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舞文弄墨，交结了不少文学圈里的朋友，很是惬意。以文会友，志同道合，高山流水，高谈阔论，实在是人生之一大乐事。
然而，生活再美也总会有蹙眉之事，身边总会发生文友之间合拢不到一块之事。那天邀请H参加C君组织的一个文化沙龙，谁知H一闻C君之名，倏然变色，拂袖而去，大有“有我无他，有他无我”之味。还有一些筹备某某学会的文人，也往往因“相轻”对方而不与共谋，不欢而散。
文人相轻，可以说是旧时代的一种恶习。现在新社会了，居然还这么着，这与《水浒》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差不多。新社会了，文人是同行，同志，何苦乃尔？
古往今来，胸襟宽广，情操高尚的文人之间往往不是“相轻”，而是相敬、“相重”。“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代诗人杨敬之到处赞扬尚未出名的青年诗人项斯，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文人相重的佳话。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散文写得出神入化，居“执牛耳”地位。但他并不认为自己了不起，总是敬重同行，虚心向同行学习。一次，他与谢希深，尹师鲁各写一篇同样内容的记文，谢写得最长，达700字，欧阳修次之，有500多字，尹师鲁写得最精辟简洁，只有380字。欧阳修并不觉得“丢面子”而恼怒嫉恨，反而对尹赞赏不已，口服心服。当晚，他提着酒壶到尹家去请教，回来后又复写一遍，力求精益求精，体现了诚挚的“相敬”、“相重”的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阮籍与嵇康、李白与贺知章、韩愈与贾岛、苏东坡与黄庭坚、章太炎与邹容、鲁迅与瞿秋白者，无不留下文人相敬相重的千古佳话；在外国，同样有大文豪之间的相互敬重，心心相通，文才人品相交辉映的动人画卷，歌德与席勒，屠格涅夫与果戈理，托尔斯泰与高尔基……
文人乃有知识之人，有才华之人，在全社会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文人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自己的同行，又有什么理由去“轻”之“鄙”之乃至“忌”之“斗”之呢？相敬，“相重”，正是新社会文人应有的一种美德和情怀。
（1993.1）
“以珠弹雀”别解
“以隋侯之珠，弹干仞之雀，世必笑之。”此语出于《庄子·让王》，现多用来揶揄那些花极大代价而获取小利的蠢者。关于“隋侯珠”，《淮南子·览冥训》中说，隋侯救了负重伤之蛇，蛇便衔夜明珠以报之，故名“隋侯珠”，后人用“隋侯珠”来比喻稀世之珍宝也。用这样名贵的珠玉来弹打高飞的燕雀，不论珠失雀得，还是珠失雀飞，皆得不偿失，贻笑于世人。
常言道“亏本生意做不得”。买卖人讲的是盈利，钱来物去，或钱去物来，都以“盈亏”论成败，因此“以隋侯珠弹千仞雀”之举为“智者”所不取。然而事情却往往有例外。
近日偶翻杂志，读到何平先生所撰的《“间”、“闲”辩》一文，甚觉新奇。何平先生读《全金元词》中白朴的《沁园春》一词，疑其“渐教身似，岭上云间”一句的“间”字为“闲”字之误。为求证实，何先生便搜阅了宋阮阅的《诗话总龟》中的《古今诗话》和《王荆公文诗笺注》等典籍著作，终于查出了白朴之句所依据的原诗：“应须身似岭云间”；为更可靠翔实计，又翻阅《说文》、《实用大字典》，还求教于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经数番考证，核实，最后才疑难大白：原来古书多通假，“间”、“闲”、“閒”三字意本不同，“间”却兼有其他两字的部分义项和读音，在代“闲”时读xian，在代“间”时读jian（或jian），白朴词中“岭上云间”的“间”字确系“间”（闲）之误抄误排，应改为“闲”。
我真折服了！为了这么一个字，竟然耗费大量时间，搜经索典，废寝忘食！何先生此举，在一些人的眼里，不正是以“珠”弹“雀”——不值得吗？但何先生说，他弄通此字，“惟此始心安”，使他“获益良多”，“乐在其中”。多么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像这一类的“以珠弹雀”，也不只是何先生，许多蜚声于世的醇儒巨匠无不秉持这种精神。施耐庵为写《水浒》中打虎场面，曾用一段时间冒着性命危险摸黑深入崇山峻岭考察虎的习性、生活动态和捕食情形。鲁迅当年翻译果戈理的巨著《死魂灵》，为了一条小小的注脚，竟搁下笔来翻寻百书，查阅千卷，甚至还托人横渡东洋买参考书籍。这种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刨根索源、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是多么可敬和感人。面对这种态度，咱们那些不甚解而又要哗众取宠之士当颜酡自愧。
“谨学不匮，永锡尔类”，我们搞事业，做学问，如果都能持“以珠弹雀”的态度，那将是益莫大焉。
（1987.4）
假如没有刘彻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外公认的伟大历史巨著，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为写这部巨著，司马迁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即腐刑——笔者按），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读一读司马迁这忍辱负重，血泪控诉的《报任安书》，就是铜人也要为之落泪的。
