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亮，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张丽一脸的惆怅和疲惫。我站了起来拿了一条毛巾走到她的身旁递给她，顺势望向窗外。
轻轨线上方通向对面高岛屋中心的过街桥上已经开始有人往来，远处的新宿御苑公园茂密的树木在高楼耸立的都市晨晖中显得宁静祥和，那里每年的五月会樱花满园，十一月时桃花又将竞相绽放，与比邻的代代木大楼相映成趣，在繁华的新宿地区可谓闹中取静。
代代木大楼顶部的巨大时钟这时指在四点五十分，大楼塔尖上的顶灯还没有熄灭，橘黄色的灯光把塔尖映射得格外壮观。
张丽拍了拍我扶在她肩头的手回头望了一眼代代木大楼说：“今天不错，我喜欢多云天气的东京，我们得出发了，我带你们去见‘表哥’。”
曹金山站起身走到门前，顺着门镜向外看了看，回身说：“楼道里没人。”
“一宿没有休息，你行吗？”我问张丽。
“没问题，我们需要抓紧时间，现在就下楼坐头班地铁，我在路上再继续给你们讲我认识‘表哥’的经过。”她一边穿外衣一边说。
“我需要回房间带上行李，那里面有手机充电器，手机快没电了。还有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源线也没带出来。。。。。。”我说。
“时间来不及了，而且我不敢保证你们的房间有没有被监视，房门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张丽边说边穿好了外衣和高跟鞋，然后看着我们。
我也从房间的衣柜中把外套取了出来，搭载胳膊上。
曹金山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的举动，略有所思地说：“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跟着你走。也没有想好是不是必须相信你的话。”
他这样一说，我也犹豫起来。
“我们见面后问过你一连串的问题，可你一个都没有回答我们。却不停地给我们讲你自己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你的身世和你认识过的一些人。但并没有解决我们的任何问题。我在想：我俩听从你的安排的必要条件是什么？首先要默认你对我们此行的目的非常清楚。而你又怎么会知道我们来东京的任务呢？没错，你说是王先生联系了你的表哥，而你的表哥是谁？这个链条还没有合理地连接到一起，如果我们冒然随你而去，就意味着耽误更多的调查时间，倘若你说的故事根本就是编造的，就意味着你在为我们设迷局，这又意味着什么？是在给别人赢得时间吗？”曹金山盯着张丽分析着。
显然张丽并没有为这样的局面做好准备，她有些发愣。
但曹金山替她解释道：“但无论怎样，你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不去揭开你的迷就谈不上解决其它的所有问题，更谈不上去解救那些女孩了。我来替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跟着你走，你我都会回到起点，没有人会面临困扰。可如果我们随你而去，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变化，有来自我们的，也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所以你这是在自寻烦恼。若不是你确实想掺和到我们要调查的事情当中，你是完全没有必要介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跟着你更深入地了解你和你的组织，这起码有接近目标的可能。”
我越听越晕：“麻利儿的！快说，走是不走？”
曹金山和张丽异口同声地说：“走！”
我们将房间稍微收拾了一下，然后推门直奔电梯。
小田急世纪南悦酒店就座落在地铁新宿站的上面，所以电梯可以直接将我们送进地铁站，东京的地铁首班车时间是五点零一分，张丽帮我们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车票，并带着我们直奔站台。虽然离上班时间还很远，站台上候车的人已经很多。我警觉地向四周观查，并没有发现有人特别地注意我们。
东京的地铁线路比北京的要复杂多了，光看那张地铁线路图就已经让人产生迷幻了。五点刚过，一列地铁列车开进站来，所有的乘客都很有秩序地走进车厢。张丽带着我们在个角落坐了下来。一路飞驰，张丽又继续讲述她的经历。
薛易昌走了以后，张丽很想赶紧拿上最重要的东西逃之夭夭，起码联系到佐藤，让他帮忙想个逃离的办法。可当他打开家门想要离开的时候，却发现门前站立着一个彪形大汉，他穿得像个邮递员，正向张丽点头微笑。
