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杨家塌了天。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头脑非常清醒，带了杨乃武的一双儿女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京城，向都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都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浙江，仍交给巡抚杨昌浚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杨菊贞仍不死心，誓死为弟洗冤，准备二次进京告状，终于得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支持，经胡雪岩的引荐，恰好有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后起复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答应相机进言，不料这件事成了El后杨乃武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稣商量，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夏同善还会同御史王昕亲自上疏，为杨乃武平反。这事终于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她没有直接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但她同时派了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京复审，开始慈禧太后是犹豫的，她对地方官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轻易更改。但后来杨乃武冤狱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疏奏请提京勘查，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这样，江浙派官吏初步得到了主动权。
刑部大审，开棺验尸，认定葛品连并非中毒而死。刘锡彤被革职拿问。
原审各级官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于是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
在是否惩办各级办案官吏的问题上，江浙派与两湖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大学士翁同稣为首的江浙派力主惩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另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是两湖籍官员，故称两湖派。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疏，一直拖了两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日，奏疏才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澜并未提出参革，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弊也未提及，马虎了事，直到二月十六日以光绪帝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二人革职。杨昌浚虽然革了职，刘锡彤虽然是充军到黑龙江，但对刘子翰却完全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知县，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之事。
清朝王辅之巧断盐田案清末宣统年间，徐闻县有兄弟两人分家，为一块盐田争得不可开交，告到知县王辅之那里。兄弟俩都说父亲临终时，嘱咐盐田分给自己，当时妻子在场，可作证人。王辅之听了，把惊堂木一拍，喝道：“大胆刁民，竟敢捏造事实，哄骗本官，老婆能作自己的证人吗？来人，先将他俩关起来听候审理！”
兄弟俩被押进牢房里，一齐锁在大铁锁上。大锁很重，一个人无法搬动，他们起初互不理睬，不一会儿，两个人都要解手，不得不合力把铁锁抬到便桶旁边。开饭时，狱卒又故意把饭放得远远的，两人又得再将铁锁搬过去。就这样，铁锁每天都要左搬右搬，渐渐地两人有了言语。不出。
个月，两人便良心发现，和好如初。
王辅之见两人有悔改之意，就传他们到公堂，说：“你们各有两个儿子，盐田断给哪一家，以后还是要争夺的，你们说怎么办？”两人一听，声泪俱下，互相推让起来。这时，王辅之判道：“盐田暂且不断，你们回去同心合力经营好，倘再有争端，没收为官产。”兄弟俩这才明白知县用心良苦，从此两家相处得很和睦。
张汶祥刺马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打败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有野心谋取帝位。
慈禧太后便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打赢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明目张胆地烧杀抢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着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太原奇案
太原有个富人叫张百万，因嫌弃穷女婿曹文璜，将二女儿玉珠许给一家姓姚的，但他女儿玉珠喜欢小白脸不爱钱，与曹文璜私奔，准备投靠曹家故交交城县令的陈砥节。
二人出城前在一家豆腐店歇息，豆腐店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了他们。第二天，张百万找不到人就认为跑到了大女儿家，带领家人前往大女儿金珠家找人，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谁知道衣柜里有个和尚，他们把衣柜抬走，和尚却闷晕了。为了找台阶，张百万谎称二女儿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醒了，逃走了，也到了豆腐店，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服走了，途中下半身再度兴奋，又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尸体被扔到井里。和尚命案和张家走尸案，一下轰动全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多管闲事的人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立功的杨重民不管三七二十一认定莫老汉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
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知道老汉被抓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玉珠事又找刚从交城县令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陈砥节，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老汉和公子哥无罪释放。
名伶杨月楼冤案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亭亭玉立艺兼文武。同治年间，他在上海租界着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
韦女名阿宝年方17，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
月楼往见遂应约，清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
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地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
断案点评
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上面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入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相争论。
林则徐禁鹤片案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一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等。是中国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主要功绩是从英国手里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林则徐出生于烟毒之害非常明显的乾隆末年。鸦片在明以前主要用作药品，人清以后，吸食者渐多，至乾嘉之际，已经有了一套较完整的吸毒方法。萧令裕所着《粤东市舶论》中记载道：“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如粒如丸，就灯而吸，倚枕侧眠。盖自乾隆末年始，嘉庆初吸食者渐多。”
嘉庆十一年(1806)，林则徐为解决家庭生活问题，曾就厦门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书记，使他接触到厦门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特别是鸦片走私和烟毒泛滥情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厦门志》曾总结吸毒的流弊：
“丧威仪，失行检，掷光阴，废事业，耗精血，荡家资，亏国课，犯王章，毒子孙”。不少抨击烟毒的诗文也已经出现和流传。加上清朝廷不断发布日益加重处罚的禁令，更增强了林则徐的信心，形成了他的禁烟肃毒思想。
道光三年(1823)，他在苏臬任上就把“开设夷馆”者列为“游手好闲之民”而加以严拿。这是林则徐禁烟肃毒思想的最早的一次实践。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走私鸦片时，林则徐又是第一个提出搜查、焚烧鸦片的主张者，可惜为清廷所阻止。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林则徐在对江浙两省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的现状发表政见时说：“(烟毒)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
这是他第一次提出指控烟害的主张，他的禁烟肃毒思想得到具体的体现。
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黄爵滋在所上的《敬陈六事疏》中正式公开表露了严禁鸦片的论点，并在附片中揭露了当时广州的鸦片走私组织。这给林则徐禁烟肃毒思想增添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着。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
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人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
“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林则徐积极认真推行禁烟肃毒政策，终于取得空前的胜利。他亲自在虎门海滩监督销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共化去烟土19179箱，2119袋，2376254斤。
在销烟过程中，林则徐还邀请了外国传教土和商人来参观，这些人“在池上看视化烟，并至厂前，以夷礼摘帽见”，表示极度的钦佩，显示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翌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
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
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奴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