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插队两年多，无时无刻不想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后，全国各地为红卫兵大串联设立了许多免费食宿的接待站，我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机会。我们十个志同道合的小知青组建了“广阔天地长征队”，打扮得像红卫兵一样，头顶红军帽，臂戴红袖章，打起绑腿，背起背包，开始了艰难的步行长征“串联”，其目的当然是回成都老家。由于我们毕竟不是红卫兵，为了回家选择了冒充红卫兵搭“串连”车，一开始我们内部还是有分歧的。第一天宿营后，就展开了“还继不继续往前走”的辩论。尽管双方都找出各种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对家乡的思念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第二天一早，我们又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踏上了回家的征途。我们每天平均步行六七十华里，吃尽了苦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们始终积极乐观，一往无前。每天，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向沿途老百姓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演出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所到之处，受到彝汉同胞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在零下三度的寒冷冬天翻越银装素裹的拖乌山时，与修建成昆铁路的工人们在寒风刺骨的工棚里举行了大联欢。大家用各种文艺表演形式歌颂工农兵抓革命促生产、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直到深夜，大家的热情仍然很高，久久不愿入睡。第二天我们踏上征途前，一位工人兄弟还硬把自己身上穿的棉大衣脱下来送给我们队伍中年龄最小、穿得最单薄的一位兄弟，让我们感动不已。当我们拜谒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拜弟兄的彝海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红军时代。正是红军战士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鼓励我们克服困难，一往无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一天从海拔三千多米的泥巴山上的雪地里冲下山时，尽管每个人的全身上下都裹满了冰雪，双手和脸蛋都冻得绯红，但我们却都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唱起“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因为我们都知道，翻过了泥巴山，离家就不远了。经过近20天的艰苦跋涉，我们十位兄弟姐妹终于从会理县步行走回了老家。只有经历过多彩的风雨人生，才能真切体会到“回家的感觉真好”（《梦落大凉山》画册中，第48页有一帧照片“广阔天地长征队”，是我们当年“长征”结束时的合影。
其中少了一位兄弟，他已经去世了）。
1971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以后，成都知青回家的路子又多了一种方式-混火车。当年，想回成都的知青一般都要为家乡的亲人带一些诸如黄豆、胡豆、糯米粉、板栗、石榴之类的当地土特产，大包小包地背上几十斤。从会理回成都，需要先搭长途汽车至永郎火车站，再转乘火车北上，经过德昌、西昌、冕宁、泸沽、乌斯河、峨眉、眉山等站，次日上午才能抵达成都。到了永郎汽车站后，要爬很大的一个坡才能到达火车站，加上汽车到达永郎的时间和自攀枝花市开往成都途经永郎车站的火车的停留时间很接近，怕赶不上火车，知青们一下长途汽车就得身背几十斤重的包袱小跑步爬坡去赶火车，那个狼狈劲儿就像难民逃难一样。正因为如此，为了互相帮助，打算混火车回成都的知青们，一般都会邀约几个知己，结伴而行。
要成功地混火车回成都，需要闯过三关：上车、查票、出站。而要全部顺利过关，一要凭本事，二要看运气。
混上火车最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买站台票，凭站台票以送客的名义混上火车；另一个是买短途票（只买距永郎火车站两三站就到站的车票）上车。当然，也有趁车站工作人员不注意从背向站台一侧的车窗口翻上火车的（一般是男生所为，先凭站台票将女生送上车去，同时将自己的东西交给女生带上车）。
上车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混过查票关。知青们最希望的是列车超员，特别是严重超员，车厢内外、走道上、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甚至行李架上全挤满了人，列车员根本无法履行查票职责。遇到这种情况，混火车的知青们是最惬意的，因为可以放心地睡一觉就能混坐回成都。但也有一点很难受，那就是十几个小时没办法喝到水，上厕所也特别困难。好多知青后来患的肾病也多少与混火车的经历有关。如果车厢通道内还能走得通，那查票就不可避免了。为混过查票关，知青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一是躲：到厕所内躲，到锅炉房躲，侧身躺到行李架上躲，钻到长座椅下面去躲……总之，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留下过混火车知青的身影。二是混：查票一般是在夜间，照明的灯光昏暗，车厢内人员杂乱，只要看准机会，就可以从未查票的一侧混到已查过票的一侧车厢去，那就过关了。三是骗：知青之所以结伴混火车，除了互相帮助以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在混火车时可以互相掩护，骗过列车员。要实现这一招，前提条件是要买一张真的火车票，而且同伴要背向相邻而坐。当持真火车票的知青被查验过车票以后，趁列车员去查别的旅客时，迅速而隐秘地把真车票递给背向而坐的同伴，拿到真车票的同伴也就能顺利过关了。如果操作得好，还可以像接力赛似的传下去，解决好几个人的问题。
