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五代时，军人专权，烽烟四起，法纪也成为一纸具文，以致“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令给丧葬行人载于城外，或残害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唐代时，武则天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乱反正。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对于即将被法律剥夺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北宋哲宗年间，由于地方司法当局对这套“临刑关怀”制度的执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县对临刑的死囚，“以纸钱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执法人员围着“传呼鼓噪”，导致其“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也妨碍了亲戚辈“与囚辞诀”。朝廷认为“此其间不能无滥”，存在着滥杀犯人的司法腐败，便派遣“谏官、御史分决诸城畿甸之狱”。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领受了这项任务，但他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意思是说，这种委派钦差大臣下去办案的整风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议，朝廷应该“戒敕狱官，务在遵守”《元丰令》所规定的“临刑关怀”制度，“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察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只要严格执行制度，“积年之弊，自此顿革，辇毂之下，无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议，“诏刑部立法以闻”。
我们不敢说“临刑关怀”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辇毂之下，无有冤人”，不过应当承认，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临刑关怀”制度，而且立法规定“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对违制的司法机关，鼓励台谏官弹劾，允许“被苦之家”控告，确实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
发生在北宋神宗朝的一宗毒杀案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的春夏之际，舒州太湖县发生了一宗震动朝野的投毒谋杀案。
这一年，前国子监博士、太湖县知县陈世儒的庶母去世了，陈在呈报朝廷的丁忧条陈中称母亲死于突发心口痛。本来这事也寻常，陈家发丧还归京师，世儒按惯例丁忧守制。谁知六月份，一名从陈府逃了出来的奴婢，跑到开封府衙门，检控陈母并非死于急病，而是中毒而亡。
当时的开封府尹是苏颂，一位正直、持稳的官员（他也是北宋最有智慧的科学家），马上组织军巡院（京师法院）的法官推鞫此案。按照宋代“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应该先由“推司”进行“事实审”。经法医检验，陈母确有中毒迹象，更吓人的是，其胸口还钉着一根致命的大铁钉，死于谋杀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到底是谁谋杀了她？
陈府的奴婢们供称，“诸婢以药毒之，不死，夜持钉陷其胸骨以丧”。但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审讯下去，案情露出了一个可怕的线索：陈世儒之妻李氏与家婆一贯不合，曾跟众婢说：“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这显然是在暗示婢女杀了陈母领赏，随后陈母果然被杀，李氏自然难逃主谋之嫌疑。现在的问题是，陈世儒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弑母？
这宗骇人听闻的人伦大案在开封府审了大半年，还是未能结案。按程序，“事实审”完毕之后，便由“法司”检法量刑，即进行“法律审”，军巡院的法吏认为，李氏并未“明言使杀姑，法不至死”。苏颂也倾向于认为陈世儒并不知情。而这时候，整个京城已在传播陈世儒合谋杀母的小道消息，流言四起，说开封府长官苏颂意欲包庇陈世儒夫妇。连神宗皇帝也被惊动了，召见苏颂，交待说：“此人伦大恶，当穷竟。”苏颂答道：“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表明了他将不偏不倚对待此案、不干预法庭（有司）审讯的立场。
