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老不停的走截然不同的是，师母张舜华的固守定潭，坚决不动摇，哪里也不去，也自有其风采。
有关师母最初的行医时间，历来的报道多含糊其辞地表达为是婚后的事，实则不然。婚后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婚后其父根桂先生去世了，由她来接替父业。但据菜九的观察，张根桂先生的最后岁月，是处在退居二线状态，而这种状态很可能又是一种传统。张根桂先生的先人张景余过世时间是1948年，而此前已是张根桂在打理张一帖的一切事物，早就没有张景余的行医记载了，即使根桂先生面临丧子之痛，外出采集病情的事，即由尚未学医的舜华先生替代办理，未见景余先生出手相帮的迹象；根桂先生培养出了李济仁、张舜华之后，也就没有了行医的记载。那么，定潭方面的医疗业务就应该由同样学成的张舜华先生承担了。至少张景余、张根桂这两代人在盛年就淡出医界，似乎怪可惜的。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传人已培养出来了，以后的事当然应该由他们承担起来。师母亲口告诉菜九，她行医时的年龄是16岁，估计这个岁数还是虚岁，这就是说，在1950年左右，舜华先生就全面接替了张根桂先生。参照以上的学医过程，这种判断的理由还是比较过硬的。因为在与李元善共同学医时，舜华所学明显好一些。那么，既然李元善能单独行医，她也完全可以。即使李济仁先生单独闯荡江湖之初，舜华先生没有立即行医，待到了李济仁诊所火爆歙南地区后，舜华先生的独立行医之事，可能就想挡也挡不住了。知女莫如父，根桂先生见舜华先生尽得其真传，估计也没什么不能放手的。于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医师出道了，只是这个女医师居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一个奇迹。正因为年龄小，在当地就博得了一个“老舜”的谑称。这个谑称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其行医年龄相当小。设想如果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大姑娘行医，这种称呼就不那么合适。因此，舜华先生行医的时间很可能与李老出道的时间非常接近、甚至同步。不难想像，当病家看到一个十四五岁或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老滋老味地把脉开方的场景，而且中规中矩，非常老到，当其治疗效如桴鼓时，当地人会且喜且怜之，于是乎，这个充满了爱护敬重之情的称呼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女张一帖之名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女张一帖的威望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
师母行医未久，就遇到一个病例：屯溪水运社陈土根，因不慎落水后致高热不退，周身无汗，中西医看遍无效，命悬一线，这时水运社想到定潭女张一帖或者会有办法，于是赶忙把病人送到定潭。师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大症危症，毫不推诿，即刻针药并用，又用酒精冰块等物理降温，同时不断变换治疗方法，一直忙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上午，病人热退病安。水运社领导知道此事后表示一定要重重酬谢。当时还只是个小姑娘的师母说，你们不要感谢我，一定要表示的话，你们就到定潭放场电影给群众看吧。此后，每逢水运社弄到新的影片都要拿到定潭放映。而每到这个时候，乡亲们就会说：看老舜搞来的电影喽。这种免费放映活动持续了好几年，放映的片子达20多场次。
在菜九的印象里，也不知有多少人看了一辈子病，也不过尔尔，怎么张根桂先生的女儿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看起病来就屡起沉疴，活人无算呢。难道她的家传就那么神奇，她的天分就那么高明？家传与天分固然重要，但在行医一道上，这些宝贵资质确实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从师母的经历来看，决定性的东西应该是腔子里有一颗仁心，骨子里有一股狠劲。医生作为一个社会职业是非常普通的，但因为关乎性命，就又有别于其他普通职业。定潭张家如同古往今来的所有大医一样，并没有把行医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解救乡人疾苦的天职。人命关天，性命至重，岂能容得一丝苟且。因此，定潭张家在医道上总是全身心投入，不断总结经验，精益求精。他们信奉的是“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的执业信条，全面继承前人，不断完善治疗技巧。张舜华先生完全继承了先人的优良传统，如果有所不同，那一定是其所拥有的那股狠劲，更超出其先人之上。正因为这种狠劲，使得其力求尽善尽美，从不言弃。像上述那个病例，中西医束手，师母其实也没有办法，她完全可以推辞掉。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全力以赴，没日没夜，终于找出了救命的办法。师母疗效出众的秘密应该离不了仁心与狠劲这两条，救治陈士根一案，也正好体现了这两条。而这两条也正是其他众多从业者所不具备的素质。