次日天亮以后，火车快抵达成都了，混火车的知青们面临的第三个难题也随之而来了-如何混出车站检票口。通常有两个办法，一是提早通知家乡的亲人到火车站接站。亲人们都早有默契：总会多买几张（视所接人数而定）站台票。（最早的站台票是用薄纸印刷的，无法剪口。因此出站时，检票员也无法判断站台票是经过了检票口的还是带进车站去的。）亲人进站以后，将多买的站台票交给知青，再把知青的行李分散，分别找一个出站口凭站台票出站，给人的印象就是接亲友的人接到了亲友。另一个办法就是，如果没有成都的亲人来接站，知青们到成都后就不走出站检票口，而是往南或往北沿着铁路行走，一直走到车站围墙消失的地方或一个平交道口处即可出站；还可以走到铁路员工通行的通勤口，冒充铁路员工家属混出车站，完成混坐火车回家的计划。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混火车都顺利。混上火车相对好办一些，最提心吊胆的还是怕查票。如果运气不好，或操作不当没有蒙混过关，那就惨了。列车乘警会把你赶到餐车上去，既要补购全程车票，又要被罚款，还要训话洗脑壳，其狼狈劲儿就不摆了。更有甚者，如果所带钞票不够补票罚款，还会“享受”在半途将你赶下火车的待遇，那麻烦就更大了。若如此，这一次的回家经历就真的是苦不堪言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知青开始陆续大返城，主要渠道是应各单位招工返回家乡。但并不是所有知青都能有幸被招工单位调走的。一些在下乡期间虽然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是无缘通过招工渠道回家的。这种不公平让许多热血青年心灰意冷而又不甘沉沦。于是，知青们在向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又多了一段心酸的历程。
遭遇了延续几年的招工都无望回家的知青们，将眼睛盯住了当时的一个政策：对身患疾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知识青年，提供医院证明和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享受病残知青的待遇，将户口从农村迁回原籍城市。其申办手续简称办病退。自1972年开始，未被招工调回城市的大部分知青都想赶上这趟大返城的末班车，被迫开始了办病退。
虽然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炼对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知青们的身体发育多少都有些影响，但要真正查出患有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疾病的人还真没有几个。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达到回家之目的，知青们使出了浑身的招数。
说起办病退，最要命的是病情证明。因为办病退的基本条件是，首先本人要有符合规定的疾病。其次，要取得县级以上医院的病情证明，还要通过成都市级有关医院的复查。有关系认识医生的好办一些，可以找一个熟悉的医生开假证明。但要取得县、市两级医院的医生开出的假证明也并非易事，需要动员所有的亲朋好友通过各种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去打通医生的关节。最伤心的是那些既无大病，又不认识一个医生的知青，要取得一张事关前途的假病情证明，真是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所谓想尽了办法，是要认真研究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疾病，无病装病，无病“造”病。而欲达目的，却必须吃尽苦头。譬如，要造高血压病，天天练倒立；要造胃溃疡，天天吃“血旺”；要造心脏病，长跑到医院；要造肾脏病，吊脚坐几天……为了取得一张合格的小便化验单，刺破自己的指头将血滴入尿液中（还有父母代刺指血的），将鸡蛋清混入尿液中，甚至去外科换药室拾取病人丢弃的脓血纱布，取其脓液搅拌到尿液之中……这些做法在当时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当然，为保险起见，还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服用一些诸如可以升高血压的药、可以加速心跳的药等等来配合，才有可能骗得一纸病情证明。有一首打油诗“走投无路搞病退，查遍心肝与脾肺，但求医生抬贵手，开成癌症最到位”，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部分知青们的心态。
