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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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铭心往事(1)

岁月虽然带走了几多轰轰烈烈的场面,却也留下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

李忠公

“户口兵”这称号是有特定含义的。那是1967年初,我们老知青造反派中部分敢作敢为者,组织起来闹回城。这勇敢率真的行动,这合理合法的要求,革命的红卫兵们不但不理解,反而轻蔑地给老知青扣了一顶“户口兵”的黄帽儿。

37年过去,岁月如烟,斗转星移,时空变换。如今再来细看那“黄帽儿”,再来细品个中滋味,苦涩涩酸叽叽直教人难咽难纳又难受。

从户口簿在家中如贵重物品被锁在了柜子的抽屉时起,上面所登记了姓名的人,也犹如那不起眼的本本一样,被锁在了它规定的空间里,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从懂事时我就知道了它的珍贵、它的分量。记得小时父亲说过:“哪朝哪代不是这样,官得管民嘛!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也有保甲制吗?”特别是它上面登记的家庭成分一栏,更是重要,大意不得,乱写不得,因为从读小学开始,只要填报什么表之类的东西,就前排中者为本文作者得照着它来。

下乡上山的老知青中,有豪情满怀的,有天真幻想的,有踌躇满志的,也有无可奈何的、逃避现实的、赌气的……不管什么类型的,都明明白白地或糊里糊涂地上了山下了乡。殊不知,那些只有十五六岁,甚至更小的知妹知弟们,相信了别人的鼓动,真心诚意从父母锁着的箱箱柜柜里千方百计偷出户口来,让别人从上面抹掉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三两年荒山野岭的搓磨,在风里雨里泥里摸爬滚打,尝到了世态炎凉悲哀人生的苦楚,才翻然醒悟,才意识到那小本本对自己人生的重要。又适逢那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于是乎便有了走回头路的人,便有了“户口兵”之说。

我算不了先知先觉那一类,只属于明明白白之列。高考前,在南岸区粮食公司守大门的父亲对我说:“老八,今年你考上了大学算你运气好,考不上是符合规律的!”1962年考入四川大学的七哥说:“我们那年是看在自己成绩好、表现好的分上才被录取的,虽然你条件比我还好,但今年有点悬!”父亲掐指都能算出我的命运,自己又何尝没有预感呢!

1964年高中毕业教育时,同学们热烈讨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为论题“工人农民与工程师教授对国家谁的贡献大”争论得面红耳赤。身为班长、学生会学习部长的我,毫不含糊地支持“工程师”论,没想到在校毕业生大会上学校教导主任黄大永居然说此论是鼓吹“白专”,不点名地批评我。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高考前竟失眠而服安眠药。填报志愿时专选最差的大学和冷门专业,连“西南民族学院汉语言专业”也囊括在内,即使明白毕业后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当个语文老师也在所不辞。符合规律地,我落榜了,而班上“不一定论”的领头陈玉华同学,虽然成绩差,却留校当了专职团总支书记。

在家如坐针毡,苦熬时日。经过百日炼狱,怀着视死如归的气概向父亲要来户口簿,决定到农村去找出路。父亲长吁短叹道:“其他弟兄读不成书我不心痛,唯你读不到书我真心痛!”无奈之下父亲让我把自己的名字从户口簿上抹掉了。

1967年初,知青们的造反毫无结果,识时务者都各自散去,各找自个儿的出路去了。

不少老知青加入到了“户口兵”的行列中,以各种形式欲索回那本该属于自己的、宪法赋予公民人身基本权利的象征──户口。

1968年8月,重庆造反派武斗升级,着名的“八·八海战”过后,很多重庆人躲避武斗去了成都。由于林场已被砸烂,好多知青都回到了家中。邻水县风垭林场老知青余立和我,还有华蓥林场的蒋光曦、古路林场的张益庭、柑子林场的曾敬文等不约而同地到省城成都上访,大家是住在“省革筹”接待站时相遇的,我和余立根本不知道他们心怀鬼胎,蒋光曦算是先知先觉者类,他给我俩透露了天机。

“好多人都在办户口,你们还不晓得嗦!”他笑道,“在知青中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办户口?啷个办?”

