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警察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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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上级来检查(1)

总有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跑来跑去,说是太阳没有光芒,说是兔子没有眼睛,说是小孩他赤身裸体的没有脑袋,我说不清他是什么,好像见过又好像没有见过,行行走走,走走行行,晃晃悠悠的。我伸手去抓他,他即刻化作空气,我用脚跺他,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甩不开他,我又急又恼,他却对我嘻嘻哈哈,没有正形。

第一次下社区就被狗咬了,我心里有些不快,不过,干什么也不会一帆风顺,头一段时间五环路上发生了大货车“跳高”的事,大货车像空中飞人一样,直接越过栏杆,栽倒在辅路上,辅路的小轿车和行人不知不觉中丧了性命,连个囫囵尸体也没有留下,你说他们招谁惹谁了?自己下社区是工作,每月能发4000多元的工资,万一发生不幸,至少能落个因公牺牲。想想这些,心里也就平衡了许多。

在京华门诊部打完狂犬疫苗,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盘算着下午如何陪儿子去打保龄球,肚子咕咕地叫起来,这才想起早晨没有吃早饭,中午已到了饭点,我脱掉警服衬衫,连同帽子塞进工作包里,穿着背心,进了路边的一家成都小吃餐馆,在临马路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

一个服务员走过来:“先生,你几个人?”

“我一个。”

“你吃点什么?”

“一碗担担面,四碟小菜,一碟酱牛肉,一碟干炸小黄鱼,一碟拍黄瓜,一碟水煮花生米。”在部队吃小灶吃惯了,没有4个菜陪着还真有点吃不下去,我一口气点了4个小凉菜,这叫吃不吃看着,用不用占着。

服务员见我一个人要了四个菜,问道:“要酒水饮料吗?”

“来瓶****。”****就是普通燕京啤酒,包装和汽水差不多的那种。

“常温还是冰镇的?”

“冰啤。”

这个成都小吃餐馆人来人往的,食客还真不少,少男少女居多,像我这种有点将军肚的中老年几乎没有。菜谱贴在墙上,红底黑字:担担面8元,酱牛肉12元,干炸小黄鱼8元,水煮花生米6元,拍黄瓜6元……这是我近15年来第一次在这样的饭馆吃饭,也是第一次真正地看一看菜品的价格。忽然,一个穿制服的部队干部进来了。这个干部我认识,我在部队时,他是军械股股长,叫周良琥。他右手提着书包,左手拉着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他女儿叫周旖旎。

我低下头来,装作没有看见,服务员一端上来担担面和菜,我就呼呼啦啦地吃喝起来。

“杨春江,你在哪里?抓紧到社区,下午分局人口处要来检查外来人口办证的情况。”

电话又是那****的警长于是打来的,这小子没大没小的直呼其名,我真有些不舒服,你不喊我杨支队长,也不喊我杨警官,你喊喊老杨总行吧?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就是礼教,两千多年了,孔夫子白教育了。再说,我都50岁的人了,要不是我那时候要求上进,响应晚婚晚育的政策,说不定我儿子都比他大。

“干吗,给叫魂的样没完没了,我被穆玉柱家的狗咬了,刚从社区里回来,现在刚进京华门诊部附近的成都小吃部,吃点饭。”我没有好气地说。也真是,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牛B大了,有事没事把我这个正团职干部拴在裤腰带上,呼来唤去。

“什么?被狗咬了,打完针抓紧回来。还用我来接你吗?”

“不用了,不严重,我自己还能走。我都快50的人了,不怕这点小事。”我有些气愤地说,然后把电话挂了。

“服务员,结账。”饭还没有吃饱,点的菜一半都没有吃完,就得走了。四五十元的饭菜还没有吃到一半就得走,到地方工作后才知道这是自己的血汗钱,要是在部队数额再大100倍,也就在发票上签个字的事。

