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军事政治集团，北洋军阀的统治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连年混战，官场腐败，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北洋军阀的统治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北洋军阀的大小头目无不趁机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其贪污腐化的程度也达到惊人的地步。而倪嗣冲作为北洋军阀中的一名地方大员，在其所辖范围内更是竭尽所能大肆聚敛钱财，尤其在其多年统治下的安徽更为突出。
倪嗣冲(186年-1924年)，安徽阜阳人，字丹忱，秀才出身。袁世凯在天津站督练新建陆军时，倪嗣冲便投靠到袁世凯的门下，任其驱使。清宣统三年(1911年)任河南布政使，帮办河南军务等职。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奉袁世凯的命令占据了安庆，就任安徽都督。次年被授予安武上将军，督理安徽军务。民国五年(1916年)，转任安徽巡抚使。袁世凯死后，倪嗣冲又接着投靠了段祺瑞，就任安徽省长。民国六年(1917年)他组织督军团，全力支持段排挤总统黎元洪。张勋复辟时，倪嗣冲先是积极参与，后又见风使舵转而拥护段祺瑞，誓师讨张。张勋失败后；接任张勋的长江巡阅使兼督军职。民国九年(1920年)，军阀混战中，皖系战败，倪嗣冲被迫辞去安徽军政各职。后因病死于天津。
安徽地处内陆，以农为主，近代史上这里曾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重要战场，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倪嗣冲率领武卫军右翼进入安徽，随之被任命为安武将军，开始了对安徽的贪婪残酷的统治。安徽的军队编制很特殊，它不受陆军部的约束，而是由本省的军事首脑自行募集，以致安徽到底有多少兵不为世人所知。
倪嗣冲被委任为安徽省长后，接着组织督军团支持段排挤黎。军队是北洋军阀统治地方的重要工具，倪嗣冲更是充分认识到军队的好处。他既要兵又要钱，为此大肆扩军。当时在安徽的主要是安武军，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又兼统张勋的安武军，并把安武军扩编为新安武军，顺理成章地从北洋政府领取了近四百万元的军费。原安武军军费也是按月从北洋政府领取的。但是倪嗣冲领取的军费，很大一部分是交给他的经办人直接送到天津的倪公馆。而不是送回安徽发给军队。显然克扣军饷是北洋军阀将领中饱私囊所惯用的伎俩，倪嗣冲对这一伎俩的运用只不过更为露骨与大胆，更加随心所欲而已。同时倪嗣冲还以筹措军费为名，实行减政扩军。首先，他下令裁撤了教育、实业两厅，对其余各厅的附属机构也任意裁减半数以上人员减少三分之二。如县公署原设有三科、四、五科不等，而倪嗣冲规定：把县分为五等，一、二等县署只准用五人，三、四。五等县署只准用四人，县知事兼任军法科长，并加营务处衔，以便于就地处罚罪人。
此外，尤为恶劣的是，倪嗣冲大肆撤销各级各类学校，将教育经费挪用军费甚至私吞。民国五年(1916年)，倪嗣冲通令各县停办学务，将办学的经费移作地方办理团防之用。而且民国七年(1918年)之前，安徽一直未设教育厅，仅在内务司附设一科分管教育。总之，倪嗣冲在安徽的统治非但不重视教育，甚至适得其反，严重恶化了安徽的教育形势。
倪嗣冲在任上时其中饱私囊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特别是就任安徽督军时，先投靠袁世凯，又投靠段祺瑞，从而在地方作威作福。方式之一：增关设卡，巧立名目，加收各种苛捐杂税。
厘金原本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筹措军费的应急筹款办法，即在市镇水陆要隘设立关卡，对行商坐贾的物品，按货价收取百分之一的税款，亦称厘捐。倪嗣冲对这种厘金制不但没有废除，反而加以改造与发展，疯狂设立关卡，不论路程远近，只要货物每过一关、一卡都要缴纳厘金。他首先设立的是凤阳关监督公署，接着又在清末原有的五关十口外，增设了蚌埠关、明光关、怀远关。三关之下又设立了几十个卡口。水路关卡，设拦河竹寨，陆路则在要道口，派兵持枪查关，而每一关、每一卡的所谓头头们、首长们又大多是倪嗣冲的亲朋好友，他们依仗倪嗣冲的权势，恣意妄为，大肆贪污，他们对下是货少征多，对上是征多少报，大肆勒索以中饱私囊，自然也少不了倪嗣冲的好处。
