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卓明东岭农场（二师四团）
去海南的知青，不！全国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初喊着“扎根农村”的口号奔赴乡村边陲时，相信没有多少人想到或想过：这一去何时才能返家？若不能回城，终老于边陲乡村将如何过？肤浅的阅历，简单幼稚的思维，伴随着愚昧的冲动，几乎改写了这一代人的一生。
直到1973年，一股“回城风”悄悄飘入神州大地各个角落的知青世界，以招生的名义第一次通过正式渠道卷走了一批知青。一大群全无“后门”可走的知青们开始期盼，开始联想，开始仿徨。到了1976年，随着留下的知青越来越少，“风势”渐而趋弱。最可怜那些仍然留在原地风刮不动的人儿，眼看同来的同学挚友一个个；一批批欢天喜地的返回城市，而自己望穿秋水却境况依然。
我，当时就是这批可怜虫中的一员。作为饯行话别的角色，我送走了一茬又一茬的同学挚友。广文、大唐、简仔、波兄……都相继回城了，唯独我孤零零一人还留在农场里。令我感触尤深的是1975年的春节前，我一直送简仔和大唐他们到海口市秀英港上了船，目送大船离港远去。当我回到离海口市近200公里的山沟沟农场连队里，推开我和简仔14号台风后共同建造的茅屋的木门时，一股腐霉的气味冲面而来，人去楼空。那种失落，那种惆怅，几乎将我整个儿压跨。
到了1976年，又一股强劲的“回城风”刮至。凭直觉，若不及时把握机会，恐怕是“苏州过后无艇搭”了。但当时我在无意中卷入一宗无休止的旋涡中，处境极之不利，在几乎绝望的心境下，我不得不刻意地做了一些违心的“工作”。我通过亲戚远道从香港寄来一些治哮喘的特效药，打通了患有严重哮喘病的“工作组”组长这道坎。而事实上，我的事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他们“工作组”内部也不以为然。加上我平常人缘颇好，所以我的事很快就被丢淡了。另外，经城里亲友的打点，在广州找了一家愿意接收的单位。听说将会带着我的名单到海南来招工。为求保险，家里人还找到了一位当年在海南行政区工作的官员协助，打通农垦总局的关系。至此，万事俱备，就待与广州来人接头了。
为免生技节，此事我并没有惊动农场里的人。但要到海口市与来人接头，农场当年几乎没有请事假的先例，更何况是办回城调动？！幸好我当时任教的小学校长为我创造了个机会，要我到海口市为学校球队买球衣。一个好心人！
出海口要场部开“通行证”，否则无法住旅店。平时到场部要来回走四个多小时的山野公路，这天连队里的司务长却破天荒地借给我队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又是一个好心人！
我骑车到场部的路上，场里一台大解放（汽车）从后赶上，“嘶”一声在我前面停下，司机向我招招手，示意我上车。不管怎样，也算是一个好心人。
我连忙把自行车搬上汽车，一手扶着木栏杆，一手扶着自行车一路狂奔。崎岖的土公路使得汽车剧烈地颠簸，一下猛烈颠跳，被抛起来的自行车脚架重重地砸在我的脚丫子上，疼得我眼冒金星。到了场部，也顾不得伤口疼痛，立刻办好通行证就往回跑。一直回到连队，才有暇察看。防口的血已经凝固了，将伤口与布鞋粘在一起，强忍剧痛才把鞋脱下来。原来脚趾被砸开一个大口子，我到卫生所草草包扎，第二天一早就匆匆上路。尴尬的是，由于脚趾受伤，穿不了布鞋，大晴天却穿上一双水靴上路。
经这一下，当时我就有预感，这次行程不太顺利，用广州人的话说，踢脚！果不其然，由于赶不上到海口的班车，要转到嘉积市再等过路车。几经周折，当汽车到达海口市已经是华灯初照的时分了。这200公里不到的路足足折腾了一天！这还没完，那汽车没进车站，却转到公安局去了。十几位警察围住汽车，乘客要一个一个地下车，逐个搜查，连水靴都得脱下检查。一打听，原来该车经过的一个市镇里发生盗窃案，丢失了几个“上海牌”手表。这也不奇怪，当年几百块钱算是大案子了。
晚上九点多，饥肠辘辘的我才找到了农垦第三招待所，疲惫不堪的我顾不上吃喝，倒头就睡。半夜被一阵急促的锣声惊醒，说是邻近一民居起火，要我们立即疏散。跟着是消防车呼啸而至，看来是睡不成了，我干脆踱出招待所，傻乎乎的，一路溜达到天亮。
一大早我来到广州招工人员居住的农垦一所和二所。在那里与几位同农场的知青不期而遇。相信也是同道中人——都是来活动招工的事儿。心照不宣，相互寒暄几句也就各目行事了。为了避免“走后门”之嫌，广州来的人都被隔离开，几经周折，方才打听到关系人的所在。但不知什么缘故，来人就是不肯见我，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退出。此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绝望、失落笼罩着我，心乱如麻，已完全忘却午饭未吃。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踱着。难道就这样放弃？……不！绝不放弃！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再也顾不上什么禁忌，直接上海南区府办公大楼找那位行政区官员。他姓赵，是个大好人，我甚至连一根烟都没递，他却为我多方奔走，而最后的结果是——等待消息。
原来，当时作为招工一方，往往都会带着本单位职工子弟的名单，又或者带着亲戚朋友下乡子女的名单到农场里点名要人，而农垦局作为放走这些被“钦点”人员的附带条件，也会要求招工单位将一些农垦局指定的关系人员带上。我可能就属于附带着的一类吧，能否捎带上？带到哪儿？也只能被动地等待。事情告一段落，几天过来，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感觉十分疲乏。
经过昨夜的惊骇，当晚不敢再住三所，转到五所住。这五所是一座旧祠庙改建的，大堂里摆上十几张两层架子床。我找到了对号的床位，邻床熟睡似是父子的一老一少，因为太困了，也没洗刷就和衣就寝。蒙胧中醒觉，明天还要为学校买球衣，内长裤口袋里的九十多块钱和二十多尺布票总让我牵肠挂肚。于是下意识地将装有“巨款”的裤子缠绕在脖子上方才安心睡觉。想不到，我这愚蠢之极的举动，恰恰向人展示“此地无银三百两”。当第二天一觉醒来，只见裤子被解了下来置于床边，裤兜里已是空空如也，邻床的一对父子也杳如黄鹤。叫喊？报警？追查？结果都会一样，枉然！仿徨中，我根本无暇顾及如何去完成学校买球衣的任务，也未及想到过如何赔偿几乎占我半年工资的九十多块钱的公款。眼前身无分文，如何离开这伤心地也成大问题。可幸的是，在我近乎绝望时碰到同农场的几位知青。他们借给我十块钱路费，方才解了燃眉之急。
返回农场，我几乎变卖所有值钱的家当，收音机、棉衣、旧手表等（事实上，当年也真没几样值钱的东西），总算是凑齐清还了九十多元的公款。最难的是布票，那年头，每年每人就那么一丈三尺六的配额，各家都自顾不暇，东借西凑的还欠几尺，最后还得向城里的家人求助，好歹应付过去。
直到1977年初，我才被一家钢厂招了工，总算圆了回城梦。可怜辛辛苦苦干了八个多年头，回城时却是囊空如洗！就连托运行李所需的十二块钱还得同别人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