽必烈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对赵孟頫予以照顾，赵孟頫在朝中的尴尬地位可想而知。到了武宗时，有一次皇帝要赏赐赵孟頫“五百锭”，竟然担心“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也就是怕有关部门找借口不给，特意吩咐身边人员，从皇帝的小金库里拿钱。这样的事情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被记录在有关史料中，由此可见，赵孟頫虽然在朝中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做事，但仍然处境尴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