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为了长远发展，为了得到资金支持，也为了背靠大树好乘凉，马云决定中国黄页与西湖网联合资。
中国黄页将资产折合人民币60万元，占30％的股份；西湖网联所属的南方公司投资140万元人民币，占70％，的股份。
在合资后的股份公司中，马云仍出任总经理，但大股东肯定是南方公司。
对于10万元人民币起家、长期患资金饥渴症的中国黄页来说，14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有了资金支持的中国黄页业务扩展大大加快，到了1996年年底，中国黄页不但实现了赢利而且营业额突破了700万元。
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创业公司来说，有时合资并不是一条出路，尤其是两种文化、两种模式、两种所有制的合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黄页与南方公司的合资是一种变相收编，也是一种变相国有化。合资之后，尽管公司业务在推进，但双方的裂痕则愈来愈深，直至破裂。
1995年和1996年的马云，心中一直装着一个伟大的梦想：把中国黄页打造成中国雅虎。应该说马云当时还是有机会有可能的。
第一，中国黄页毕竟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占有绝对的先机；第二，中国互联网产业起步虽晚，但市场巨大；第三，马云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感悟能力使中国黄页一启动就找到了一种成功的赢利模式。正是这个赢利模式之后困扰了中国网络企业多年，无数网站倒闭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徘徊多年却找不到一个赢利模式上。
但马云还是失败了。摧毁马云伟大梦想的是两把重锤：一是北上失败；二是合资失败。相比而言，无疑是第二把重锤制造了毁灭性的效果。
中国黄页与南方公司合资不久，裂痕就出现了。马云的战略目标是打造成中国的雅虎，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品牌培育策略，但南方的目标是赚钱，为此它也有一套急功近利的经营策略。
随着双方分歧日深，几乎马云所有的经营方案都被大股东否决，破裂终于不可避免。
几个月后，马云带人到外地拓展业务，回到杭州一看，公司大变。南方自己又注册一家自己的全资公司，名字也叫“中国黄页”。
为了利用中国黄页已有的品牌声誉，南方公司建立了一个“chinesespage．com”网站，和中国黄页的“chinapage．com”相近，而且中文名字都叫中国黄页。于是杭州有了两个“中国黄页”。
新黄页利用老黄页之名开始分割老黄页的市场。两家黄页一个套路，同城操戈，自相残杀。做一个主页，你收5000，他就收1000……刚刚起步的商用互联网陷入混乱之中。
直到这时马云才明白，西湖网联并无合作诚意。“因为竞争不过你，才与你合资，合资的目的是先把你买过来灭掉，然后再去培育它自己的100％的全资黄页。”
马云一手创办了黄页，在他眼里黄页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两年多来，马云带领黄页团队左突右杀、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打出一片天地，到头来突然发现“儿子”已经改姓，天地已经易主。
悲愤至极、痛苦至极的马云，为了保住黄页，为了迫使对方关掉新黄页，愤然提出辞职。紧接着，中国黄页的全体员工也提出辞职。
对于这次经历，马云曾这样说：“每次打击，只要你扛过来了，就会变得更加坚强。通常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所以我总是想明天肯定会倒霉，那么明天真的打击来了，我就不会害怕了。你除工重重地打击我，还能怎么样？来吧，我都能扛得住。”
失败和成功一样都存在着无限可能。经得住多少次失败，就可能获得多少次成功，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无法再战。只要还想赢，就有赢的可能！
5．以硅谷精神忘我工作
天道酬勤，马云始终这么认为。创业期的阿里巴巴资金、技术、人才都缺乏，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除了奋斗，我们还有什么，马云像拿着一把刺刀的连长，带着一帮弟兄发起了惨烈的冲锋。
精神是支持人奋进的原动力。马云带领他的团队，打破中国所有传统企业的运作方式，以硅谷的精神忘我地工作。马云认为：硅谷最有价值的是它的文化，是它的拼搏精神和创业精神。
