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以五月五日为端午，定型已晚，大概是在两晋时期，但它的风俗活动****于上古，可谓源远流长，迄至于今，仍可从各地城乡的端午风俗中追寻上古时的情形。由于这一风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多种文化因素复合叠加，追寻起来，就显得特别错综复杂。况且历代风俗史学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更多地是从它的附加因素加以考察，比如说端午节俗的起源，或因屈原，或因伍子胥，或因介之推，这就停留在它的表象上，不可能真正深入端午风俗的底蕴。
要说端午风俗的起源，那就得从上古的夏至、阳阳五行的午以及相关的忌宜、龙图腾的崇拜说起。
1、上古的夏至
上古先民在日夜循环、四季更替中，逐渐体验到自然时间的节奏。殷商卜辞中的“乙巳卜，王宾日”，“庚子卜贞，王宾日亡尤”，“出，入日，岁三牛”，“辛未卜，又出于日”等，不但记录了殷人每晨迎日出、每夕送日落的宗天活动，也反映了对时间的理解。先民在漫长的过程中，认识到自然运动的客观规律。《周易·系辞下》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尔雅·释天》这样解释：“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郭璞注道：“岁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时一终，年取禾一熟，载取物终更始。”就这样从对一年有春秋两季的认识，逐渐认识到一年有四季的分别，班固《白虎通义》卷下《四时》说：“所以名为岁何？岁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万物毕死，故为一岁也。《尚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春夏秋冬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又进而细化为十二个月，王充《论衡·难岁篇》说：“积分为日，累日为月，连月为时，纪时为岁。”先民顺应时间的自然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按月令行事以协调阴阳、顺应天时，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就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今存最早的月令文献是《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它是夏代四时时令之书，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星象、物候和人事，虽整理于汉代，但当是早期月令文化的遗存。而最详明和系统的月令文献是《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即从孟春到季冬的十二月令。这十二月令又演化为《小戴礼记》中的《月令》和《淮南子》中的《时则训》，两者关于“仲夏之月”的内容基本相同。
《夏小正》的“五月”和《月令》的“仲夏之月”，都说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季节更递时的阴阳消长。《夏小正》说：“时有养白。养，长也。一则在本，一则在末，故其记曰‘时养白’云也。”《月令》则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于此，经学家们注解疏释甚多。简而言之，仲夏正是阴阳交替的月份，而“日长至”，就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从此以后，白昼渐短，黑夜渐长，那天是仲夏的至日，因此被称为夏至。古人认为，夏至的至，就是阳气至极，阴气始至和日行北至，也就是阳气达到极盛，阴气开始逐渐上升。当然这是在北半球，南半球的情形正好相反。
古人如何来确定夏至日，《考工记》记有“土圭尺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的方法，那就是树立表杆测量日影，确定南北向，太阳在正南时为日中，用土圭度量太阳在正南方时表的影长，一年之中，表影最短的一天是夏至，表影最长的一天就是冬至。由一年内表影的长度变化，可定出季节，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由一天内表影的长度变化，可以测定时刻。当然这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以夏至为分界的自然界变化，影响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必然引起先民的关注，为了提示这一阴阳变化的关键时日，就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仪式也就是端午风俗的****，它是以“阴阳争，死生分”为最重要的背景。
上古时的夏至仪式，《月令》有比较具体的记述：“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由此可知，中原民族在仲夏五月要修备全套乐器，以祈雨水和谷实为目的，举行以上帝、山川百源之神以及祖先之神为祭祀对象的雩祭。雩是祈龙降雨的舞蹈，《左传·桓公五年》就说：“龙见而雩。”杜预注道：“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荀子·天论》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杨倞注道：“雩，求雨之祷也。”北方五月酷旱少雨，故上古时就有祈龙降雨的仪式。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所谓“为应龙之状”，就是用土木或布帛制偶龙，向之祈祷。或以之为雩祭的舞蹈道具，《淮南子·坠形》说：“云母来水，土龙致雨。”也就是作土龙求雨。在中原民族的观念中，龙既是祈雨的对象，又是祈年的对象，《汉书·宣帝纪》记宣帝诏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