这就要让人骂一骂那位皇帝老儿刘彻先生了。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是非不分，听了奸佞美人儿的谗言便一股脑儿将司马迁打入死牢并施之以最为痛苦和耻辱的腐刑，几乎使司马迁的《史记》夭折。
然而事实上倘若没有这位刘彻先生，司马迁这《史记》也断然不能问世。一是刘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工作中善于发现职卑薪微但又博学多才的司马迁，亲自提名调升司马迁为全国史学界的最高长官——太史令，使司马迁感恩不尽，虽肝脑涂地而不能报答；二是爱护人才，理解人才的苦衷。他曾提醒司马迁，功成名就时树大招风，要防止有人嫉妒中伤，要与朝中百官安然相处；三是知错就改，全力支持司马迁著书立说。在司马迁遭腐刑后，刘彻知道司马氏还在锲而不舍地著书时，知道自己做错了，深感内疚，便宣布恢复司马迁太史令职务，让他安心著《吏记》。太始元年，又亲自提名晋升司马迁为中书令。征和三年，发生了李广利投降匈奴事件，司马迁对刘彻说：我从前写的李广利传略并无错误，我不准备改了。刘彻说：“好，要改的就改，不需要改的当然不改，不必怕外面流言蜚语，一切有我。”后司马迁写信给任安，谈了他为李陵辩护而受腐刑的种种悲惨遭遇，里面有不少对刘彻的牢骚，有人告发给刘彻，刘彻也宽怀大量说：“当初我对李陵事件处理得草率了些，对司马迁这样粗暴那就更错了，不能怪人家有苦恼。你们就不必去找他的麻烦了……”
也许是生活本身就充满着辩证法吧，正是这个刘彻，横加给专心著述《史记》的司马迁以致命的打击和最大的耻辱；也就是这个刘彻，对司马迁著《史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最大信任和支持。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一旦知错当即改正，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1993.5）
黑格尔的苍白
黑格尔是满腹经纶的哲学大师，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知识大师。他知之甚多；知“时空”，知“自然”，知“意识”，知“存在”，知“人本”，知“社会”。德国或欧洲近代哲学界为出了黑格尔而自豪。没有黑格尔哲学，也就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的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功绩。
然而，这位渊博无比的知识大师，有时却显得十分无知和可笑。别的不敢妄说，单是他对中国汉语文字之断说便是一例。他自夸德国语言最能“冥契妙道”，并以“奥伏赫变”（德语词汇，蕴有“灭绝”与“保存”二义）为例，说此词能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而汉语则无此功能，因此，“不宜思辩，”鄙薄之意溢于言表。
这位黑格尔先生错了。将博大精深丰腴璀璨的汉语说成“不宜思辩”，就像当年亚里士多德舍不得将妻子的牙齿数一数却闭着眼睛说“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一样。中国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对此甚有感触。他在名著《管锥篇》中列举了汉语中诸如“易”、“诗”、“论”、“天”等字具有一字多义，同时合用否定之否定等种种特征。钱钟书以这些大量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来阐明中国汉语文字的丰富深奥和博大，指出汉语同黑格尔所举的“奥伏赫变”一样具有“冥契妙道”之神奇。钱先生接着写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妙道’，即令是拉丁文中亦无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是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没吃过梨子，偏要断说梨子之酸甜；一知半解或无知却要大发高论，好为人师，难免要为贻笑大方而为“承学之士惜之”，这不能不说是身为大学者的黑格尔一个苍白的值得遗憾的地方。
（1992.5）
杨执中、天虚我生及其他
先来介绍一下：杨执中、天虚我生者，乃两位国人之名字也；杨执中是《儒林外史》中那位学问绝高的醇儒；而天虚我生，则是民国初《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
将杨执中、天虚我生这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硬扯到一块，盖因他们有着一些颇为相近的荒唐事。
先说那杨执中。此位新市镇上所谓的书生醇儒，常给镇上人讲天宝遗事，洪武传奇什么的，听得人们神游而拍案。湖州娄府的两位公子久慕其名，不惜动人情花银子将之从狱中赎出，还把他敬比做春秋时的名士“越石父”呢。然而，此公的学识并非真的那么精深，其品性也并非真的那么高雅。有一张书幅，上面题有一首自吟七绝：“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一时使那娄家两公子折眼得五体投地。其实，这哪里是他的作品，分明是元人吕思诚的一首七律的后面四句。这杨执中做的是“文抄公”的勾当，可怜有眼无珠的娄家两公子白白地将之敬拜了一番。
