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前面的汪青案，当年的主审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冤案被发现时，他已经离任，调到他处为官了。说起来，这个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可见虽不是“无懈可击的神探”，却也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应该属于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因为这个案子“落职”，即被撤去官职。其他有牵连的官员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
这个案子总算了结，却不知冤死的汪青地下有知，是否能瞑目。毕竟，给予冤死者家属的抚恤再优厚，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再严厉，都不能挽回冤死之人的生命了。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完善程序，尽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在这一方面，应该说，宋代的司法制度还是很了不起的。
宋代的一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的对象包括文武百官、皇亲贵戚乃至君主本人），司法制度也不例外。为防止法官枉法或误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复、严密的司法审判程序，“防奸”之深，为历代所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这套程序过于“繁琐”。我们看电视剧《包青天》，会发现那剧中包公审案，明察秋毫，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辞严义正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伺候”。但实际上，在宋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断案，则严重违犯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
让我们以宋代州一级的法院为样本，来重建当时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宋朝在各州均设立两个法院——司理院与州院，两个法院是平行的，并配置了专职的司法官。一个刑事案子进入庭审程序之后，州法院必须启动“鞫谳分司”的司法机制，即审讯问罪的法官（狱司）与检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为同一人，而是由没有利害关系的两个人分别担任，各自独立地行使“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司法权。宋人认为，“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讯问的过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据状鞫狱”的原则，《宋刑统》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说的是，法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古代重口供，允许刑讯，不过宋代对刑讯的使用已有了严格限制，更加注重证据与检验，对证验明白无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据状断之”；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及孕妇、产妇，依法，也不得拷讯。违法用刑的法官，将会被追究责任。
案子审讯完毕之后、检法量刑之前，还有一个“录问”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问犯人、核对供词，让犯人“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如果录问官与鞫狱官有利害关系，比如同年、同门，则必须回避。在录问过程中，如果案情有误，而录问官未能发现、驳正，那么录问官也会受到惩罚，若能驳正则有赏。如果录问无误，案子就转入“检法”程序。由法司根据讯问所得的罪情，检出适用的法律条例，供长官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检法时若发现案情有误，法司也有权驳正。
有一点值得指出，在鞫狱—录问—检法的整个过程中，三个法官是各自独立的，不得相互商议，宋代法律规定：“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
检法之后，就是判决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狱官、录问官、检法官之外的法官，按照鞫狱官认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依据，草拟好判决书，这叫做“拟判”；然后还有一个“过厅”的程序，类似于现在的“合议”，由负责该案的所有法官集体对判决书进行审核、签押，以示负责，假如将来发现该案的审判出了差错，这些签字的法官都要负连带责任；假如有法官对判决有异议，又不能推翻原判，则可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以后若长官的判决有误，附上议状者可以免除处罚。最后，由州最高长官定判结案，按照要求，这时必须向案犯宣读判词，问犯人是否服判。这相当于留给犯人又一次申诉的机会。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案子就可以呈报路一级的提刑司、中央刑部，进入复核阶段。这里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不管是在录问、还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权利。一旦翻供，则必须组织另外的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另一个法院（宋代一州设两法院的意义体现出来了），重新审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这叫做“翻异别勘”。根据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南宋时改为五次，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一次次翻异，一次次别勘。我们再说个故事：还是孝宗淳熙年间，南康军有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节次翻异，凡十差官斟鞫”，翻异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从轻发落，免于阿梁一死。
平心而论，宋代这套严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么周密的程序一层一层走下来，如果一宗案子有疑点，被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宋太宗雍熙年间，同州有一富户，家里有一个婢女失踪了，婢女的父母找不到女儿，告到州法院。州太守命录事参军（州法院负责鞫狱的司法官）主审这个案子。恰好这录事参军“尝贷钱于富民，不获”，即向那富户借钱，被拒绝了，所以借机报复，“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录事参军将这个审讯结果报上去，录问、检法等程序都未能发现隐情，但在拟判、过厅的程序上，被拦下来了：同州推官（法官）钱若水“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迟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十几天后，钱若水才找到州太守，说，我之所以拖延此案，是私密派人去寻找那婢女，现在已找到了。案子终于真相大白，富民父子无罪释放，那个徇私枉法的录事参军大概也受到了处分。
这不是孤例。还是太宗朝，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停止判决，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这两宗冤案之所以得以及时发现，从人的因素来说，自然是因为遇上了富有洞察力与同情心的钱若水、邵晔；从制度的因素来说，也应承认宋代严密的司法程序、环环相扣的制衡机制确实发挥了防弊的作用。当然也不必讳言，再严密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否则就不会发生池州汪青冤案了），但这套制度背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精神、“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原则，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可惜的是，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明朝把元人赶走，但是承袭了他们的****政治。所以恢复了一些旧有的制度，而最不彻底的就是司法。清朝在这一点上，也完全接受了明朝的衣钵。”宋代司法制度遂成绝响。
宋人对死囚的临刑关怀
北宋有个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的“红杏尚书”。他的父亲宋玘，曾在常州当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过我这里不准备过多强调个人的美德，因为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当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