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本真的自我就是回到本己的“是”的可能性中去。当然，非本真性的日常状态也是出于我自己的“是”的可能性，但问题是，一旦我的“是”的可能性实现在日常状态中以后，就把我的作为“是”的可能性本身堵死了、遮掩住了。良知的呼唤把自己召回到自己本己的“是”的可能性中，根据自己本己的可能性去谋划、去决断，这是实现自身本真性生存的途径。
通过对死亡的现象的分析，得出了“是于世中”是一个有终结的整体；通过对良知、决断的分析，窥得了本是有其本真性的一面。于是，就可以进一步根据时间的意义阐述烦。时间性不是所是，而是它不断让自己绽出来（ecstasis），或曰让自己“到时候”（temporalize）。正因为这样的时间性是烦的特点，所以烦总是要冒出来介入到世界中去，或曰要谋划自身。在此，海德格尔重又讨论了领会、心境、沉沦和言谈，它们在本书第一篇中是作为探究本是的生存方式的现象，从中分析出在其深处的统一的生存方式——烦，而在第二篇中则是根据烦的时间性，反过来说明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
海德格尔用烦来解释人、自我的本质，突破了西方哲学史上向来把人当作主体、实体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本是（即人）的本质在于它的能是。烦就是人的能是的一种原始现象。它的原始性表现为，当人繁忙地与周围环境中的人与物打交道时，往往来不及惦记着“我”，这时，虽然“我”没有被惦记着，但“我”却并不因此而不存在。“我”就在我与人和物打交道的方式中，即在“是”的方式中。当我们说出这个“我”时，倒往往是一种误认，因为这时，“我”成了一个是者。哲学上把人说成主体或实体时，也是把人当作是者看待的。哲学上作为主体或实体的我是“我思”（笛卡尔）或“我思某某”（康德）的我。在西方哲学中，这个“思”尤其是指运用概念、范畴的推论，于是，“我”就相应地成了逻辑主体。据海德格尔的理论，“思”虽然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但决不是源始的生存方式。“思”可以从烦得到说明，是烦展开出来的一种衍生的方式，因此，主体、实体并不能作为人的自我性的最本质、源始的说明。
从人的日常的状态追溯到使人的这些日常行为可能的生存能力，再从人的本己的生存能力描述其展开出来的过程，就完成了全部的生存状态的分析。这个一来一回的过程用西方人习惯用的术语来说，即从所是到是，又从是到所是的过程。《存在与时间》一书出版至今已有70余年了，人们已经初步感受到了这部著作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但是要真正读懂这部书并非易事。人们感到海德格尔在这部书里表达出了某种东方色彩的哲学，这对于深受西方传统哲学熏陶的人来说，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然而由于海德格尔的革命是针对着西方传统哲学的问题，使用着西方哲学的术语，东方人读它时仍然有不少困难。有一天，当我们能突破不同语言的障碍，真正领会海德格尔这部著作的精神时，也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原来东方哲学是始终保持着其源始性的哲学，并且唯其保持着这种源始性，才可以展开出它的蓬勃的生机。
精点语录
为生存而生存就是本真的。
死亡不是人们实际能经历的，死亡也不是能被他人代替的，死亡使人个体化，使自己的生存整体地呈现出来。人的畏惧情绪向自己展示了自身的生存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是终有一死的，谁也不能代替，谁也无可逃避。
人从一生下来就被抛在这个世界之上，处身于世界之中，沉沦于日常生活之内。
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有可能。
愈是伟大的大师，其个性就愈纯粹地消失于作品的背后。
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空间本质上是在世界之中显示自身。
存在就是时间，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人类要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
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
思是一条道路，问是一种寻求。
一旦我们熟识了思的本源，我们可能冒险将脚步从哲学退出，迈进存在之思。
思一旦不可言说那不可言说者，它将在其存在中沉默。
当真理被揭露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真理的遮蔽。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条路各行其是，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一条路和另一条一样。然而只不过看来如此而已。
思想智慧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被西方思想家公认为是由现代跨向后现代的桥梁。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名词或概念，总是给人以虚玄空灵之感，但海氏的存在论哲学却实在是根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的，充满了现实的人文关怀精神。他在其存在论哲学经典名著《形而上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哲学，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拥有真正的威力。这种不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有直接反响的东西，却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发生内在的共振谐响。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任何高妙的哲学，虽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影响，似乎与现实特别是常人无关，却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运和历史走向。
