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平日以忠信对待他人，怎么会不被他人信任？如果我平日里能以礼尊敬地待人，怎么会有人对我说侮慢的话？即使他人存在不对的地方，也不至于破口大骂。如此的愤怒暴戾，几乎忘记了自己和亲信还在此处！这件事情有三个大的过错，第一是平日里不够敬重诚信，导致误会太深；第二是有时一语不合，就忿恨无礼；第三是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后，他人平易，我却依旧强悍不近人情。不说出粗俗、伤人的话，怨愤之言也不会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些都不了解，怎还敢奢求其他？要从此谨记，切记，切记。
人不省思，难有自知自明；人不羞愧，无以知耻后勇。常见泼妇骂街，在于其不知省思。如果以为自己无咎无过，那也就关上了成长的大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过而能改，方可不断长进。改的关键就是能自知，能自明，能知耻，能后勇。《三国演义》里塑造诸葛亮的形象，并不是说他百战百胜，而是强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感动后人；再就是描述他如何错而能改，败而能全，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将苑·自勉》中说：
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骄者招毁，妄者稔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
那些骄横狂妄的人，必然自大躁动难以自持，这样就容易给敌人留下进攻的机会，进而自取灭亡。关羽败走麦城，就是因他平日骄横狂傲所致。而那些言语过多的人往往轻浮不实，这样必然降低他在团队中的威信。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尽量少说一些无关紧要、轻浮琐碎的话。在关键时刻必须要发言的时候，更要斟酌揣摩如何使自己的话简练厚重，一语中的。所谓“言多必有失”，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使自己说话更加得体，稳重。
作为一个管理者，应该赏罚得当，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不避微，罚必取贵。只有这样，才会在团队中树立起威信，才会博得属下的拥护和爱戴，也只有这样的团队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张飞敬爱君子，而厌恶小人。刘备常常告诫他说：“你刑杀太重，并且天天拿鞭子鞭打士卒，今天将令在你的手中，是惹祸端的来源啊。”张飞仍不戒慎。果不其然，刘备攻伐吴国的时候，张飞率领士卒万人，从阆中出发，到达江州。发兵的前夕，张飞帐下的将领张达、范强把张飞杀死，砍下张飞的头，顺流投奔孙权去了。张飞性情豪放有余而谦谨不足，最终因此丧命。
关于“自责”修养的论述，《曾胡治兵语录》中也讲道：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人只有在经历苦难后才能真正地成长，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之所以能够从普通人变成“人上人”，就是因为在“苦中苦”里磨砺锻炼了自己，使得自己的修为与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
中国历代王朝似乎都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祖上打天下的时候风餐露宿，马革裹尸，开国之初的几代君王也大多能够励精图治，可王朝中期以后的君王，皆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就难免出现那些既无“文治”又无“武功”的亡国昏君了。其关键在于，后代有优裕的物质条件，子孙自幼不必磨炼便可安享国家和社会的优待，以致少年跋扈，在下属的奉承中自以为才学盖世，浪荡浮华，最终毁在不知天高地厚上。这也是中国很多家族企业难以长久发展的原因。
经历磨难的人，往往由难察易，见微知著，胸怀坦荡，既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放弃追求，也不会因事业成败而迷惑失措。举例来说，鲁肃为人方正严格，不在意娱乐玩饰，节俭简约，不迷恋于世俗的喜好，治军严正，发布的命令一定执行，虽在军阵之中，手也不离开书本，思想宏远，有超过一般人的聪慧。周瑜死后，鲁肃作为东吴的大都督，独支危局，虽然无论武功还是韬略都不及周瑜，但他凭借严于律己、做事谨慎而又勤勉力行，使得东吴能够稳定发展。
广远：一要“上接天线”，深入领会上级领导所传达的精神，二要“中接网线”，充分了解和学习身边的人，三要“下接地线”，要与下级或底层人员建立好联系，此为“广”。在把握现在的处境和问题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预测出事情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即为“远”。
“广”即“开阔”，言思虑较全面；“远”即“纵深”，言考量较久远。作战决策的谋划考量，要做到“上接天线、中接网线、下接地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所谓“上接天线”，就是说要深入领会上级领导所传达的精神；所谓“中接网线”，就是说要充分了解和学习身边的人；所谓“下接地线”，就是说要与下级或底层人员建立好联系，充分地了解、把握他们的所思所为，此为“广”。