徽州的胡适之先生曾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差不多先生传》，讲的就是中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特性，凡事只搞个大差不差就以为说得过去了。作为胡适的信徒，菜九对此作了延伸，以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凡事有个有个大概就满足了，顶真深究的功夫，一般是不肯下的。在相当多数自视精明的人眼里，顶真深究那么吃苦受累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去做呢。这也是良医大医历来稀少的原因。历来中西医相互攻讦时，业中医者往往会说西医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深究起来，多数的中医从业人员不也正是这样干的吗？如果伤风就发发汗，如果腹胀就行行气，再不解决问题，就推给老天爷，这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有多少差别呢？此类情景，宋人张耒在为庞安时写墓志时就多有慨叹：“吾尝谓医之在天下，其资民生之用，盖与谷帛等，窃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来至今，以医名世者多矣，其为论说方术大备矣。又尝怪夫世之医者，皆忽而不学，大抵从里闾俗师，其治病苟不杀人，众已指为良医矣，使孝子慈孙不能无恨于疾苦之际者，以此也，可不悲哉。”张耒称颂的庞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而徽州业医之祖张扩，应该从其师庞安时处继承了好学求真的精神。但定潭张家这种十几代的坚守，只能是家族行为，对业界甚至连示范作用都未能起到。遥想当年，张仲景慨叹世人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实际上，不精究方术的何止世人，业医者亦不例外。因此张仲景对业医者亦有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以仲景之言比照于当前的医界，其间的差别又有多少呢？看来班固对绝对多数业医者持不信任态度，是有其道理的。
可能读者诸君会以为菜九之言过于刻薄，菜九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且没打算把自己从不顶龙的医家中摘离出去。因为菜九自忖无论如何也不具备师母的那份仁心与狠劲，所以也不可能在医道上有所作为，如果要以医为业，充其量也就是班固讲的中医而已。
在菜九看来，师母的那种狠劲可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狠劲人们从她学医的过程中已能领略一二，待到后来，这种狠劲更让人钦佩莫名。师母婚后，前后共生了五个孩子。在现在人看来，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可能连工作的能力都要丧失了呢。但师母非常人也，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其行医行善。出诊与带孩子冲突怎么办，没问题，就把还不能丢手的孩子往背上一驮，母子一道出诊。所有五个孩子都有过在娘背上出诊的经历，而且为数不少是在半夜三更进行的。有时为了给病家诊治，背上的孩子怎么样了都顾不上了。听师母说，有好几次夜里出诊，因为治疗过程较长，差点把放在一边的张其成给弄丢了。有谁能想的到，今天在各档电视上风度翩翩、侃侃而谈为国学布道的大学者张其成，居然会在襁褓中迭遇险情呢。
如果菜九师母还是像以前的传统世医那样行医，此等情形也不算离奇，问题在于师母早就成了体制内的人了，每天八小时上班，下了班还要应付这种事情，就太匪夷所思了。毕竟上班还是比较辛苦的，还要支撑一个大家庭，其所需要的精力与体力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接所有求诊者。菜九听到这种事迹，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类画面，一个枕戈待旦的战士，一个随时准备投入搏杀的壮士，师母就兼具这两种身份——只要有病情的召唤，就立即投入到战场上。病情就是命令，没有商量犹豫的余地。所以在她那里是绝对没有八小时以内还是以外概念的，只要有病人上门或约请出诊，她不仅是要拿上治具就走，而且常常是背上孩子就走。师母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乡亲们非常感动，称赞其品性如“漂白的毛巾”，没有任何污点。其实不是没有污点，而是心中全是病人，基本上没有自己，所以就表现出病情压倒一切。菜九想到了什么，好像也是她们张家的宋人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想当初，幼年的张舜华死死纠缠父亲张根桂先生要学医，莫不是为了日后更多地拯救家乡父老的性命。当年根桂先生坚持不松口让师母学医，说什么传男不传女，这种观念可能还成了日后舜华先生的行医动力，她一定要比男孩子干得更好更出色，才能证明父亲把医术传给自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师母成年累月不辞劳苦的出诊，乡亲们还给师母的看病编了个口诀：铁打的身体，马不停蹄；上到北京，下到农村。一个拖儿带女的女流之辈，哪来的什么铁打的身体，无非是以济世行善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在常人看来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像师母这种玩命式的诊病，即使是古之大医，也未逾于此。而其携子诊病之经历，恐怕更是空前绝后的了，足以载于史册，传之后世。估计古之大医，以生民为心，以拯病立命，就是这种风范。可以断言，师母这种大医，此后将绝版矣。所以，在菜九看来，今天评选国医大师而师母未能入选倒像是网漏吞舟。因此，菜九不仅为师母叹惜，也同时为主事者与时代叹惜。