早在1927年发表其存在哲学的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时，海德格尔就有一种浓郁的危机意识，认为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精神世界在没落，精神的力量在消散、衰竭。他认为，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德国）处在俄国和美国的夹击之中，这两个国家在形而上学上是相同的，都有着对“精神”的曲解或剥夺。“结果不再能保持那一精神世界的伟大、宽广和原始性”，“那个时代开始丧失其强大的生命力”，出现了精神萎靡和精神力量的溃散。他从他老师——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处借鉴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通盘的批判，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从而宣告了传统哲学的终结。
一、传统形而上学是有罪的
上个世纪末，尼采有感于基督教神学对人的禁锢宣布“上帝死了”；半个世纪后，后现代主义甚至宣布“人也已死了”。这是对当今人的生存状态的揭示，也就是说，当今人的生存状态是一种非人的状态。不仅千百年来女性过着遭男性奴役的奴隶性生活，是非人的生活，而且男性的权力地位过分飙升，或称男性中心地位的过分飙升，也超出了人道，丧失了本性，也是一种非人的生活。从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来看，人也被异化成了非人。他不仅凌驾于自然之上，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而且凌驾于上帝（神灵）之上，世界就是以他为中心，其他的一切都是他役使的工具或奴婢。人的主体性日益膨胀，不仅出现了尼采这样的哲学狂人，而且也出现了宣称“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托起整个地球”的科学狂人，甚至出现了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想以日尔曼民族来改良人类。这种人的主体性日益膨胀，当然是建立在对人的自信，对科学技术的自信基础之上，但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主客体的严重对立。正如海氏所言：“世界越是广泛有效地被人征服，被人摆布，对象越是表现出客观性，其中的主观意志就越强烈。”人认为自己只要把握了科学理性，就能战胜一切，君临一切，达到自由幸福之境地。但时至今日，人们发现，主体性的恶性膨胀，不仅带来了“二战”这样的给人类以毁灭的后果，科学理性也远未能充分认识世界，更不能透彻地认识人本身，特别是人的价值论问题。而且，当今一些超人的力量正在危及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如生态环境的恶劣、核爆炸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表明人不能控制自身）、地震（人也不能完全控制自然这个客观世界）。也就是说，人并不是万物的灵长，更不是万物的主宰。人，应当回到其自身的存在状态，应当回到正常的“人道”。在天地神人四者的关联中，人应当老老实实地做人。
那么，造成这种非人道局面的祸根在何处呢？海氏认为，是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形而上学哲学，而不是科学本身。科学只是人类手中的一种工具，只是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结果。因此，他要改造这种传统哲学，因为这种哲学的根本错误在于“遗忘了人自身的存在”，误把“存在者当成了存在”（他要把人们的目光从存在者（物）拉回到人的存在上来。
二、庸俗辩证法也是有罪
海氏认为，导致当下人的主体性膨胀的非人性状况，不仅形而上学有罪，庸俗辩证法也是有罪的。因为人们简单地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看成是相对立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致命的弱点在于把事物的构成因素人为地、简单地划分为对立的正反两方面，而且双方都可以对事物的发展有贡献，因为离开了任何一方，矛盾便无法构成。它被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历史领域时，其隐含的负作用颇大。到底谁对谁错，谁对历史有功，谁对历史有过，往往就由有权力的话语者来评判，而有权力的话语者的评判标准则是以实现自己或自己集团的欲望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当权力意志无遮拦、无束缚地膨胀时，权力神话和权力崇拜便由此产生，而其哲学根源便是庸俗辩证法。
三、什么才是人的本真存在
如上所述，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那么真正的人道在哪里？人到底是如何存在的呢？这是现代形而上学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存在”，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中被解释为：“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即物质”，亦即“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