“你们到成都来不办户口又干啥子?”

“看看形势嘛,反正吃饭又不要钱噻!”我们真是没那打算,只是巧遇了。

在我看来,那户口哪是恁好办的。“你恁个不开窍,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大道不行有小道,正门不行还有歪门嘛!”于是乎他如此这般戳破了那层纸,道出了不晓得是哪位聪明人被逼而出的歪点子来。

“那都得行吗?”

“当然得行啦,前面有人办都办回去了,你还不信嗦!”

户口簿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页,对我们来说,拿出去容易,拿回来难矣!摸到良心说,哪个老知青不想把户口弄回城去?上学也好,工作也罢。该立于世立于业立于家时还糊不了口,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还能言其他。说齐天杵齐地,那个东西栽在了农村,这辈子随便啷个整,都有点恼火了。

要归功于那“十年浩劫”,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思想解放。我不再听信空洞的说教,开始怀疑那“脱胎换骨”之说,动摇了过去的清教徒式的虔诚。虽然从造反那天起,便背叛了先前的“背叛”,但真要让自己置身于真枪实干的“户口兵”之列,真的要点勇气,还得三思而后行。

其时,心里非常矛盾。顾虑有三:一则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户口没办到,真给戴上了“黄帽儿”,以后有机会安排工作恐怕也给搅黄了;二则怕办到了拿回去上不起,哪来口粮吃;三则怕退回去挨整日子更难过。但那天边升起的希望之星,真的好诱人,真的好迷人。能回城,能回家,就是扫厕所都愿意!余立对我说:“那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办得成还有一线生机,办不成充其量也是当农民而已!”

“宪法不是赋予我们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么?即使办不到也犯不了好大一个法!”蒋光曦说,“现在都横扫了一切,打倒了一切,当官的都自身难保,哪个还来管你办不办户口!”

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渴求,都有一种奢望,一个明明白白的目标,但必须通过反叛,通过斗争,甚至要牺牲明天才能得到,这真是用青春去赌明天。

思想虽然通了,我仍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一种负罪感,成了真正的“户口兵”。

在去上访接待站之前,我们几个老知青聚在一起商量策略。曾敬文首先告诫大家:

“呃,我说,就是我们几个晓得这事,就莫要再给其他人说了,耍得再好也莫说,晓得的人多了都去办,我看都会搞不成。”蒋光曦考虑得更细致,他说:“这几天,我们不要一同去,各去各的最好,免得让上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怀疑。”他接着说:“理由也不能写成一样,编也要编得像点才行,不然别人一看,这两天啷个邻水恁多知青来开证明?一个电话打下去,煮熟的鸭子也飞了。”

翌日上午,余立先去四川“省革筹”上访接待站,没多久他便得胜而归。他详细地把整个过程讲给我听,“省革筹”接待站的同志很同情知青,要返回当地要求开证明的有求必应。下午,我独自一人去了上访接待站,上访的知青不多,在我前面的只有两三个。我坐在长条椅上细心地听前面的人讲话,接待的工作同志边听边作记录。当轮到我时,先申报家门,接着便讲了些社办场的问题和知青的艰难处境,言词恳切。最后,以上访耽误了“抓革命、促生产”回去怕遭打击迫害为由,要求接待站开证明,说明情况,特别写明不能歧视、迫害等条款。工作同志听我反映的问题实际且具体,和颜悦色地又开导又安慰,表示一定把问题反映上去,要求我们回当地“抓革命、促生产”。

看到他把证明写好递给我时,悬在嗓子眼里的心才落了下去。其实写什么一点不重要,要的是那个省上访接待站鲜红的大印。当我们每人怀揣一张命运的路条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时,为希望即将变为现实而兴高采烈、欢呼雀跃。但冷静下来后,心中又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与忧思,瞻念前程,无尽的渺茫。

第一仗顺利地取得了胜利,莫高兴得太早,以后的路是坦途?是小道?还是万丈悬崖?谁也说不清!