倪嗣冲并没有忘记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以谋取利益。民国三年(1914年)他以改朝换代为由，令全省各地，大验契税，规定房产田契，不管红、白、新、旧契约，也不论是长期典当，一律限期向所在县府更换官契纸，粘贴省财政厅印制的契尾，加盖地方官印信，同时缴纳百分之二十的验契税。如果拖验不交，就要没收田产，甚至刑事处分。又以验契的多少，作为各县知事的主要考成之一。倪嗣冲还通令各县卫田升科，田赋按一五加征，米捐按袋加征，食盐按斤加征，并撤销了正阳、宿县两地的官盐局，在蚌埠改设“盐务督办公署”，并派自己的亲朋好友任职；而且还规定官运商销，通过税价转运等方面的手段，层层盘剥。据估计，倪嗣冲仅此一项就多收入了二三十万元，其结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盐商把加价转移到老百姓的头上。
开办公司企业以谋取利益也是倪嗣冲惯用的手段之一。如马鞍山铁矿，就是倪嗣冲利用职权迫使他人与其合办，后又排挤他人而独占该矿，改名“裕华公司”。倪嗣冲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卖给日本以获取暴利而工人的待遇极差，不知有多少人死于开矿。与此同时，他还在天津创办裕元纱厂，开设中国油漆公司等企业，以建立据点，作为他政治经济等活动的重要地盘，此外他还与赌场上的朋友合伙做军粮生意，赚取大钱。他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这也是倪嗣冲的性格特点之一。
倪嗣冲敛财的又一手段，是以兴修水利为名，大肆贪污公款。他以兴修皖北水利为名，加收盐税，当工程完毕，而盐税加价政策依然继续实行，其附加税甚至逐年增加。他强迫寿县人民开挖寿县新河，挖了两年并未挖通，而倪嗣冲却乘机贪污了六十七万余元。倪嗣冲作为北洋军阀的地方大员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自己捞取好处。据不完全统计，倪嗣冲当时拥有银洋八千万元，土地七八万亩。仅阜阳一地就有三万多亩，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他在安徽主政时，其亲朋好友也大发横财。真可谓“一人当道，仙及鸡犬”。倪嗣冲网罗亲信，广植党羽，他将官场上的裙带关系发挥得可谓极致，安徽几乎所有重要部门，无论是行政上，还是工矿企业，都由倪嗣冲的亲信把持。仅以民国七年(1918年)安徽第二届省议会为例，由于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多数不是倪嗣冲的亲信，使倪嗣冲感到胡作非为尚有一点约束，于是指使自己的亲信倪道焕、倪道杰等人，开始贿赂安徽军机各机关的头目以及大部分省议员，组织了安徽公益维持会，以包办全省的选举与军政人事等方面的事务。倪嗣冲甚至拿出三千元以每张选票三百至五百元不等在全省贿选，以致当年安徽省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十分之八九都是倪嗣冲的私党与亲信，这很大程度上更加便利了倪嗣冲的任意恣为，也助长了其无尽的贪欲。
倪嗣冲作为北洋军阀统治安徽的代表，先投靠袁世凯，后依靠段祺瑞，对安徽进行血腥的统治，倒行逆施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又积极支持张勋复辟帝制，张失败后他接任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职，民国九年(192年)积极支持段参与直皖大战，失败后被迫辞去安徽督军职。此外，为中饱私囊，其手段之多，花样之全，可谓无所不包。更向外商洋行大肆借款，甚至面向全省发行所谓公债，其结果无疑填满了自己的钱袋，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对于人民的反抗给以血腥的镇压。北洋军阀对安徽的统治，尤其倪嗣冲的统治之残酷可谓令人发指，以致安徽天灾人祸频繁，兵连祸结，人民苦成，啼饥号寒，无以聊生，给安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参加直皖大战失败后逃到天津租界，苟延残喘待机而动，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机会，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死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