张丽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负责看住她的。她赶紧回身将大门重新关上，跑到卧室抓起电话，却发现电话已经被掐断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手提电话了。她可以给佐藤打个电话，也可以给警察属拨个电话。可当他抓起手机拨了佐藤电话号码后，接通的却是薛易昌。薛易昌没好气儿地说：“知道你会不老实，别想逃跑，到哪儿我都能找到你！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是为你好！别以为我是在害你！”说完，薛易昌挂断了电话。
张丽真想不明白为什么拨给佐藤先生的电话会是薛易昌接听的，难道他和佐藤在一起？难道佐藤也深陷窘境？或者是遇害了？张丽越想越害怕，不禁打了个寒战。她又尝试着给几个朋友打电话，竟然都无人接听。甚至连报警电话和救护电话也无人接听。
（张丽哪里知道，其实薛易昌是在送给她的那几尊人偶体内安置了特别的设备，它既是个NTTDocomo信号干扰源，又可以截获任何在附近发出的手机信号并迅速解码，无论是语音电话还是短信，都会被转发给指定的号码。而这个号码就是薛易昌的手机号码。张丽虽然觉得薛易昌送给她人偶很不符合礼仪和风俗，因为女儿节里，只有父母才会给女儿送人偶，但她只当薛易昌是个中国人，不太懂得日本习俗罢了。）
可如今，张丽心里明白，自己是被软禁了，也可以说是被绑架了。她本能地想到通过窗户向外求救，但她住在十一层，又恰巧窗外就是淀川河。这里并不繁华，偶尔会有汽车从楼下的河畔公路驶过，却很少有行人来这附近闲逛。
万般无奈下，她想过用镜子借助夕阳反射向外求救，也用叠纸飞机、扔纸团等对外报警，她甚至将微波炉和烤箱从十一层的窗户中扔了出去，但竟无丝毫反应。张丽太失望了，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她的古怪行为吗？
又等了大约两个小时，薛易昌的电话打了进来：“你折腾够啦吗？有人向我投诉你啦。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为你好。等你同我到了东京，你就都清楚了。你从山野离职的手续我已经替你办妥了。不要有顾虑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你要知道，我是尊重你的，否则我会拿走你的手机，甚至派人在你的屋里看着你。好了，别闹，听话！”
没等张丽说话，对方就将电话挂断了。
这一夜很难熬，张丽在自己的家中躺着，却非常忐忑不安。她打开房门请门外的彪形大汉进来坐，还给对方倒水，可那人只是微笑和摆手，并做手势请她回屋去。
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张丽打开门一看，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粗壮的女人，她用蹩脚的日语说她想借用一下厕所，说她是换班的，那个很厉害的（粗壮的）男人已经离开了，可她现在特别想上厕所，希望张丽能帮帮她，千万别趁着她上厕所的时候溜走。张丽答应了她。
张丽猜这个女人很可能是韩国人，因为她的日语口音很特别。张丽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依那个女人的请求，她把房门从里面反锁后悄悄将另一把钥匙迅速换在手里，而把大门钥匙藏进了裤兜，然后转身把手中的钥匙递给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冲进厕所，同时还磕磕绊绊地用日语问这问那：“我叫安虹，来自中国延吉，是来日本学柔道的。我今天刚来工作，伊藤先生就安排我做这样的事情，他要我确保你的安全，哦，对了，我不能随便说话，可是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听我说话吗？”
张丽心想：原来也是中国人啊？！可这口音太别扭了。我都快听不懂了。怎么？这件事跟伊藤有关系？
“你说谁？伊藤君？是他吗？”张丽大声地用日语说道。
“不是，不是，我的日语不好，我说的是宜昌先生啊，就是薛君。您家的卫生纸在哪里啊？”
张丽觉得自己没有听错，这个女人是先说了“Ito”，现在又改口说是“Ichang”。张丽偷偷地从卧室拿来了自己的挎包，然后悄悄把门打开，一边向外退一边大声说：“哦，我听错了，卫生纸用完了，在卧室里好像还有，我找一找给你送过去啊！”然后迅速把门从外面锁上，冲向电梯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