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友仁阳江农场（六师七团）
那是1977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我从团部返回团部中学路过干部科时，看见周传霖干事正站在门口。由于前几次我被选送大学学习时，都是老周经办的，虽然没送成，我却和他相熟了。我随口问：老周，什么时候再送我去读书啊？谁知他很快地随口就回答我说：你想去吗？我说想啊。他接着就说那你马上去医院体检，不知他们检完了没有。原来，又一次中专的招生已经开始，我一点都不知道，那天正是接到通知的人进行体检，由于有的人回广州探亲了，便有空额，我因此冷手捡了个热煎堆。我不敢怠慢，立即跑步到医院，幸好参加体检的人还在。就这样，无意中，我非常幸运的踏上了这条希望之路。
体检没问题，不久后，我获悉老周要送档案去通什了。这时一种潜意识告诉我，应该亲自到通什活动活动，不能坐等。其实我这个人很不善于这种“活动”，但这时不懂也要学了。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通什之行几乎成了一次生死之行，也成了我终身回味的一次人生闯荡。
那天一早，我先到机运连询问有没有车往通什方向去，回答说有去营根的车，但结果一直等到下午才出车，到达营根时大概已是下午4点来钟了，下车后我赶紧到车站买到通什的车票，谁知车站说没车去通什了，这一下真抓瞎了，我是第一次一个人出来，又是人生地不熟，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便随着一群同样是买不到票的人，在站场里瞎等。也不知等了多少时间，有人说那边有一辆篷车是去通什方向的，人们就涌了上去，我也不知深浅地跟着上了那车。在车上还跟两个海南青年搭了腔，心中也暗暗自喜，庆幸还算顺利，这时太阳已快下山。谁知快到阿陀岭的时候，车停下来了，说不去了，没得说，只能下车。怎么办？这时我和两个海南青年已经有点熟了，他们俩说，走，我们走去。我没去过通什，并不知要走多远，也不知前面有个阿陀岭。这两个海南青年原来也是互不认识的，样子也不像坏人，我同意了。于是我们三人就上路了，走不多远，一辆迎面而来的吉普车突然停在前面，我一看，原来是我们武装连的指导员从通什回来，看见了我而停下来问我怎么在这里，要不要跟他的车回去。可我怎能跟他回去啊！一回去就很难再来了，再说我还有两个伙伴，我说不回了。我们三人继续前进。
天渐渐暗了下来，路两旁已没房屋了，走着走着，慢慢地路开始上坡了，我们已到了阿陀岭脚下。就在这时，从后面开过来一辆油罐车，开始我们还没反应，但当车超过我们，开始爬坡车速慢下来时，我的伙伴突然一声：“快，追”，他拔腿就追上去，待我反应过来时，已经慢了他三四米远了，他首先扒了上去，招呼我快追赶上并帮了我一把，我总算也爬了上去，但另一个伙伴却追不上，没能爬上车。这油罐车是货车改装的，所以有车厢、有围栏，我们就站在油罐与围栏间的点点空间上，完全没有危险的意识。我们高兴、庆幸，但也为另一位伙伴担心，却又无奈。
油罐车爬上了阿陀岭山顶，这时天已全黑了，就在我们以为很快就可到通什的时候，车在山顶突然停住了，司机开门下车，我的伙伴反应很快，马上招呼我快下车，我俩就迅速在车的另一则跨过车厢栏下车，但还是被司机看见了。这司机是个粗壮的人，他一声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应该只是看见了我们而没看到我们下车，所以，我们支支吾吾的，他也没再追问什么了。就在这时，后面又上来了一辆油罐车，这车没停，越过我们的车就向前驶去，猛然间我们隐隐地看到车后紧紧地扒着一个人影，我们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我们的那位伙伴。司机检查了一遍车子之后，撇下我们开车走了。可怜我们两人，只好又启动11号车了（两条腿），所幸是在山顶，很快路就开始向下走了。走不多远，远远地就可看到山下通什市的灯光了，然而望山跑死马啊，走着走着，我的伙伴说肚子饿了，又走了一段后竟把鞋子脱了下来，插到腰带里，压住肚皮，说这样可以抵消一点饿的感觉，他就光着两脚走路。走了多久已记不得了，弯弯曲曲的山路，把我们累得够呛。大概在晚上八点来钟，我们终于到了通什市，首先找东西吃，再找住的地方。