所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是要在充分了解、把握现在的处境和问题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预测出事情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即为“远”。《曾胡治兵语录·将材》认为：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为将要智略深远，胸襟开阔。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当年刘邦攻下咸阳，各位将领纷纷争夺王府中的金银财宝，将其瓜分带走，只有萧何，最先进入秦国丞相御史令等法令书籍所藏之处，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细致地了解天下各处要塞，户口的多少，各地的强弱，民众所苦恼嫉恨的事物。这就是目光远大，思路缜密。
《将苑·将器》中说：
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此天下之将。
在选拔将领的时候，要根据人不同的格局来任命给他们不同的职权。格局不同，人的层次也不同：
善于监督别人、挑毛病的人，虽可以让大家服从，但这种人只能做最低级的管理者，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管理的规模；
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谨慎入微的人，可以管理一百人的队伍，这种人往往爱岗敬业并且善于沟通和交流；
坦率而有思虑，勇敢而善于作战的人，可以统领一千人的队伍，这种人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同时又坦率果敢，能够以身作则；
相貌堂堂，知人善任，体察冷暖，这样的人可以做万夫之将；选贤任能，谨言慎行，心胸宽广，善于理事的人可以为十万人之将。“闲于理乱”，有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这一点区别于“十夫之将”。
当管理规模较大的队伍时，那种事无巨细、无不亲力亲为的工作方式是不现实的，只有善于选贤任能，善于协调运作，才能够提纲挈领地把工作做好。韩信带兵“多多益善”，说的就是他能够运筹帷幄，安排手下的人各司其职，很好地调动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
天下之将是对军队高级将领格局的描述：对待部下、百姓的时候要秉持仁爱之心，这样就能够内得民心，外交诸侯，能够坚持诚信、秉持道义，在各国间树立威信，赢得他国的赞许与支持。
在这其中，最难的是“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即要求为将者博学多才，具备全面的业务素养。行军打仗，对天气变化、地理形态、人员管理等都有全面的要求。在古代，人们仅能够用肉眼观测到天气变化，若能够预测出未来几天的天气，就可以据此来安排军事计划。如诸葛亮借东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是小说作者“欲显孔明之智而近乎妖”，实际上根据星象、历法以及动植物的微妙变化，都可以对气象进行预测。“下识地理”就更容易理解了，《孙子兵法》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讲在行军、作战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对哪些地形有利，哪些地形有害，都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格局宽阔，胸襟博大，四海之内视如家室，方可为天下折服。在古代，地区文化差异较大，能够做到这点其实是很困难的，也正因如此，那些能够摒弃地区和族群之别，拥有博大胸怀的人，才能最终成就大业。
赵武灵王摒除“华夷之辨”的局限，果断推行“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在战国中后期迅速成为七雄之中的强国。秦皇汉武对于开发西南、东南都很积极，促进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北魏武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率先着汉服、改汉姓，吸收汉族的先进制度和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的发展壮大和南北民族的融合。唐太宗李世民具有鲜卑血统，这使得他摒弃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偏见，在朝廷上唯才是举，使少数民族将领得到重用，在民间更是鼓励民族交往和通婚，一系列举措不仅为自己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更是成就了大唐王朝的盛世。
能成大事者，不是因为其家业大，资金足，而在于其胸怀博大，眼界开阔，既能目光长远，又能思路缜密；既能担当大事，又能注重细节；既能进行战略规划，又能遂行战斗任务，这才是开合有致、进退有据、宠辱不惊的将帅素养。
四、将材：明得失、用刚柔、晓顺逆、通性情
所谓“将材”，指的是作为一名将领所应具备的能力。《将苑·将材》中把将领分为六种：
一是仁将，这类将领善于用道德去引导属下，以礼制约束属下，能体察属下的饥寒劳苦，以仁爱之心去关爱属下。
二是义将，这类将领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秉持天道大义，不为名利所动，甚至置生死于度外。
三是礼将，这类将领身份高贵却不骄傲，打胜仗而不恃功自大，贤能有为而能屈居下位，刚毅果敢而能忍辱负重。
四是智将，这类将领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一切皆能运筹帷幄。五是信将，这类将领赏不避微，罚必就大，军纪严明绝无私心，能在军队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六是大将，这类将领见贤思齐又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又刚毅果敢，勇冠三军又满腹韬略。这六种将领，各有不同的特征，不可能一人全部具备，而应作为一种德行方向，成为衡量一个将领才能的参照。这个定性式的参照显得过于笼统，我们可以结合更多兵书，来看一个好的将领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才能。
