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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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生命的驿站(17)

我没有搭腔,对阶级斗争这些话题,我总是有些过敏,还是李为贵插进来用安徽话和他拉起了家常,我才轻松了一些。到了徐州,转乘汽车来到他家附近的马店镇。在镇上,为贵用茴香换了六七十元钱,有了本钱,心里也踏实了。

一到三黄寨村,他的叔叔带我们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知道我们的来意,表示欢迎,但对我们能否制出肥皂却将信将疑,要我们先试一下再说,并把我们安置在荣誉军人李为相家里。李为相在朝鲜战场负了伤,一只眼睛失明了,因此每月能享受一份粮食补助。

1960年过苦日子时,他总是匀出一半补助粮食给弟弟,老婆不答应,他一气之下就把老婆打跑了,从此成了单身汉。李大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家的房子是土坯屋,墙是用泥巴垒的,很矮,房顶结构看来很别致,用杂木棒、向日葵秆、麦秆编织而成,外面糊上泥,颇像南方的茅屋。

李大哥带我们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矮小的土坯房排成一排,每家门口种着几棵白杨树和槐树,周围是队里的庄稼地。这里属淮北平原,放眼眺望,一马平川,火红的太阳炙灼着每一个角落,丝毫也不比南方的日头逊色。夕阳从远方的村庄后落下,家家屋顶冒出缕缕炊烟。因为没有山坡,没有树林,没有高大的建筑,也就没有阴凉,夏日的傍晚显得比南方还热。入夜,我们和村里的男人们都睡在村口的打麦场,老少爷们都将裤衩挂在树上,光着身子睡觉。看来,北方人比南方人还会乘凉。

第二天,我们在李为相家里架起两块石头,放上个大陶钵,用牛羊油和烧碱开始了土法制皂。熬了十几个小时,油和水总是不能相融,我和为贵汗流浃背。其实小样试验我在长沙做过,无非是油和烧碱进行皂化反应,然后加入填充料。牛羊油和固体烧碱是制皂极好的原料,可这次偏偏就是做不成。李大哥站在旁边也干着急,赶紧拉起风箱灶给我们煮小米粥喝。我们一边喝粥,一边听李大哥讲朝鲜战争的故事。有一次,他们部队被美国兵包围,苦战了两天一夜,终于胜利突围。我苦笑着对李大哥说:“如果肥皂做不出来,我和为贵就打道回府;如果肥皂厂能生产,是您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请您当肥皂厂的政委。”

经过反复试验,调整配料的比例以后,肥皂终于制成了。我们三人一起边吃早饭,一边商量下一步工作。为贵建议用烧饭锅先做上一锅,给全村每家送上一小块。另外我们还得给肥皂起个“名号”,李为相建议叫“贫农牌”,为贵说叫“公社牌”好。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不妥。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里提到“亦工亦农”,我们是农民办工厂,肥皂就取名“五七牌”吧。只是肥皂太少,村里每家分不到一块。李大哥建议,肥皂不够,就多加点水。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给每家送去一块像牛皮糖一样的“五七牌”肥皂。

第二天傍晚,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水渠对面大声问我和为贵:“喂!光脚鸭子,你们的肥皂为什么叫“五七牌”?”淮北人穷,但一般怎么都得穿双鞋,看到我们老是赤着脚,觉得特别,所以有时叫我们光脚鸭子。“小家伙,这还不懂,你们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都不知道?”““五七牌”的意思谁还不懂,就是每块肥皂只能洗五到七分钟!”一位小孩俏皮地说。

不管怎样,“五七”牌肥皂终于诞生了。

为了正式投产,我和为贵准备去蚌埠采购一些原料,单程有一百一十多华里。为了节约开支,我俩决定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简易公路,当地叫“晴通雨阻”公路,这条窄窄的公路上稀稀落落地跑着几辆汽车和胶轮车。淮北平原虽然平坦,却没有钱修路,公路未铺砂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就像沼泽地一样。