再说那天虚我生。此公虽一度出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名气不小。此公审稿有个习惯，即把来稿分做甲、乙、丙三等，按等级发给稿费。不料便有个好“恶作剧”的投稿者，誊录了较冷僻的柳宗元的文章，随便化个名寄给《自由谈》，被此公采用了，列为丙等。事发后，那投稿者立即致书天虚我生说：此文乃柳宗元的，身为大编辑爷，连唐宋八大家的中坚《柳河东集》也没读过，且柳文只够为丙等，试问谁才有资格列为甲、乙呢？这下子天虚我生羞赧无地，连连道歉谢罪，一时传为笑料。
杨执中无真才而又要欺世盗名，为人所不齿；天虚我生才疏学浅，难坐稳大报编辑之交椅，这是无疑的。然而，倘若杨执中从旧书堆中随意抄出某名家的诗文寄给天虚我生，那光景又该如何？我敢拍胸保证：“见报率”达90%以上！事实上，生活中的“杨执中”式的“文抄公”之所以得乎一时，除了“文抄公”的手法较巧妙之外，恐怕还与编辑爷中那些“天虚我生”在与之“配合”有关。假若柳宗元那篇文章不是摆在天虚我生案前而是让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人接着，那恐怕又是另一番光景了吧！
于是我想，若减少“杨执中作诗”或“天虚我生审稿”之类的文坛笑话，除了加强文坛法规在管理杜绝“杨执中”式的“文抄公”外，还应努力提高编辑或鉴赏者的素质，把“天虚我生”队伍减少到最低限度才是。
（1991.3）
（第二章）知与不知
世界上哪有“百问百知”的人？
近日读汉朝大功臣周勃的一则故事，感慨良深。汉文帝时，周勃德高望重官居宰相，一次文帝问他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案件，他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全国一年的钱谷出入是多少，他又说不知道。因此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出了一身冷汗，这故事本身并无多大“惊天动地”，但不乏值得人们深思之处。
作为辅助天子治国理政的宰相，居然不能回答出“全国一年判狱多少，钱粮出入多少”之类的问题，实在有点窝囊，倘若让这号人回答中外记者问，势必出大洋相。然而这周勃却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老老实实，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并没有“不知”而“装知”，倘若他能花言巧语胡编乱捏出一大堆数字，报表来哄皇帝，岂不更糟？
“知”与“不知”永远是人们所面临着的一个“难题”，人的面前永远有着“识”不尽知不透的事物，即令是“活神仙”诸葛亮，也未必能答出蜀汉三军共有多少支箭来吧？当年学富五车的孔夫子，又何尝能答出太阳为什么从东边出？不知，有时并不是件可耻的事，问题在于你“不知”是否有勇气说出“不知道”这三个字，尤其是对你的上级。有个单位的某小头儿，上司来检查工作，他心里明明一本糊涂账，却要摆出“了如指掌”状，捏出一整套儿洋洋大观的数字和材料来，他振振有词，唾沫星儿四溅，听得上司频频点头连声说“好”。事后，此公笑嘻嘻过来“咬耳朵”上司检查工作，千万别说不知道，尽管一路诓去，有数字的最好要有几位小数，不由他不信。这号人你说有多可怕！让其管家治国，不一塌糊涂才怪呢。
因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老夫子这句名言大可成为我们在治学干事业中对待“知”与“不知”的座右铭。
（1990.7）
愚昧的悲喜剧
公元前7世纪的一天上午，古希腊米亚人和吕底亚人在小亚细亚一平川上激烈交战。是时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正当两军对垒厮杀得血肉横飞，难解难分之际，太阳却渐渐地暗淡了下来。不一会，天空一片漆黑，（即发生了日蚀）这下子可不得了啦，交战双方均以为鏖战触犯了神灵，立即鸣金收兵，订立和约，永不动干戈。
一千多年前，古印度一名佛教高僧被一伙强盗所抢劫。正准备将这一高僧杀了祭神，突然天空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霹雳一声雷响，炸断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强盗们以为自己的不义之举触怒了老天爷，纷纷丢下刀剑，一个个跪于高僧面前求饶。高僧于是逢凶化吉，死里逃生。
一场“日蚀”平息了两个民族的大厮杀、大流血，一声惊雷救活了一位高僧，这是两出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而又值得人们庆贺的喜剧。
庆贺不如深思。造成这种喜剧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智慧和才能而完全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倘若米亚人，吕底亚人知道“天昏地暗”不过是“日蚀”这回事；倘若强盗们懂得霹雳伤树乃雷电的一种现象的道理，那么人们看到的将是一组惨不忍睹的镜头。这类“喜剧”的实质仍然是两个斗大的字：悲剧。
翻开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人生的一些悲剧往往是愚昧的杰作。中国古代第一位皇帝赢政，为了长命百岁，下令选童男童女三千，东渡茫茫的大海去找“蓬莱仙山”。结果“仙山”不但没找到，且三千条性命一去不复返！古代印度，任何人生了病，需七天七夜不吃饭，体质强的算能熬得过，体质弱的则活活饿死。谁要是觉得自己有了“罪”，就得在大江边绝食，饿死后让人们投到江中以“升天”。这种戕害整个民族的大悲剧，“愚昧”算是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