明得失：一个将领，最忌讳不知得失进退，如果说进退是战术问题，得失则是战略问题，这其中不仅是个人得失，更是国家、组织的得失。对个人而言，有时候进不一定是好，所以曹操对劝自己称帝的人说，这是将他架在炉子上烤。
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清楚每一次举动的得与失，力求全面地考虑问题，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行动。如果利大于弊，就选择行动，并要防止不利局面的出现，或者将不利的结果最小化，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在行动之前考虑清楚的。对于这点，《将苑·将善》有如下表述：
将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者，所谓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
将领首先应该具备的五善，实际是四种指挥能力：一是善于了解和把握敌情，并做出合理的分析，根据敌我形势的对比和变化，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这就要求将领抓住机会，避实击虚，实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说的就是要有全局观，要深谋远虑。
二是善于把握进退之道。要懂得何时进、何时退，如何进、如何退的道理。所谓“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自足”，即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第二层是“以退为进”。“退”的目的在于“进”，一时的退避，实际在为前进一步蓄积力量。
《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卢藏用想入朝做官，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此得到很大的名声，终于达到了做官的目的。这是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古语说“伴君如伴虎”，作为臣下更要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高人蔡泽所论述的“进退盈缩，与时变化”的道理，以告诫功臣要学会退却。他说，商鞅为秦孝公实行变法，统一度量衡，调整赋税，开垦土地，教授民众耕种的方法，操练士兵，使秦国家富足，天下无敌。商鞅功业初步建成，却被处以车裂。
楚国拥有百万的士兵，秦将白起率军作战，一次战争夺去了楚国的鄢地和郢地，再战销毁夷陵，南攻吞并蜀、汉，北攻赵国，坑杀四十万赵军。赵、楚两国慑服于秦，畏惧白起的威猛。可当白起夺下七十多城时，却被赐死在杜邮。吴起辅助楚悼王变法，罢免无能之辈，废除无用之官，使得楚国政风整齐；楚军南攻下杨越，北吞并陈、蔡，破除诸侯对楚的围攻，在此时，吴起却被肢解了。越大夫文种为勾践开辟荒野，建立城邑，栽种谷物，集中国力，灭掉强吴，却被勾践杀害。这四个人，都是在成就功业之后，没有及时离开，招致了杀身的祸端。因而，高明的将领能够不恋战，不贪权，不慕荣华富贵。范蠡懂得这个道理，超然远避，成为了富有的陶朱公；韩信不懂此理，直至临死才发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叹，而同朝为官的张良就深识此理，懂得功成身退，得以保全其身。
三是要掌握国家的虚实情况。指挥员不仅要掌握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更要关注双方国内情况，因时因地调整作战计划，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兵法百言》指出：“善用兵者，审国势己力，师武财赋，较于敌以立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越国向吴国借贷粟粮，第二年的时候，越国的庄稼成熟了，挑选了精良的粟种，用锅蒸熟，还给吴国。吴王得到越国还回的粮食，对太宰嚭说：“越国土地肥沃，粟种很好，可以留着让我国的百姓耕种。”结果粟种不能发芽，吴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越国趁此机会讨伐吴国。
四是要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晓人事。这样才会综合各方面因素，制定作战策略以取得胜利。《明史·朱升传》记载朱升在石门归隐，多次躲避官兵、盗贼的追捕，朱元璋来到徽州，因邓愈推荐，召朱升来询问天下事务。朱升回答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正是听从了朱升的建议，低调扩军，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实力，最终建立起朱明王朝。
《将苑》在此基础上，还对将领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战欲奇”。行军打仗要出奇制胜，即《孙子兵法》所讲的“以正合，以奇胜”。《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霍去病，因擅长骑马射箭，两次随从大将军出征，奉皇帝的诏命，分拨壮士给他，并任命他为骠骑校尉。由于卫青为主攻，霍去病率领轻骑八百，直驱敌军指挥部，以奇兵取胜，一战成名，被封为冠军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