1968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回到邻水,县政府早已被打翻在地,取而代之的是“县革筹”。革命派斗斗停停、合合分分,为瓜分政权闹得不可开交。“县革筹”是由各派力量凑拢来的,成立的生产指挥部等组织,主事者都来自县武装部,对很多政事他们并不熟悉。

张益庭在知青朋友陪同下,来到县生产指挥部,找到管户口方面的同志,要求开具证明到公社下户口回城。开始他们总是推诿、搪塞。气愤之下,知青们便与他们大吵起来。

最后,他们一是看知青气势汹汹,再则又有“省革筹”接待站鲜红大印的证明摆在眼前,无奈之下便为张益庭出具了到公社下户口的证明。拿着县里的证明到公社,便立即办到了日思夜梦的户口迁移证。

看见张益庭成功的前例,我心释然,“县革筹”那班人马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不会见了尴尬难堪。沿其路径如法炮制,我毫不费力就拿到了那梦寐以求的一纸户口,好像获得了迁徙自由权利似的着实高兴了一阵。而那似幽灵般的怅惘与虚空总是时不时来叩心扉,让人心神难宁。去成都的几个老知青,先后数日都拿到了户口迁移证,其时公元1968年9月初。

蒋光曦、张益庭、余立和我都顺利地办到了回城的户口,但没有哪一个心里踏踏实实地高兴过,一时的兴奋总与侥幸结伴而行,似乎兆示着前景光明。虽然以后的那段经历各不相同,但老知青的命运却始终是一样的。

我怀揣户口迁移证回到家,家已今非昔比,根本不敢向父母亲提及户口迁移之事。

父亲瘫卧病榻一年有余,气息奄奄。为伺候病父,母亲上街买菜,天雨路滑,急匆匆摔倒在石梯上,摔成了脑震荡合并脑溢血,在医院昏睡了七天,瞳孔都已放大,医生告诉家属准备后事了。或许是牵挂卧榻的老伴,还有不能自立的老八,她到了阴曹地府的门口止足不前了,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后来母亲勉强能下地行走,做点轻巧的家务。十几个兄弟姊妹的特大家庭,只有在玛瑙溪生产队当农民的九弟与两位病老长相守。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里挑大粪抬连二石,累得来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睡着,睡着就不想起来,根本无法照料生病的父母,我归家便承担起照料父母的担子。

能干好强的母亲哪里要我顶起干活,“三分病,七分撑”是她的口头禅,除了给父亲翻身、换床单之类的重活她干不了的让我干外,煮饭炒菜没我的份。父亲越来越不行了,屎尿在床,褥疮溃烂,只能活天天了。1968年10月家父辞世,唯其八子独自一人在床边坐看父亲喘了最后一口气,静静地闭上了那双看透了世事的慧眼。我居然没有一滴泪,然心痛至极,劝慰痛哭中的母亲不要过分悲恸伤了还未复原的病体。

送走父亲后,摸出那户口迁移证,也不敢给母亲讲,只给九弟提及了此事。他说:“能办回来又怎么样?你看这家啷个办嘛!我在家也是当农民,你又能干啥?”前思后想,我还是向玛瑙溪派出所走去。然数过其门而不敢入,不知为什么,竟在关键时没了勇气。