事情就是那么的巧，就在我们刚住下时，我们的那位伙伴也来到了我们住的旅馆，大家一见非常高兴也很亲切，只听他说：真危险啊，我差点就没命了。原来他爬的那辆车一路没停，下了阿陀岭之后开得更快了，他是跳下车的。听他这样一说，我真是冒冷汗啊！跳车可远远比爬车危险得多啊，我真感谢老天爷的安排，使我又一次避过了可能的人生一劫。事后再回想：如果当时我动作慢一点很可能就爬不上第一辆车，就会和另一位伙伴爬第二辆车，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再如果最后我一个人被撇在大山脚下，又会是怎样？我不敢想。这一切都是天意。这是一趟充满悬念的路程，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但这个经历却成就了我的回城梦，还使我有幸步行走过半个阿陀岭，这种步行在广州知青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有了。
第二天，经打听，我找到了招生人员所在的地方。这里已聚集了很多广州知青，都是来“活动”的。这里好像个接待站似的，还有简单的床铺安置我们这些人。我很快就和几个知青搭上了话，成了“朋友”，他们都比我有经验，教我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尽能力地帮我引见相关的人员。其实，他们多是有关系的，是来与招生人员接头的。而我则是瞎来的，我要主动地找招生人员，自我推荐。我找过化工的招生人员，找过农机的校长，当时我已超过27岁，据说已超过了当时招生年龄的上限，我是不管什么学校都肯去的了。后来在一位女知青的帮助下，我见了后来招了我的学校的招生人员。当时他也没有明确给我应允，但因为那位女知青说她与他是熟人，应当问题不大，我也就将希望全放在这个学校了。该做的做了，能找的找了，第二天我带着平静的心情离开了通什。大概两个月后，我终于接到了通知，我的回城之路就这样终于打通了。1977年4月，我回到了广州。
多年来，我一直对我的这次回城读书为什么这么简单、顺利，在团里、在学校里没遇到一点阻碍而感到有点迷惑，因为，当时我正担任高一班的班主任，学校并没有让我离开的计划啊。那天在场部遇到周干事，是一次极其巧合的天意安排，早两三分钟可能他还未站出来，晚两三分钟可能他又回房间去了。再如果我不多问一句：“老周，还送我去读书吗？”那我人生的这一幕也就没有了。我自解这个小迷惑，只能又从一个小插曲去联想：大概是在1975年末1976年初，又传来了中专招生的消息，并且传来了我有份的传言，可是最后的结果又落空了。这一次，我的心里不平静了，因为这时我的同学们大都走了，虽然此前我和我的准夫人并不很迫切想回城，但想到以后在这里连个“亲戚”都没有了，思想也动摇了。怀着一肚子的气，有一天，我竟不顾后果地闯进了正在开着的场党委会议里，当着众多场领导的面责问，为什么不放我走？我们表现好，也不应该不放走啊，这不是颠倒了吗？这些领导中有我很熟悉的，也有不太熟悉的，他们都很愕然，党委韩书记解释了几句，我还跟他顶了起来，后来还是几位熟悉的领导好言相劝，把我劝了出去。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很伤他们的感情的，但这时我只能这样破釜沉舟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了。此后不久，我的准夫人又和党委赵副书记发生了一次这个内容的不愉快争执。赵副书记此前是团部中学的书记，对我们俩都很好、很熟，可之后见了我们都不想理睬了。这个小插曲于我这次的走运有没有关系，我没考证过，也不必去考证，但我心里总认为应该有些关系。
29年后，我又一次来到通什，是坐在车上路过，这里已改名五指山市，我努力想搜寻当年“接待站”的方位，但我看不到；在过阿陀岭的时候，我多想看到当年的“停车处”啊，但同样什么也看不到，毕竟近30年了，通什变漂亮多了，公路的路况也好多了。当车驶过通什大桥，即将离开通什（五指山市）的时候，我忍不住探头出窗外回望，带着深深的回味，无限的情思向通什告别。我想，当年如果我不亲自来这里一趟，我的一切很可能都将改写，那趟危险的闯荡终归给了我幸运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