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许多人也在过着这样的“跳蚤人生”，年轻时意气风发，屡屡去尝试成功，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屡屡失败。几次失败以后，他们便开始抱怨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或者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们不是千方百计去追求成功，而是一再地降低成功的标准，即使原有的一切限制已取消，就像刚才的“玻璃盖”已经被取掉一样，但他们早已经被撞怕了，或者已习惯了，不再向新的高度起跳了。人们往往因为害怕追求成功而不得，就自我设限，甘愿忍受失败者的生活。
难道跳蚤真的不能跳出这个杯子吗？绝对不是。只是它在心里面已经默认了这个杯子的高度是自己无法逾越的。一个人追求的高度决定了他人生的高度，如果他为自己画定了界线，那么他将永远无法超越这个界线。
曾经有一家跨国企业在招聘中出了这么一道题：“就你目前的水平，你认为10年后自己的月薪应该是多少？你理想的月薪应该是多少？”结果，那些回答数目奇高的应聘者全部被录用。其后招考官员解释说：“一个人认为自己10年后的工薪竟然和现在差不多或者高不了多少，这首先说明他对自己的学习、前进的步伐抱有怀疑，他害怕自己走不出现在的圈子，甚至怕干得还不如现在好。这种人在工作中往往没什么激情，容易自我设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对自己的未来都没有信心，我们又怎能对他有信心？”
自我设限的观念使人既对失败惶恐不安，又对失败习以为常，从而丧失了信心和勇气，渐渐变得懦弱、狐疑、狭隘、自卑、孤僻、害怕承担责任、不思进取、不敢拼搏。这将使人永远叩不开成功的大门，因为他们在心里面也默认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常常暗示自己：成功是不可能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在动物界也有类似的情形。很多人会奇怪：一头5吨重的大象竟然拉不动一根小木桩。可这是事实，因为当这只大象还很小的时候，它就被拴在一根1英尺高的小木桩上了，开始它拼命挣扎，想挣脱木桩，可是它做不到。后来，小象变成大象了，它头脑里还一直认为挣脱不了木桩，再也不尝试挣脱了。
自我设限，把自己放在原地，就不可能突破自我，甚至连本来可以做到的事也变成了不可能。这种思想是一个真正的杀手。它不等同于谦逊。如果你做不到某件事情，你可以说：我可以试一试；而不是说：我不行，我不是这块料。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没有你的同意，没有人可以让你觉得你低人一等。”如果你觉得低人一等，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本来并非如此。
你觉得你应处于什么位置，你就会停在什么位置。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一生基本上符合他自己的设想。”
析“权威”：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权利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论语·先进》
《论语》这部书有许多地方特别有意思，有很多小场景对话非常生动，其情其声犹在眼前，响在耳畔。比如这个小故事：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路学习鼓瑟，孔子看见，就说了一句话：“子路啊，他对于鼓瑟还没有入门呢！”同学们听到孔子的这个批评，对子路就不佩服了。孔子知道后，不满地说：“我说子路是勉励激发他，实际上，子路鼓瑟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厅堂里，不过没有进入内室而已。”
孔子非常反对弟子们盲从他的观点，所以他专门纠正了自己的话。在这个故事里，人性的盲从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子的众弟子尚属饱学之人，尚且对孔子的话不假思索地轻信，可见，在权威面前保持头脑清醒是何其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时，应该立刻警醒起来：在面对权威时保持从容的心态，要相信权威的能力和水平，但万不可迷信权威。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和眼光，不要为权威的意见所左右。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他宏大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原理之上：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世界上所有人的知识加起来也只能是认识了世界的一小部分。一个人，不管他有多么权威，也有大量不知道的东西，他们所说的话，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因此，盲目追随权威，许多时候就意味着盲目追随错误。
有这么一则笑话：联合国针对非洲粮食紧缺的问题，给几大洲的小朋友出了一道题——请你针对目前其他洲粮食紧缺的问题，给出你自己的看法。结果，美国的小朋友看了不知道什么叫“其他洲”；欧洲的小朋友看了不知何为“短缺”；非洲的小朋友看了不知什么是“粮食”；中国的小朋友看了不知什么叫“自己的”。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编写这个笑话的作者，中国人确有这样一个特点——凡事随波逐流，乃至忘了还应有“自己的”看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凡事绝难有统一定论，谁的意见都可以参考，但永不可代替自己的主见，不要被他人的论断束缚了自己前进的步伐。追随你的热情、你的心灵，它们将带你实现梦想。遇事没有主见的人，就像墙头草，随风而倒，没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会干什么，自然与成功无缘。
1842年3月，在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里，著名作家爱默生的演讲令年轻的无名小辈惠特曼异常激动。他要渗入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生活之中。他要倾听大地的、人民的心声，去创作全新的不同凡响的诗篇。
1854年，惠特曼的《草叶集》问世了。这本诗集热情奔放，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用新的形式表达了民主思想和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强烈抗议。
《草叶集》的出版也使爱默生激动不已。他给予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称这些诗是“属于美国的诗”，“是奇妙的”、“有着无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睛和水牛的精神”。
《草叶集》受到爱默生这样很有声誉地位的作家的褒扬，使得一些本来把它批得体无完肤的报刊马上换了口气，态度温和了起来。但是惠特曼的新体诗，并非那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的《草叶集》并未因爱默生的赞扬而畅销。然而，惠特曼却因此信心倍增。
1855年底，《草叶集》又印了第二版，在这版中他又加进了20首新诗。
1860年，当惠特曼决定印行《草叶集》第三版，并将补进一些新作时，爱默生竭力劝说惠特曼取消其中几首刻画“性”的诗歌。惠特曼却不以为然地对爱默生说：“那么删后还会是这么好的书吗？”爱默生反驳说：“我没说‘还’是本好书，我说删了就是本好书！”爱默生此时是美国诗坛的灵魂人物，也是诗歌批评界的权威。他的批评对任何一个诗人而言都相当于最终的审判。若是别的诗人，听到爱默生这样评判自己的诗集，很可能就会顺从这一诗坛权威的意见。惠特曼却偏不这样，他是个有着自己的信念，且勇于坚持的人。尽管爱默生再三劝说，执著的惠特曼仍然不肯让步，他对爱默生说：“在我的灵魂深处，我的意念不服从任何的束缚，而是走自己的路。《草叶集》是不会被删改的，任由它自己繁荣和枯萎吧！”他又说：“世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减过的书，删减意味着道歉、投降……”
惠特曼的坚持，使第三版《草叶集》以全貌面世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它便跨越了国界，成为享誉全球的诗歌名作。
泰戈尔曾经说过：“除非心灵从偏见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否则就不能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待生活，或真正了解人性。”而一个人最致命的偏见莫过于认为权威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这种偏见往往会葬送一个人的一生。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得好：“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当叫，就让它们各自用自己的声音叫好了。切不可看了巨著《红楼梦》，就停止了文坛上的耕耘；或看了马拉多纳踢球，便放弃绿茵场上的梦想；或听过帕瓦罗蒂的歌声，便对自己的音乐天分贬低、怀疑……如果总是活在权威的阴影下，对权威总持完全肯定的态度，那么世界上也就不会再出现曹雪芹、帕瓦罗蒂、马拉多纳这样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