我和为贵将解放鞋背在背上,光着脚赶路,一图凉快,二图省鞋。开始,我们边走边欣赏平原的风光,不觉得累;而我们赤着脚赶路倒招来了不少好奇的眼光。走到七八十里地时,腿就酸痛起来。快到蚌埠已经很晚了,干脆在马路边草地上躺下来休息。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脸上和脚上满是蚊子咬的疙瘩。穿上鞋,在路边池塘里洗了个脸,拍打净满身的尘土就进了城。买好原料,赶紧去买回头车票。恰好那天天气好,车站挂出了“晴通雨阻”线的售票牌。买完票,口袋里只剩下了两分钱,肚子饿得咕咕叫。两分钱只好买一条菜瓜,为贵掂量了一下,从中分开,每人一半。虽说是随手分开,在我心中的天平上两块菜瓜重量绝对是相等的。

回到村里,生产队腾出间房子,“五七”厂挂牌开张了。我们先用铁锅熬制好肥皂,像做豆腐一样倒在一个四面能拆开的木箱中,冷却后用钢丝切成块,然后用模具给每块肥皂压上“五七牌”大印,肥皂正式出厂了。

村里人轮番来参观“五七”厂,三十来岁的大嫂们全都光着膀子,两个奶子一甩一甩的,赤膊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聊天。起初我们很不自在,后来细想起来,她们和我们光脚走路一样,图的是凉快。

李为相的工作是担水、烧火,还管煮饭。烧火用的是省柴的风箱灶。风箱一拉起就腾起火苗,一停火焰就下去了,这样可以节省柴禾。经过反复琢磨,肥皂质量倒还不错,拉到集市上去卖,很快销售一空。小肥皂厂开始赚钱了。那一天我们为李为相添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凳子。李为相还特意请队长、会计吃了顿饭,商议结果是这个厂由生产队来办,我们拿工资,于是皆大欢喜。

工厂越办越红火,来订货的人也不少,不到一个月,赚了几百元钱。队上给每家发了两条肥皂、两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买了原料准备大干。队长跑来为我们打气,他说:“小周,你别回去了,在村里跟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全村都是贫下中农,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说了算。不过你们吃惯了南方的大米饭,这儿的窝窝头你吃得下吗?”“好,干就干,只要能当贫农,窝窝头我爱吃。”

那天早晨,李大哥刚将缸担满,准备开工,突然闯进来一伙戴红袖章拿长枪的人,自称是“马店贫下中农造反军”。有个领头的高个子宣称,肥皂厂是地下黑工厂,是搞投机倒把,全部财产要没收上交。李大哥怕我吃亏,一手揪住大个子,一手抓他背上的枪气呼呼地往外推,边推边喊:“肥皂厂是我办的,你把老子怎么办?他妈的,你的枪口对准谁,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的枪我都不怕,还怕你的吹火筒吗?”来人知道李大哥是打过美国鬼子的荣誉军人,而且有股连老婆都能打跑的傻劲,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乡亲们趁机跑上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在老乡们的掩护下我们溜出了大门。那伙造反派最后还是把我们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作为他们的战利品用大车拉走了,临走时还狠心砸了我们的锅灶,在门上贴了封条。

回到李为相家,三个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一筹莫展。肥皂厂完蛋了,我们的希望成了肥皂泡,贫农没有当成,还差一点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走……真是祸不单行,这时为贵突然喊冷,紧接着哆嗦起来。我连忙将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他嘴唇发乌,牙齿叩得直响,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片刻又推开被子喊热,大汗淋漓。发烧过后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病急乱投医,李为相在村东找到膀大腰圆的李四卿,要他想法治。李四卿赶紧回绝:

“俺大叔,您好糊涂,这些年靠队上分给我两担地瓜干能活得下去吗?在外地跑码头卖的药都是牛粪晒干碾碎做的。牛吃百草,百草都是药;我的药是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治不好。”

村上派人骑车到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疟疾,给了些药片。药片倒挺灵,服下后为贵再没有发作过。