如果按师母的意思行事，她可能会一直在定潭这个小地方行医一辈子的。但时代变了，以前可以十几代守在一个地方，在新的时代面前可能就非常困难了。李济仁先生搞的联合诊所，可能就是一种时代的催生产物。当时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定潭张家肯定也不能例外，也被组织到当时的医疗体系中去了。进入体系后的张舜华，常常面临着要调动的变故——你医术太高、名气太大，放在定潭那个小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区里、县里一直要调她过去，但她坚决不走，哪里也不去。她的这种态度不仅组织上不理解，我们寻常之人也很难理解。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区里县里怎么样也好过你那个定潭吧。既然我们世俗的观念理解不了张氏一门十几代人的坚守，那么世俗的观念又岂能动摇定潭张家坚守的信念呢。张舜华先生的固守是延续了张氏家族的传统，还是家中的长辈有特别的交代，不得而知，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每个人的行为自有其道理，而这些道理常常不为外人所理解。作为定潭张家，其实也不需要外人的理解。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回报生我养我的土地，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植根于斯，造福于斯，这样的理由难道还不够充分吗。
有一种力量叫执着，到菜九师母处就表现为一股子狠劲。在看病一道上，不论病人身处何地，也不问自己的身体条件有多糟糕，都全力以赴。如浙江省淳安县五都乡薛木瓜的腹痛不已、四肢厥冷，师母不顾冰天雪地，翻山越岭，步行60余里到患者家里，连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立即给予针药并用，整整折腾了三天，才解决问题。又如歙县富朅乡竹器社张金罗因患肠梗阻大便不通，病情严重，师母连饭都顾不上吃，背上还在喂奶的小孩（好像是张其成），直奔富朅乡，药针并施的同时，还用手伸到病人**里掏粪，将病家从危难中解脱了出来。即使是到晚年中风后，仍然有病人前来诊病，此时的师母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对待病人仍然是全力以赴。这样的精神，可能已不能用敬业来形容，而只能用狠劲来形容了。
师母的狠劲在其固守定潭固守歙县之事上，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与前人相比，固守的生态环境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身边的各种势力都在鼓动其迁高枝，还有一个夫妻分居的现实问题也使得安家定潭实为不智之举。但师母均不为所动，一个人独自承受着家务的繁重与工作的繁忙。好在师母从来就是一个女强人，有着老徽州人吃苦耐劳的优良素质，那么多在我们常人看来无法承受的事，在她那里是稀松平常做惯了的。当然，凡事都有个限度，即使是当作家常便饭做惯了的事，一辈子做下来，也是吃不消的。大概到了年事已高之时，师母回首往事，就会对这些早年的辛劳颇生出些不平之气。所以当菜九询及早年往事时，总能听到师母的口风中时不时会透露出些许不满，而这种不满所及，当然只能是李老了。遇到这种情况，菜九当然要设法让师母消消气，为李老减少一些压力。菜九说，李老也很辛苦，把几个子女都培养成才。一提这茬，师母气就更大了，哪里是他培养的，完全是我培养的。这五个小孩子，没有哪一个他抱过十次的。难得从外地回来探亲，也不愿意抱孩子上街，说不好看。看来师母在数落李老的不是时，无非落了个嘴快活，其他的事可是一样没少干。而培养子女这种事，还真没看李老涉足其间呢。见此路不通，菜九只好另外设法，说李老打天下很重要。师母立即接口说，我守天下就不重要了？打天下只是菜九对老师开创事业的一个比方，但师母将自己的作为喻之为守天下，足见其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李老长年在外工作，又是单位的重要骨干，有无数次要将师母调动到一起，但都被师母拒绝了，最远的调动，也就是调动到歙县县医院。除了对家乡的依恋之外，这种死不调动的狠劲，或者与早年师兄妹同时学艺相互较劲有关。师母所学不在李老之下，能力不在李老之下，疗效或者还高过李老，她当然不愿意以一种附从的身份调到一起工作。
最后在1980年的时候，师母终于愿意调动到一起了。估计这里有其长子张其成的因素。因为那个时候，张其成正好毕业分配工作了，如果父母分居两地，就要两头探望。作母亲的可能不愿意让唯一的张姓子嗣搞得太辛苦，所以就不再死硬到底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什么都愿意做。
看到师母坚守的毅力，人们或者会以为师母是个老古板，实则不然，张舜华先生也是会与时俱进的。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各地掀起的向国家献方的热潮中，师母也赶了个新潮，这时根桂先生已经去世，师母献方都不要请示不要批准，自己就可以办了。在大跃进热潮的氛围下，人不受鼓动与影响是不可能的。于是，报国心切的师母也一下子把祖传的秘方献了出去。张一帖家传方非同小可，这一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59年5月15号的《安徽日报》以“歙县中医献方采风，发掘祖国医学珍宝”为题进行表彰。
此事报道甚广，但菜九以为其报效国家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达到目的。有谁听说过这个祖传秘方被发扬光大了？根本就没有嘛。大概是献了献了，献了就了，没下文了，不了了之了。因为师母是将药方捐赠给有关部门了，而这个有关部门一向是中国最大且最办事不力的部门，指望药方在他们手里发扬光大，难矣哉。所以这个秘方只有留在定潭张家手里，才能更好地继续为社会服务。现在这张秘方由师母的老三李梃研制为成药，继续在定潭地方为乡亲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