仪式之外，还有禁忌，《月令》记道：“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就是说在五月里，不采蓝以染青，恐取之多，影响蓝的生长；烧灰、暴布则耗伤阳气；不关门闾，让阳气流动；司关司市者不征税，使民不穷，能使货贿倍出；狱中重囚则宽益其食，恐以瘐死，伤助长气；注重养马的政教，将怀妊的牝马隔离，或拴系牡驹，恐蹄啮而伤身。正因为其时“阴阳争，死生分”，故戒躁，戒色声，进食清淡，耆欲既节，心气自定。百官虽各司其责，但处事宜静，不尚杀戮。一切以微阴方生，不宜妄动。
2、午月午日午时
以干支来记录时间，由来已久，殷墟甲骨卜辞里已有具体材料及干支相配表，只是没有将这套记时系统称为干支。记月即用月建，以十二支与十二个月相配；记日是六十甲子最早的用法，殷墟甲骨卜辞几乎每片上有干支记日；记时辰迟在汉代已经实行，即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段，再配以十二支。相传上古时有六种历法，《汉书·律历志上》记为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它们的建正各不相同，如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夏历以寅月为岁首，周历以子月为岁首。秦统一中国后，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沿用秦历，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94）才改用太初历。太初历按夏历，以寅月为岁首，并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
在这一时间系统里，午月即是五月，午日是干支的逢午之日，午时则是现代时间的十一时至十三时，即日中之际，也就是中午。
阴阳五行观念中的午，为阳为火，如许慎《说文解字》卷十四就说：“午，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因此，午月的午日午时，乃是阳气极盛之际，故古人铸镜、炼剑、采药等活动，都选择这天的这一时辰，为的是取其达到极盛的阳气，以禳解阴毒。
以铸镜而论，先秦两汉的青铜镜，除照容用的平面镜和凸面镜外，还有用于向日取火的凹面镜，称为阳燧，《考工记》就说“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记道：“夫金锡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铸，为阳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铸，为阴燧。”1995年在陕西扶风出土一枚阳燧，镜面呈球面形，平均直径八点八厘米，焦距为十至十一厘米。用原物翻模复制，在阳光下试验，用揉搓的干艾叶，四五秒钟就可点燃。阳燧在上古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古人认为五月丙午日铸之最得天时，王充《论衡·率性篇》就说：“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这是因为丙和午的方向并属于南，在五行并属于火，故而在五月丙午日日中这一阳极至之际铸造阳燧，乃是取“火”的最佳时辰。这样的意识，也体现在平面镜和凸面镜的铸造上，故在流传的铜镜上，时常可以看到有“五月丙午”的铭文，如传世的元兴元年（105）变形四叶纹镜铭文有“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广汉西蜀造作尚方明镜”；另一环绕式神兽镜铭文有“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广汉造作尚方明竟”。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一面汉镜，有铭文“五月五，丙午火遂，可取天火”，说得更是直截了当。需要说明的是，有纪年的铜镜，兴盛于东汉，以“丙午”记日的甚多，但并不一定是五月，东汉中叶以后，“五月丙午”的逐渐增多，这也可以看出风俗的转移。至唐代，扬州铜镜为土贡，相传于江心铸造，称为江心镜、水心镜、百炼镜。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十一也说：“唐世扬州贡水心镜，背有盘龙，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流所铸也。”据《旧唐书·德宗记》记载，大历二年（767）六月己未罢“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但已传为端午典故，至宋代，凡翰苑词臣撰写端午贴子词，多用铸镜故事。
炼剑也是如此，都好用五月丙午日中之时，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说：“《金简记》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捣五石，下其铜。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矾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华池浴之，内六一神炉中鼓下之，以桂木烧为之，铜成以刚炭炼之，令童男童女进火，取牡铜以为雄剑，取牝铜以为雌剑，各长五寸五分，取土之数，以厌水精也。”《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九还记了一则故事：“天台道士刘方瀛，师事老君，精修介洁，早佩毕道法箓，常以丹篆救人。与同志弋阳县令刘翙按天师剑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阳葛溪炼钢造剑，敕符禁水，疾者登时即愈。”