新中国诞生后,虽然二姐参加了志愿军,家有一块“军属”牌牌,没有谁找过多少麻烦。但每况愈下,特别是“文革”初,已有红卫兵进过家门“破四旧”了,以后如何,难以预料。或许是不想再给这般衰败的家找麻烦,或许是怕派出所识破自己拙劣的做假伎俩,碰到管段户籍哪敢开口,看到他一脸峻相便不寒而栗,急忙躲开。在那人鬼不分的年代,我们这等家庭只有衰落破败之份,哪敢有团圆兴旺之想,更何况心怀忐忑,惴惴不安,似做了贼一般,揣着那迁移证如怀揣着炸弹。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连母亲的户口也从本本上给抹掉了,要退回原籍。因为我们那本本上成分栏中的“工商业兼地主”里沾上了“地主”的边,连“工商业兼地主按照工商业者对待”的老政策也全然不要了。母亲的户口都给吊在了半天云,哪里都上不起。我就更不敢奢望了,只好把它揣在怀里。

夕阳余晖,黄桷晚渡,下河街22号河边的家,虽然穷愁潦倒,还是名噪过一时的。解放后我家七个兄姐弟妹同时读书,哪个在班上不是名列前茅?济济一堂的热闹,着实让邻居们同学们赞扬和羡慕不已。那热闹的人气已随河风飘散,那兴旺之象已随长江水向东逝去。

这家恐怕是回不成了,但我也不轻易死心,揣着那来之不易的迁移证,提着油画箱在重庆、成都、乐山、宜宾的南溪县,给造反派画大幅毛主席像“毛主席在延安”、“毛主席去安源”,三米、四米高的大幅像换来赞扬、同情和一口饭吃……结果,余立的户口上了。那是一个偶然的原因,派出所新来的女所长值班,既不熟悉政策而又自负的她看到手续齐备便办了上户手续。后来清理户口时,办事员是他母亲的一个学生,见他又是独子,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没有再回山乡了。但等待他的是多年的临时工和体力活,混口饭吃而已。老知青的命运不管回城还是下乡皆如斯。

张益庭回城后没有上到户口,又没有了口粮,不久就“兵退”林场,后来在古路公社插队落了户。蒋光曦的户口通过在长江橡胶厂当人事科长的哥哥找关系给上了,直到老知青插队后,街道清理户口时,怕牵扯到其兄,他才又把户口拿回了邻水县。又不好回原华蓥公社,迁到了古路公社去落了户。

我直至林场知青插队前,才把户口拿回公社去上了,还领到一年多的粮票,卖了好几十块钱。后来的当权者们,也没有给“户口兵”定一条罪状,不知是法不治众还是网开一面的大度。

插队落户,留给老知青们和后来的新知青是同一条路,但老知青这条路仍然泥泞、坎坷、艰辛、苦难得多。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里,在我们这一群老知青身上烙上的是原罪的印痕,绝非我们可以选择、可以逃避得了的。美好前程,也不是我们可以用无价的美好青春去赌得来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这就是我们的厄运。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邓公小平复出后,知青开始调工作。“先上船,后起坎”,后来者新知青走了,先来者仍无路可走。大学恢复高考了,一年不行,两年,三年,老知青中原来的初中生中的佼佼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也走了。而六四、六五届高中毕业生,无论多优秀,仍然无路可走,连考大学的资格因年龄较大亦被剥夺了。只有父母可“顶替”

的走了,剩下的是多数,最终名正言顺地以各种病、残之名,把户口迁回了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

看眼前的年轻人,国内国际上大学,全球各地找工作,好不风光,好不快乐。就连农民工现在也可以“打飞的”全国去打工,到城市去买房安家。迁徙自由不再是一纸空文,也不再是宪法的华丽装饰,而真正给予了人民,这是历史的进步。

由是观之,我并不为曾经是“户口兵”而感到惭愧,感到内疚。对我来说,“户口兵”是我今生今世不会忘却的心痛,“户口兵”是我们老知青心上的一道创痕、一块伤疤。祈愿泱泱大中华的历史不要把它忘却,也不要让它重演。

作者简介

请见《天路迷茫》后的作者简介。

留痕-一个老知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