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怒江水电开发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有人提出这必将对民族文化造成破坏，要保护民族文化，就必须停止对怒江水能资源开发。这种看法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因为它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
为了研究文化的发展，发现它运动变化的规律，我们不得不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入手做一番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进行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受到很深影响。究其原因，是我们以当时的认识去分析怒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得出这些地区民族文化贫乏的结论，于是对怒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总体上的否定。
的确，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怒江地区的民族文化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封闭的社会生活环境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有着特定的历史局限性，尤其存在着与内地汉民族主流文化的差异性。但是，毕竟“直过”是通过成立互助合作社、消灭剥削和限制杀牲祭鬼等方式来进行的，所以，以往传统的生产方式得以很大的改变，即那种传统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种一山坡、收一箩箩、煮出来只有一锅”的低效益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当时，确实使这些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改善[1]，即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在这一地区建立、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从而带来了当地文化的变化：一是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亲和性、鉴赏性、朴素性还是自然而然地以新的形式，和那种争奇斗妍、绚丽多姿、风格迥异的特征显现出来，并与大家所熟悉的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成对照、差异甚至强烈的反差，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二是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的舞蹈、歌曲等民间文艺；以往欢度某个事情的活动、欢庆丰收的佳节、纪念民族英雄的节日、宗教节日和按民族历法计算的新年等许多民族节日，都自觉或不自觉、或多或少地融进了为新的生产方式服务的内容和要素。这一时期，怒江地区民族文化与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出现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融合，民族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的繁荣。
人民公社时期，怒江各民族的文化封闭进一步被打破。人们用当时全国统一的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模式，去规范农业生产，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并大量推广低级的铁器工具；兴修小型水利，农作物种植有了一定保证；提倡和推广群众所能接受的肥料，并同时重点试验其他肥料，从而土地单位面积得到了增产；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发动群众与自然灾害(兽灾虫灾)作斗争，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2]由于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极大的改善，从而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及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一是传统的民歌、反映劳动生产的舞蹈、表现生活喜庆的自娱性舞蹈、表演性舞蹈等，即便就是傈僳族祭山神、树神、桥神等神时，所唱的祭祀歌，本来是表示对神的尊崇和信仰，希望它保佑人们平安无恙，但在人民公社的生产条件下去歌唱，它至少在形式、外在条件及环境下，已不同于以往了，而是建立在人民公社和生产发展之后的基础上，即在上述的文艺内容中都有赞颂人民公社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内容；二是在民族节日像傈僳族的“阔时”节期间，也出现了赞扬人民公社的歌曲，即渗透了时代内容，表达了人民在欢庆新生活带来的愉悦感时，由衷地感谢人民公社。上述这些文化形式和内容，毫无疑问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变化的需要，才出现的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和向自身的更高层次转化的趋势，民族文化出现了第二次的繁荣。
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大潮使怒江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于在怒江地区的许多地方，即建立了初级市场，又积极地改善了交通状况，大大地方便了物资交流和供应，从而使这些地区与内地联系更紧密了。“四化”、小康的建设目标使怒江地区大部分村寨加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来，由于一下子难以缩短与先进民族之间的差距，他们只能以自然资源的廉价出售，或滥采滥伐来跟上全国的步伐。
这一次的开发和建设，使民族文化受到剧烈的冲击，比如淳朴民风和某些传统道德的保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原碧江县二区一户农民，开了个饭馆，街子天开张，准备了饭菜，306村子里的人和亲戚到街子上一看，以为是他为大家准备的，就去吃，他也认为乡亲来吃，自己就应供给，就那么一天，全部本钱吃完了。又如泸水县上江区，自然条件较好，比较富裕，是全州粮食最富裕的地方，那里有一部分由原碧江县搬去的傈僳族农民，由于碧江缺粮，每年有碧江人到那里寻求亲友帮助，人们总按传统习惯有就给，甚至只有二升也要分一升给人，结果弄得这些余粮户反而缺粮，要政府回销。当然，对这两件事的认识应该去进一步探讨，这里面存在着传统道德发展问题和道德的社会性、历史性问题，以及怎样让传统道德适应经济发展并为经济发展服务等问题。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又带来民族文化的繁荣，他们的自立自强自信自尊等传统民族精神，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得到更大的发扬光大，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从影响到作用，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可喜局面。就道德意识而言，当我们阔步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怒江流域全体人民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之中，都能把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价值和利益，看作是自己本民族的价值和利益；把中华民族所制定认可的价值标准，看作是自己本民族的价值标准并以此规范自己；把中华民族的民族事业心、民族责任感、民族尊严感和民族荣誉感，看成是自己本民族的事业心、责任感、民族感和荣誉感。热爱祖国的道德观上升为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的道德观。尊老、敬老的行为规范，本来是一种传统的力量，但在新时期时，也上升为遵守社会法规与公共美德的观念。原来的集体主义观念，是使人们处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关系时，能够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当今却能够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和国家利益。
就经济观念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步步推进，怒江流域的各族人民既保持了积极向大自然进取，努力开拓自然资源，使它转化为使用价值，占有价值和物质价值的明确意识，他们又在做一些使使用价值转换为商品价值的活动，努力使自己民族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上来，并且这种自觉性已经有了明显提高，而过去那种闭关自守，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格局逐步打破，开放进取，市场交换，赚钱赢利的观念逐步树立起来了。