已是11月底,家家都缝好棉袄准备过冬。冬天是这里最难熬的日子,吃的、烧的都成问题,去年大雪封锁了交通,家家户户锅内煮的、灶里烧的都是地瓜干。为了不加重乡亲们的负担,我们决定在寒潮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天一变想走也难了。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来送行,我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徒步走出了漫长的“晴通雨阻”公路,来到京广线上的滦河车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时寒风凛冽,下起鹅毛大雪,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学生服,冷得紧缩着身子。回想起淮北平原几个月的生活竟像是一场梦,回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离长沙愈来愈近了,我却是有家归不得,我真不知道,何处是归途……

1979年,大学的年级主任通知我,我那毕业于北京大学、满怀报国志向、在1958年被打成漏网右派的父亲终于平反了。

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于方舟》中,当时的河北省地下党书记“于方周”说出了我祖父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当时华北新闻的总编辑,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营救地下党员的事实,其中有不少是中央领导同志。

2004年4月16日央视国际播放的《五四运动在天津》的历史回顾中,报道了我祖父为天津“五四运动各界联合会”新闻界代表的历史事实。

2001年天津市政协出版了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祖父作为“不平常的报人”入选,原书指出:“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而且与马千里、于方周等人一道参加五四运动;亲聆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得到冯玉祥的信任和资助;由两名共产党人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数次参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并与《新天津报》的刘髯公、《大公报》的张季鸾两度开展论战;在军阀混战下苦苦挣扎……天津报人中有这样传奇经历的人实不多见,故本书选他作为近代天津十二报人之一。”

这就是我家几代人背着的历史原罪,它压在我家身上几十年,这公平吗?不,不说这些了。

作者简介

周永生,男。湖南省长沙市三中毕业,1964年插队下放到湖南省江永县红旗公社,1969年转点到浏阳县洞阳分社,在农村劳动13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湖南医科大学学习,后在医院及研究所工作。现在长沙市医学会工作,任内科主任医师。

回家

刘天立

在20世纪60年代,成都到原西昌专区会理县的公路里程大约为七百五十公里,成昆铁路未通车前,坐长途客车回成都需要四天,票价为36元。这对于从成都到会理县插队落户的知青来讲,相当于一个全劳动力五个月左右的劳动收入。要买车票乘车回家,是极不容易实现的奢望。因此,尽管我们这一伙1964年4月下乡时才十六岁左右的小青年天天想家,但一直到1966年初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回家,只能在宁静的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朝思暮想的回家梦让小知青们演绎出许多悲壮的回家故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攀枝花市(原渡口市)开始建设时,成昆铁路尚未通车。中央有关部门从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等全国部分省市抽调人员组建了五大汽车运输公司,每天通过公路从成都拉运各种建筑物资到攀枝花市,返回成都时全是放空车,这就让知青们找到了免费搭车回家的一条通道。但是,要顺利地免费搭上放空车也不是一件易事,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换取”驾驶员的同意。通过摸底调查,知青们找到了打通关节的“润滑剂”: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又正处“文革”时期,日用品非常紧缺,成都市按工资额为每个职工发放工资券,凭券购买紧缺日用品。外地来川的驾驶员很希望在成都买些紧缺日用品回家孝敬父母,工资券就成了知青们向驾驶员申请免费搭车的“介绍信”。

远在成都的知青家长们为了早日见到久别的亲人,千方百计地八方搜集工资券,才让许多知青巧妙地打通了免费搭车的关节,得以实现回家的愿望。这条免费回家之路一直延续了五年左右,直到1971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以后,知青们才开始选择更快捷的实现回家愿望的交通工具-火车。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来川支援建设的驾驶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婚男青年,不少还是从部队转业的复员军人,又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在当年是非常吃香的汽车驾驶员职业,对于下乡六七年、因出身不好被招工单位拒之门外的大龄女知青来说,能与出身好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驾驶员攀上亲,也不失为一种跳出农村、曲线回家的途径。所以,原本只是想免费搭车回家看望父母的知青中,又有一些人只好有意无意地在搭车回家过程中,与那些有意找媳妇的驾驶员们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跟随完成任务返家的驾驶员们回到其异省他乡去安家落户了,她们最终也没能回到自己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