我从钱夹里取出50元交给服务员,回头瞥一眼那军械股长,他正低着头和女儿说着什么,我逃跑似的从成都小吃饭馆里出来。

外边太热了,黑色的油漆马路热浪蒸腾,树叶无精打采地低着头,稀稀落落的行人在树下急急地走。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还不到一点。坏了,我今天喝酒了,“五条禁令是高压线”,要是被上级知道了,这事可就大了。我赶紧折回饭馆,抓了几瓣大蒜,把一瓣大蒜拨开皮放进嘴里猛嚼起来。嚼碎吐了,再嚼一瓣,白白的蒜沫吐在地上,像不小心撒的大米粒。大蒜汁煞得我两腮生痛,龇牙咧嘴,刺鼻的蒜味迅速笼罩我的全身,完全覆盖住了我那半瓶啤酒味。我自鸣得意起来,这也算我在公安工作以来的一点儿发明创造。

我挥挥手,一辆白色的的士响亮地刹车之后,停在我的身边,打开车门,一抬脚上了车,开车的是个40多岁的老司机。

司机问我:“到哪里去?”

我说:“东风村委会。”

“你身上的大蒜味真浓。”

“这不,在外边吃饭不安全,不吃几瓣大蒜怕闹肚子。”

“你们警察真辛苦,星期六也不休息。”

“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

“你裤腰带上有国徽。”公安发的服装也真是的,不是印有“警察”,就是印有“police”,唯恐人们不知道着这制服者不是警察。

从成都小吃到东风村委会也就半小时的路程,白色的“现代”的士如在深海中的鱼,晃动几下尾巴,放几个屁就到了。

上午去的东风居委会,下午我来的是东风村委会。东风村委会的院子气魄十足,在六间大北屋的对面是一个标准的篮球场,门口站着两棵大杨树。村委会的大门没有上锁,屋门虚掩着,鼾声比树上知了的声音还大。我推门进了村委会的大房子,主任李爱军正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睡觉,茂密的胸毛地毯一样铺在他的前胸上,肥硕的肚皮一鼓一鼓的。电视开着,北京电视台三台正播放着《胡同里的故事》。

我打开手机,时间还不到14时。室内凉风习习,我靠在沙发静等李爱军在鼾声中醒来,不大一会儿,疲倦、睡眠和酒意同时攻击我的神经,我很快败下阵来,头一歪,斜在沙发上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做了多少梦。梦中全是飞翔的碎片,一会儿云南前线,一会儿河南老家,一会儿山西夏县武警专科学校,一会儿自己主持全支队军人大会。总有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跑来跑去,说是太阳没有光芒,说是兔子没有眼睛,说是小孩他赤身裸体的没有脑袋,我说不清他是什么,好像见过又好像没有见过,行行走走,走走行行,晃晃悠悠。我伸手去抓他,他即刻化作空气,我用脚跺他,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甩不开他,我又急又恼,他却对我嘻嘻哈哈,没有正形。我用力拍了过去,“啪”地一声,我睁开了眼,大沿帽像小时候玩的自行车圈一样,在地上画着弧形走起来。

“老杨,怎么着了?”李爱军坐起来,两眼看着我。

“没有怎么着,做了一个怪梦。”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一点多点儿,看你睡着没敢打扰你,就坐沙发上等你,谁知道一坐下,就瘫倒在这里睡着了。昨天晚上让你破费了,那帮朋友都是咱们村上的?”

“有两个是村办企业的负责人,一个是玻璃厂的,一个是预制板场的。你今天不休息一天?”

“不休息了,下午说是分局人口处的要来检查社区民警下社区的情况。”

“六日不休息,你们拿的加班费多。”

“一点儿也不多,听老民警说一人一个月最多能报36小时的加班费,和其他公务员一样。”

“不可能吧。不是有《劳动法》吗,你告他。你们民警怎么执法不守法。”

“我们的领导说,警察不适用于《劳动法》,只适用于《警察法》。”

“扯蛋。公安也不是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装什么孙子?我们招的农民工,都拿《劳动法》吓唬我们,加班1小时给1小时的工钱,不给,他们就到北京台的《法治进行时》告我们。”李爱军有些愤愤不平。

“真的?看样子农民工的法制观念提高了。”我有些诧异,农民工一向被认为是最弱的弱势群体,也有了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

“唉,咱中国的事好多是底上两层皮,说是说,做是做,玩人玩心眼的巨多,没有办法,这就是中国特色。你没有想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