就民族节日而言，比如傈僳族的“阔时”节，由于它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几乎每一名成员都能参与进去，在这一节日活动期间，既可以开展保持民族特色的各种活动，又可以在这些节日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搞出了一些新节目、新东西，以此发展丰富节日的内容，尤其在节日期间，逐渐地出现了引导群众向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的趋势，由此促进了市场繁荣，促进了商品生产。
就民间艺术而论，本来是基督教堂礼拜时唱的赞美歌，即它是由牧师手打节拍，指挥众人无伴奏四声部齐声合唱的民歌，如《欢乐颂》、《友谊地久天长》、《平安夜》等。教徒们以毫无做作的嗓音和高难度的四声部吟唱出来，这就像清澈湍急的怒江水，荡起的阵阵波浪，带着山野灵性的高亢歌喉、和谐统一的音色、清晰整齐的和声、到位的音准等，所汇成的相得益彰的绝妙共鸣，把人们带向一个没有世俗喧嚣、质朴无华的世界。让人感到惊叹不已：这些长年生活在深山峡谷中的傈僳族农民竟会有如此的水平和充沛的激情，将演唱艺术的高水准--四声部合唱运用得如此美妙动听！“下里巴人”能唱“阳春白雪”的奇迹，让怒江峡谷之外的听众深深体会到傈僳族人民的天赋和灵感。由于村民在教堂里所唱无伴奏的四声部合唱，对于汉民族和其他一些民族来讲，有着新鲜独特、别开生面的感觉，从而这些从未上台演唱过的傈僳族村民，带着他们的歌声走出了大山、走向北京，出现在中央视台，甚至国外的舞台上。而这些偏僻遥远的深山村寨，也一下子变成新的旅游景点和艺术家趋之若鹜的采风地。
通过上述历史的纵向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五点结论。
第一，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民族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5]由此可见，怒江流域民族所从事的一定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怒江流域各民族生存的根本，更是怒江流域的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根基，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存在都离不开它所既有的物质基础，以及生产方式对它的产生和存在的决定作用，如果否认这一观点，就违背了客观事实。
第二，怒江流域民族文化变化的根源，最终还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不仅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大运动，所引起的怒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大波动、大变化，即怒江流域民族文化在某些方面、某些内容和形式上的衰落或退化；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出现的民族文化的几次发展、繁荣和昌盛等等，无308不是因为生产方式的改革、调整和变化而导致的。“直过”、人民公社和经济大潮等几个时期，所反映出来民族文化的各种变化，都是由于生产方面的大变动而引起的，这就犹如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来之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一样，唯一原因就在于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而才引起了整个社会和各个方面的彻底变化。[6]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刚建立，最多几百年历史，由于时间不长，就容易看出社会变化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比如在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尤其原始社会经历了几百万年历史，它怎样进化为新的社会形态呢？它的根本原因何在？由于时间一长，就不容易找到它最关键、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方式变化。所以，民族文化变化的根源，还在于生产方式，即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所导致的。
第三，怒江流域民族文化始终是变化发展的。怒江流域民族文化作为怒江地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从事物质生产和进行社会活动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既不是先天就存在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传承、发展和变迁的统一体，新中国成立前，以宗教文化而言，怒江地区除了存在着原有的民族宗教、原始宗教之外，随着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教派的传入，而变成多种宗教和多种信仰存在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传入，怒江流域民族文化也是处于一种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经历了几次大的运动后，它的变化发展更为明显，甚至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状态，因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会对它发生作用，它要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发展对它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当地的生产得以发展，村民的生活得以改善，文化的内容就会围绕着生产力等这些方面又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怒江民族存在一天，怒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变化发展就一天也不会停止。
第四，怒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既是稳定的、又是突变的。任何民族文化作为一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它既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又是突变的。从稳定性而言，民族文化作为一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发展在通常情况下，就会表现为渐进性的特征，因此，民族文化的形态和结构通常呈现出相对稳定性，并由此形成某一民族文化的类型和特质。[7]从突变性而言，既然民族文化是一定环境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那么当环境条件和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变化之后，整个民族文化也必将随之发展变化，而呈现出突变性。由于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即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和构成民族文化的要素无时不处于变化状态之中，即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过程之中，因此民族文化从总体来说都是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的，特别是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大的变革或调整之时，民族文化的变化尤为明显。这时它就相应地呈现出突变性的变化，并在民族文化中反映出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其中经济形态的超越式发展也必然带来民族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突变性，从而把民族文化的某些东西造就和表现为一种阶段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特征。上述所说的大起大落，昌盛发展和衰落消失就属于突变性的具体证明。
第五，怒江流域民族的生产得到了发展，民族文化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大的运动，实质上都是力图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使生产力得到尽快的提高，从而满足老百姓的物质需要。一旦我们能够主动地、积极地去满足当地老百姓生产上的要求，真正给群众以利益，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那么，群众的觉悟就会提高，民族关系就会出现许多新的气象，社会的政治基础就会趋向于稳定牢固，民族文化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了。相反，凡是我们不以劳动生产作为当时工作的中心环节，不主动地去满足当地老百姓的劳动生产要求，群众得不到利益，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并使边疆各项工作陷于被动，既削弱当时的政治基础，又使当地群众思想出现涣散，一旦人心不稳，民族文化自然不可能得以发展和繁荣。
总之，生产方式对民族文化的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和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