创业初期曾访问过阿里巴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这样写道：“没日没夜的工作，屋子的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
数月后，《福布斯》杂志的资深记者贾斯汀·杜布勒在马云夫人的带领下参观了阿里巴巴创业时的房子：“20个客挤在客厅里办公，马云和财务及市场人员在一间卧室维护及其他人员在另一间卧室……像所有好的创业家知道怎样用有限的种子资金坚持更长的时间。”
阿里巴巴初创时，马云知道加班会是常态，于是在离办公室步行5分钟就能到的地方，大家租的都是的民房。谢世煌和几个工程师在湖畔花园附近的南都套毛坯房，租金每月500元，几人分摊。Tonny（托尼合租了一间农民的毛坯房，下面就是菜市场。那才是四壁，屋里除了地上的一个床垫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让人见了心酸。当时Tonny从未在内地生活过，一来就领教了什么叫艰苦。没想到这个香港小伙子还能忍受下来。
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用报纸把四周的水泥墙糊了起来，这是唯一的装修。所用中英文报纸全部是IT技术类的，等闲人还看不懂。
其实马云早就有话在先：“我许诺的是没有工资，没有房子，只有地铺，只有一天12个小时的苦活。”
湖畔时代的作息时间是早9点到晚9点，每天12个小时，这是正常作息时间。每天都会有一个人早来一些，晚走一些。加班时，每天要干16个小时甚至更多，而加班又很平常。每遇新版发布，加班是不可避免的。
谢世煌说：“湖畔花园里有一个小会议室，可以打地铺，那时睡办公室的时间不比睡出租房少。”
“狮子”说：“那时工作的确很辛苦。这帮女孩很吵，为了避免和女孩发生冲突，我们几个工程师关在一间小屋里，把工作时间调到晚上10点到凌晨4点，这时办公室里很安静。时常工作得太晚了，倒地就睡，就不回家了。”
韩敏说：“每天早上打开门，就见地上横七竖八的都是人，要小心绕过去才行。”
8个月后，到了1999年11月，还是这种状况。
湖畔时代，有一件小事让创业者难以忘怀。
有一天，几个工程师工作到早上5点40分，天亮了，大伙还没睡觉。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疯狂的建议，几个人呼啸而出，打的来到西湖边。
这些人被关了几个月了，没时间进城，更没时间到西湖来，跑出来有点像羊群出圈。几个人跑到断桥上，大喊大叫，引吭高歌。在西湖上潇洒了一小时后，他们又跑到知味斋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跑到新华书店，每人买了一个“背背佳”。尽兴而归，回来已经快10点了。
几个人回到湖畔花园，发现所有其他员工都站在凉台上向他们眺望，个个神情严肃。马云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没事了，你们回来就好！”
原来早上大家来上班，发现所有的工程师都不见了，服务器也死机了，没有打招呼，也没有留条。每天这会儿他们都是在地上呼呼大睡的。
此情此景搞得大家莫名其妙，一些人还有点慌，甚至提出要报警，工程师失踪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到凉台上翘首远望，远游而归的工程师们急忙喊叫着解释他们出游的原因。
这些年轻的工程师，能彻夜苦战，也能苦中取乐。半夜闲下来时，他们就玩杀人游戏，据说这个游戏能使每个人的个性显露无遗。他们是网络高手，也是游戏高手，据说玩游戏领先外面一年。有时他们半夜看鬼片，看完就搞恶作剧。有一天，半夜12点，几个工程师在小区路边干聊，看见一个人走过来，就想吓他一下。在那个人快看见秋千时，他们把秋千高高荡起，然后赶快躲起来；那个人看见无人的秋千，吓得半死，赶快溜走了。
湖畔时代，写程序的工程师们很辛苦，做客服的编辑们也很辛苦。做客服的每人都有一个个人邮箱，每人都有一个化名，所有给客户的邮件都是通过个人邮箱发出的。阿里巴巴一开始就坚持与客户一对一的在线沟通，用人沟通而不是用机器。彭蕾说：“那时的客服都是即时的。大家做客服做到了痴迷的程度，工作到半夜一两点，客户的信没有处理完就不回去。有时客户半夜两点收到邮件，很吃惊，问我们：是不是时间有问题？我们说：没有啊，我们都在线啊，客户非常感动。”
可以说阿里巴巴一开始就坚持客户第一，就强调服务第一。
那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人性化的服务争取客户。那时阿里巴巴很多新客户都是朋友推荐的结果。
湖畔时代工作艰苦，生活也艰苦。每人每月500元工资，其实还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因为发工资的钱是大家凑的。那时打车只敢打夏利，有时夏利、富康没分清，为此还和司机争执。那时，张英住在翠园，离办公室3公里，3块钱的人力车不敢坐，每天走过来上班，走得满头大汗。为了节省电钱，在寒冬屋里只开一个取暖炉，程序员一边烤手一边写程序。