也难怪流言纷起。陈世儒夫妇的家庭背景绝非寻常。世儒之父陈执中乃是两朝元老，深得宋真宗的宠信，又是仁宗朝的宰相；李氏的家世更不简单，她的父亲是龙图阁直学士李中师，母亲吕氏则是仁宗朝另一位宰相吕夷简的孙女，现在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又是同知枢密院，属于副宰相级别的人物。陈氏夫妇具有如此显赫的身世，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动用关系请托说项、干预司法？
事实上，案发之后，陈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亲吕氏：开封府快要抓我了，请母亲快跟公著叔公说说，请他去跟苏颂疏通疏通。吕氏“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不过吕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绝了她的请托：“不可。比相州狱，正坐请求耳，逮系者数百人。况此岂可干人？”意思是说，这个案子，朝廷正在查处请托之人，已抓了数百人。况且这种事，我避嫌尚来不及，岂可插手？吕氏只好“涕泣而退”。但吕公著虽没有出面，他的侄子、大理寺评事（最高法院的低级法官）吕希亚，以及陈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一个京官）却是过问了案情。更何况，京城之中，谁人不知道陈吕两家的显赫家世？也许不需要吕家人亲自出面，法官就会主动卖一个人情。
可能正因为牵涉到如此庞大的政治势力，陈世儒案出现了“狱久不决”的局面。元丰二年正月，有御史提出，开封府的法官“所鞫不尽”，没有认定陈世儒知情弑母，不能再让他们审下去了。所以案子移交给大理寺别勘。这时，苏颂也因为另外一个小案，被御史弹劾“故纵”，贬到濠州当知府。陈世儒案进入由大理寺重审的阶段。大理寺发现，本案在初审时存在徇私包庇的嫌疑：陈世儒的岳母吕氏“因缘请求”，致使军巡院原勘官“改易情节，变移首从”，为陈世儒夫妇脱罪。
恰好大理寺丞（分管审讯的法官）贾种民是支持新党的人，时人评价他“谄事章惇，阴陷良善”，现在天上掉下一个陈世儒案来，正好可以用来狠狠打击旧党（吕公著是旧党领袖），因此，贾种民便以“陈氏姻党干求府政”为由，“欲蔓其狱”，先后将吕希亚、晏靖，还有吕公著的女婿都逮捕了。已经被贬到濠州的苏颂也受牵连入狱，贾种民要苏颂指控吕公著曾经向他请托，苏颂坚决不干这种事，说，“诬人死，不可为已。”后来证明，吕公著本人并未干预司法，不过苏颂因为向别人透露过案情，被罢去濠州知府之职。
案子至此已经渗入了政治斗争的因素，这样审下去，只会越扯越乱。所以元丰二年八月，神宗下诏，又将陈世儒案从大理寺移交到御史台。从开封府军巡院，到大理寺，再到御史台，这个情节离奇、背景复杂的谋杀案，前前后后审了好几回，其间李氏数度翻异，依宋朝司法制度，犯人一翻异就须“移推别勘”，即换一批法官重审，以免造成冤案。
到了九月份，御史台终于宣布结案：认定陈世儒夫妇合谋杀害陈母的事实，因陈世儒不愿意待在太湖县当知县，便默许妻子教唆婢女毒杀母亲，以借丁忧的机会回到京城——真令人难以置信，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儿子？宋神宗倒是感念陈世儒之父陈执中，想要留世儒一命，说：“（陈执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但御史中丞蔡确不答应，反问道：陈世儒大逆不道之罪，“可赦邪？”最后，陈家夫妇以及参与谋杀案的婢女，共十九人均被判死刑；开封府原勘官因故纵人罪，皆受处罚；大理寺的法官借故扩大打击面，也被罚铜，次年贾种民又被降职；吕希亚、晏靖也因交涉司法而贬官。
现在也有人认为，陈世儒其实对众婢毒杀陈母一事并不知情，他是冤枉的，是神宗朝新旧党党争的牺牲品。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后来旧党执政了，陈世儒的后人也重新在政坛上崛起，如果陈世儒确有冤情，平反并不难，但陈案一直都没有人提出平反。
当然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党争的阴影，而且宋代的司法系统，也做不到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免不了要受党争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那个时候，显赫门第之内发生了这么一桩谋杀案，疑凶的政治势力再大，毕竟还不可能将案子压下来，还是要走上司法审判的程序。即使出现了“陈氏姻党干求府政”的情况，也立即就遭到另一派的抵制与抗议。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宋代的政治保持着明显的竞争性与制衡性，不仅表现为派系性的党争，还体现在“执政—台谏”的二权分立结构上。当时盯着陈世儒案审理经过、防止吕家人介入与司法官徇私的，正是台谏官与新党中人。被拖入陈世儒案的吕公著珍惜名节、操守，始终不敢滥用权力干涉司法，这样一种由儒家理想熏陶出来的传统士大夫品质，无疑值得称道——而话说回来，在富有竞争性与权力制衡的政治场中，假如吕公著插手了他不该插手的司法，则马上就会被政治对手或者台谏官抓住把柄，最终身败名裂的还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