采药乃上古风俗，《夏小正》就说：“蓄兰，为沐浴也。”也选择在午月午时午时。高濂《遵生八笺》卷四说：“五月五日午时，修合药饵者，以天罡此时正塞鬼户。《斗柄诀》以月月尝加戌，五月每日戌时天罡指午，亥时指未，自未转轮。五日午时，正指艮宫，为鬼户也。故用此时合药甚效，又为天中之节。”张岱《夜航船》卷一也说：“制百药，午日午时，斗柄正掩五鬼，于此时制百药，无不灵验。”这是说北斗星时正遮掩了五鬼，那五鬼指的星命家所称的恶煞之一，即取象于二十八宿中鬼宿的第五星。
铸镜、炼剑之事，久已消歇，风俗遗留至近古的，以采药的痕迹最为明显。
午月午日的午时，乃是阴阳交替之际，诸毒顿发，人们就要躲避。端午风俗活动特别注意到这一点，直至晚近，风气犹存。
关于明代北京的情形，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说：“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清代嘉兴的情形，王寿补项映薇《古禾杂识》卷一“重午”条说：“午后市上俱闭户。”直至民国时，连云港风俗还有“躲端午”，刘兆元《海州民俗志》说：“传说端午节正午，是所有妖魔鬼怪散灾害人的时间，人们不能到室外活动，这叫‘躲端午’。城镇商人特别迷信躲端午，无论坐贾行商，还是沿街掮卖，正午时一律停止活动，躲在家中喝雄黄酒，下午亦不开门营业。端午节正午各戏院均开台演出许仙白娘子戏，便于人们到戏场看戏避灾。”南京也是如此，杨心佛《金陵十记》说，那天“年纪大些的人，习惯于饭后搓麻将或抹纸牌。出去的人就到剧院去看应时戏剧《白蛇传》，看水漫金山，看白娘娘饮雄黄酒。这些人，尤其是门西居民，‘终朝碌碌忙衣食，难得偷来半日闲’”。
3、恶月和毒日
自古以来，人们将五月视为忌月，称为恶月或毒月，宗懔《荆楚岁时记》就说：“五月俗称恶月。”北京谚语也有“善正月，恶五月”。直至晚近，张焘《津门杂记》卷上还说：“榴月俗谓毒五月，凡死伤人命各案，每于此月层见叠出，须先事预防之。”五月初五日更是恶中之恶、毒中之毒了，《奉天通志》就说：“端阳又名五毒日，盖五月属午，五日为端午，二午相属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这样的恶月毒日，自然有诸多不宜。《月令》介绍了上古时的部分禁忌，随着风俗的演变，有的禁忌消失了，有的禁忌延伸了，也有新的禁忌从其他风俗传统中萌发出来。
高濂《遵生八笺》卷四“五月事忌”说：“五月用事，不宜用午，犯月建，百事不吉。”“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经》曰：五月初五、初六、初七日，十五、十六、十七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为之九毒，戒夫妇容止，勿居湿地，以招邪炁，勿露卧星月之下。”“《问礼俗》云：五月俗称恶月。按《月令》仲夏阴阳交，生死之分，君子节嗜欲，勿任声色。”其他的禁忌还有一些，如忌曝床荐席，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刘敬叔《异苑》卷四还记了一件事：“新野庾寔妻毛氏，尝于五月五日曝荐席，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上卧，惊怛便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传仲夏忌移床。”再如忌盖屋、忌上屋，杜公瞻于《荆楚岁时记》“忌盖屋”按道：“《风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一也说：“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
更有一大禁忌，那就是“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刘昌诗《芦蒲笔记》卷一引《风俗通》）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前人因为有这个俗忌，记录了一些人和事，虽然不都是危害家人的例子，却说明这个禁忌传播很广，深入人心。
孟尝君，即田文，战国齐人，田婴之子，与楚春申君黄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无忌并称四公子。他五月初五生，差点被溺死。《史记·孟尝君传》记道：“初，田婴有子四十馀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
胡广，字伯始，东汉南郡华容人，安帝时举孝廉，奏章为天下第一，历仕尚书仆射、司空、司徒、太尉，官至太傅，历安、顺、冲、质、桓、灵六帝，谦恭练达，为官如故，时谚讥为“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殷芸小说》卷三记道：“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俗谓恶月，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两无所归，托葫芦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广后不治本亲服，世以为讥。”
王镇恶，东晋北海剧人，王猛之孙，王休之子，刘裕用为将军，战无不捷，拜征虏将军、冯翊太守，后为沈田子所杀。《宋书·王镇恶传》记道：“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