开始大家定6块钱的盒饭，后来改成4块钱的，结果鸡块变质造成集体食物中毒，集体到医院打吊瓶。偶尔，大家到餐馆吃一顿，菜刚上来就一扫而光。每逢阿里巴巴新版发布，马云会亲自下厨房给大家做一道烧鸡翅。
若要用一个词来描述阿里巴巴创业者的工作状态，那就是“疯狂”。那时，没人计较投入产出，没人计较个人时间，甚至没人感到苦，反而觉得那段日子很开心、很幸福。
那会儿的阿里巴巴不像个公司，更像个家庭。马云不像老板，更像老师；大家不像员工，更像学生，更像兄弟姐妹。
尽管阿里巴巴成立之初，马云也很严肃地告诫大家：“虽然你是Founder（创办人），是股东，但公司也可以不聘请你；如果你业绩不佳，也不一定能在管理岗位上做下去。当然你可以享受投资回报。”
但大家不是因为担心不被聘用而玩命工作的。也许是马云点燃了他们的青春激情，也许是事业和梦想给了他们动力。做一个成功的网站，做一个伟大的公司！
6．用男人的方式，打开天窗说亮话
湖畔花园见证了阿里巴巴的崛起，是在湖畔成功地融到了两笔数目可观的风险资金；但阿里巴巴是在华星成熟的，也是在华星熬过寒冬的。
湖畔花园见证了阿里巴巴的崛起，伴随着企业的壮大和员工的急剧增加，湖畔花园的一套房子住不下了，又另外租了两套。
很快又住不下了，于是租了附近的一座别墅。后来别墅也住不下了，2000年3月，阿里巴巴便搬进了华星大厦。这意味着阿里巴巴湖畔时代的结束，华星时代的开始。
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游击战打法的结束，人员和资金的充足，使得阿里巴巴可以发起集团似的冲锋了。组建正规军显得尤为必要，也就是在阿里巴巴进驻华星大厦之后，开始了规章制度的建设，马云把此事交给了负责人事工作的彭蕾。不久，彭蕾把制度和流程起草出来了，但一贯彻就遇到了阻力。
从前的那种充满人情味和家庭味的工作氛围已成了一种习惯，突然搞起制度、流程和奖惩来，大家一下子很难适应。
规章制度还是强制推行了，划分了部门，便产生了部门领导，在18个创始人中，第一批提干的有三人：孙彤宇、张英和彭蕾，职务都是部门经理。
于是原来的18个创业者分成了两拨：4个官和14个兵。从北京EDI时代起，这支团队就习惯了只有一个头，那就是马总，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兵。湖畔时代也是如此。到了华星时代，这种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现状突然改变了。
公司大了，人员多了，沟通也少了，于是误解和不理解也就产生了，伴随着矛盾和怨气郁积，阿里巴巴终于爆发了一次风波，也是唯一一次。
那是搬到华星不久的一个晚上，马、张、孙、彭之外的十几个创始人来到一家名为名流的咖啡馆聚餐。大家开始说好不谈工作只叙旧，不料想谈着谈着就说到公司、说到工作，所有的不解、疑惑和怨气都发泄出来了，一直谈到半夜。团队里的老大哥楼文胜首先倡议：说了这么多，屁股一拍就走，于事无补，我们应该写出来送给马云。大家纷纷响应。于是由楼文胜执笔，大家补充，整整写出了一大张纸。
散伙之后，楼文胜回家将这份东西整理成一封写给马云的长信，然后发给了马云。
第二天傍晚，马云收到信后立即把18个创始人召到一起，大家围着圆桌坐下后，马云说：“今天大家不用回去了，既然你们有那么多怨恨，很多人有委屈，现在当事人都在，都说出来，一个个骂过来，想哭就哭，所有的都摊在桌面上，不摊完别走！”
马云说完，十几个人接连发言，把昨天在咖啡馆里说过的每件事都说了一遍。矛头自然是指向马、张、孙、彭，但主要矛头又都是指向孙彤宇，以至于前一半的会有点像孙彤宇的批判会。
涉及马云的只有一件事：马云有一个亲戚（实际上并不亲），在阿里巴巴做程序员，但大家提出他并不称职。会后3天这个程序员就走了。涉及张英的也是一件事：一个黄页过来的人，做得不好，在一次淘汰谈话中，被张英保了下来，大家提出这是走关系，还提出因为你是马云的老婆，大家会对你有不同的要求。当时会上张英很委屈，事后证明张英的决定是对的。
很多人认为同事和朋友要区别对待。但有一点是相通的。矛盾的天敌是开诚布公。坦诚的交流往往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那次大会开了很长时间，从晚上9点持续到凌晨5点多。那是一次彻底的宣泄，也是一次彻底的灵魂洗礼。会上许多人情绪激动，许多人痛哭失声。会上甚至有人说到离开，可是扪心自问，谁会舍得离开这个团队、这个公司？
问题早出现早解决，这也是个好事。也就是在那一夜吵过、喊过、哭过之后，一切疑虑、误解、愤怒都烟消云散，生活还要继续，奋斗还要继续。
华星风波的导火索是那封写给马云的信。事后吴泳铭说：“我们能写出来告诉马云，说明我们是一支很好的团队。”如果那14个创始人不这样做，而是任其发展，让误解和矛盾蔓延下去，那么18个创始人团队的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