有了病情证明，还要情真意切地写一份申请病退报告（因时间太久远，原保存的一套申请病退的资料已经散失），要写出对伟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刻认识，下乡后自己的良好表现，以及自己因病残无法继续留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的原因等等。接下来就是到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委知青安置办公室、成都市知青安置办公室、成都市父母住家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等机构和部门逐级烧香拜佛跑审批。这个过程一拖就是一年半载。假如某一个环节没有勾兑周全，任何一级的领导甚至经办人，都可以给你出很多难题，让你无功而返，从头再来。个中的辛酸，非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味的。
就是那些千方百计地成功办妥病退回到家乡的知青，因为是属于病残青年，条件好的单位是不会要的，连报考“电大”都没有资格。这部分病残青年绝大部分被安置在了集体所有制单位和街道生产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又踏上了新的艰难人生旅程。
作者简介
刘天力，男，四川成都人。1964年4月下乡到四川西昌专区会理县。70年代初回到成都。先在成都市人民银行工作，后来到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供职。现退休。
曹家岁月拾零
简木全
1964年9月9日，我和五百多名一二十岁的青年，乘坐二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离开了重庆，奔赴四川北部的大巴山区。老实说，当时重庆于我而言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一是因为我在重庆生活的时间太短，二是因为父母双亡，无家可归。我迫切需要出去闯荡，改变现状。那年，我刚好十八岁。几经辗转后，我和十几个年轻的伙伴来到四川省万源县白沙区曹家公社大沙坪药场。
药场建在名叫大沙坪的一片荒山上。
我们的劳动生活与当地农家没有多大区别，早晨，两人扯猪草，两人扛烧柴，其余的下地干农活。和生产队一样，药场也凭劳力大小记工分，本地场员劳动一天记十分，男知青记八分，女知青分别记六至七分。
药场刚开办什么基础也没有，连吃饭都成问题。煮饭由本地场员陈定国的父亲承担，年轻个矮、结实的陈定国负责挑水。九点左右是早饭时间，午饭在下午一点半左右，天黑了吃晚饭是常事。
知青刚到的一年里，公社粮站按上级指示供应知青每人每月三十五斤大米、四两菜油。可是药场除了重庆知青之外，还有好几个从几个生产队抽调来的本地场员，他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口粮是包谷。由于知青和本地场员在一起吃大锅饭，所以每顿饭都掺和着磨碎了的包谷米。一些知青，特别是几个女知青吃了这种饭不消化，肚子痛，很不情愿吃。但不吃饭呢，肚子又饿，所以常常是端起碗就掉泪，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过来。
几个月之后，我们倒吃不惯“精白米”饭了，因为它容易消化，不经饿。
最困难的是冬天没有蔬菜吃，我们经常吃米汤煮的干萝卜缨子（即萝卜叶），当地农民们常常用它喂猪。此外还有一种本地农民叫“酸菜”的萝卜缨子。酸菜的做法是将新鲜的萝卜缨子用开水烫过，然后放到木桶里加凉水完全浸泡，萝卜缨子的上面用石头压实。一个多月后，绿色的萝卜缨子经过发酵变成了黄色，产生一种独特的酸味，它是当地人过冬时的家常菜。
到药场没多久，知青们个个变得饥不择食，不管饭菜好吃不好吃，只要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男知青们轻轻松松地可以吃八九两米煮的饭。为了充饥，知青经常在本地场员的指导下采集一些野生果木，为此也招惹过麻烦。
药场附近长着一些漆树。五月初，漆树绽开红色的嫩芽，看上去跟香椿芽一模一样。
上顿下顿都吃干萝卜缨子和空心萝卜的我们，听说漆树芽也可以吃，立即爬上几棵漆树，摘来许多漆树芽，用开水汆一下，伴上坛子里的酸盐水，做成一道佳肴，吃起来竟然十分鲜美，也没任何怪味。不料当晚就出现了问题：知青个个觉得身上奇痒难耐，早上起来，发现到处是红斑，一些人的脸也肿了。尤其尴尬的是肛门附近好像有虫子在爬，只好躲在无人处挠。
漆树芽与香椿芽最大的区别是香椿芽的断口处没有任何黑色物质，而漆树芽的断口处由于流出的树液接触空气而变成黑色。不过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初到大沙坪时，不少人因水土不服生病。我们虽名曰身处“药场”，但在那缺医少药的边远山区，每逢生病，也只能求助于当地的草药先生。有的知青家长因此不时用包裹寄一些药来，我们下山到白沙或曹家沟街上时也常常买些治疗风寒感冒的常用药品。当然外伤用药如消炎粉、油膏、纱布之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劳动中这里划条口子、那里碰破一块皮是很常见的。我的“连二杆”（即小腿前内侧）就因在坡地挖土的时候多次被滚落下来的石块砸伤，而且常常是旧伤口还未愈合又被砸得鲜血直流。
洋芋、包谷、四季豆这些“进口货”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早已是五月份了。既然是药场，药材是必须要种的。我们一帮重庆知青到达之前，二大队曾派两个人在此栽了两分地的玄参、几十棵大黄、几棵黄柏。除玄参、大黄用分蔸繁殖外，药场又在供销社购回党参、黄连、大力子等种籽，对这些药材进行人工培育。黄连的生长对环境要求十分苛刻：
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半阴半阳的地方才能生长良好，一般要生长五六年才能长成“鸡爪黄连”。我们费了很多心血栽种了一大片地的黄连，指望靠它卖一笔大钱。三年过去，药场始终没有办成。但俗话说，“靠山吃山”，几年间我们不经意地也淘到了一些生存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