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短篇县长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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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艺文杂弹

艺术形象与历史真实

说起来,中国古书、古戏中冤案、错案还真不少。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还其古人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爱古人”,对历史负责,然而偏偏有时“爱”不得!

近年有人考证出古人陈世美抛妻弃子贪图富贵实属冤枉,陈世美不但没有做伤天害理、“无心肝”之事,而且还是一位关心民瘼,政绩斐然的清官呢。更有学者对古时武大郎和****潘金莲做了一番“考证”,结果是:武大郎、潘金莲分别是北宋末年河北省清河县相邻的孔宋庄和黄金庄人。武大郎实名叫武植,并非真是卖炊饼的,而是人品才貌俱佳的寒门秀士,曾中进士,被宋徽宗饮定为阳谷县令,任内廉明清正,体恤民情,平反冤狱,治理河患,深得黎民爱戴。相传当地人曾为之树碑纪念。此公属“三寸丁谷树皮”也是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盖因有人曾凿开其楠木悬棺,从遗骨看大郎他至少有1.75米以上。潘金莲呢,既非“潘裁缝”之艳女,亦非水性杨花之****,而是当时贝州(清河县属其治)州官之千金小姐,是位出息的贤内助,正是她使武大郎益发勤奋及第进士,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膝下有四子,并有潘家传世家谱为证……因此,如此这般之“爱”法对陈世美、武大郎、潘金莲等历史人物,当早日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而对《铡美案》的作者以及施耐庵老先生恐怕要追究其“诽谤他人罪”了,如此“爱”是“爱”了,却不免要让人蹙紧眉头。

历史和艺术,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戏台上的古人是艺术形象,是“艺术古人”,未必都等于“历史古人”。陈世美、武大郎、潘金莲,是千百年来由文学艺术家塑造出来的、人民大众熟悉的艺术形象,从美学观点来说,其“角色”是成功的美的,压根用不着“拨乱反正”,更用不着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考证”。道理也简单:若继续如此“考证”下去,恕我直言,恐怕关于“张忠良”、“黄世仁”、“南霸天”之类的“最新发现”,也要源源不断,绵绵无绝期哩。那怎么了得?艺术形象和历史真实毕竟是两码事。

《海口晚报》,1992.2.12

文学的价值

现在弄文学似乎越来越不“吃香”,文学也似乎越来越不值钱了。靠稿费,实在不能致富,要出书,“可怜无补费精神”之外,往往还自掏腰包倒贴本钱,这等行当还能干?有论者说这是“斯文扫地”。基于此,身边的文人纷纷弃笔从商、从政,日子过得蛮红火。前年似看过一篇题为《诗城的陷落》的报告文学,写某中等城市十几年前诗会诗社诗刊诗作如繁星丽天,诗人数以千百计,如今诗人们纷纷改行兴办百业,真正坚守诗这块阵地者寥若晨星——诗城陷落了!

诗城的陷落,自然令人感慨唏嘘,然而更重要的还应是庆贺。盖改革开放了,社会发展了,人们的观念更新了,经济大潮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倘若十一亿人都来做诗人,生产力能发展吗?此诗城的陷落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不过,这样一个论题似乎还是有“探讨探讨”的必要的:如今文学还值不值钱?

文学值不值钱,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和文学史早有定论。给你亿万美元,恐怕也难写出一部《浮士德》;拿着满柜满箱的隋珠和璧,也未必能够换得《阿Q正传》;拥有金山银山者,也未必能吟写《草叶集》。富翁最清楚自己的财产,而文坛巨匠却无法估价自己的价值。《唐吉诃德》对骑士制度的冲击,《神曲》对教会的宣判和鞭挞,《红楼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揭露,雪莱、海涅的诗章对人民的鼓舞……无不是无法用金银财宝来衡算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的这些名言,说的都是文学之“价值”。

这都是老掉牙的话了。然而如今何以出现诸如“诗城的陷落”之类的现象呢?道理很简单:时代进步了。改革开放,万象更新,经济建设呼唤弄潮儿,并不只是写诗才有奔头,诗人们纷纷弃下笔杆去闹生产办实业,这实在是社稷国家的一大幸事。

然而“人上一百,五光十色”,弃笔办实业者尽管去办实业,而固守诗坛的尽管固守诗坛,诗人还仍是诗人,诗还仍然是诗,决不会变成无人问津的臭鱼烂虾。当今全国有多少家文学杂志,多少家报纸办文艺副刊?又有多少倒闭?文学仍然是文学——文学的圣洁高尚殿堂仍然没有“陷落”。只要你到大中专校园中漫步,就会感受到各种诗社、文学社如雨后春笋涌现,目不暇接。

岂止是文学的殿堂没有陷落,虔诚的文学界中人依然辛勤劳作孜孜笔耕,且文学界外也不乏崇尚文学、鼓吹文学、掖助文学之士。香港大亨、庄士有限公司主席庄重文先生最崇拜文学,于1988年设立“庄重文文学奖”,以鼓励更多的人从事文学,多出佳作。早年他曾用小船接送鲁迅先生到厦门大学讲课,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这位大亨,无论见到什么人,总要向对方讲述应该对人类有爱心,而文学最能把爱传播给别人。

庄大亨说得多好。文学是人学。文学使人在享受美的同时,其灵魂得以潜移默化的陶冶和净化,不知不觉变得文明和高尚起来。“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中国当代文学泰斗巴金的这句话,与庄大亨所见,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揭示了文学——人类古老而又永远崭新的精神食粮的“价值”。

正因为文学“最能把爱传播给别人”,“文学能使人变得更好”,义学也就永远不会“跌价”,文学的殿堂也就永远不会陷落而辉煌如故——越是国泰民安、百业兴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越是如此。

《海南日报》,1992.8.6

文学与清贫

文学界中人多半清贫。从“艰难苦恨繁霜鬓”的杜甫,到“蓬牖茅橼,绳床瓦灶”的曹雪芹;从陋居贫民窟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到颠沛流离的塞万提斯……无不是“著书只为稻粱谋”,缩衣节食,“过紧日子”。就连当年官居“国子先生”的大作家韩愈居然曾被其学生讥笑为“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老夫子。靠卖文为生的鲁迅,终生的稿费算是很可观的了,可论其资产远比不上一个并不知名的地主老财。

文学界中人士之清贫,当然是社会、文学及文学家自身等诸多因素使然。首先,在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天灾人祸、国难外侮齐至、睁眼只见一片血与火的年代,作家们自然是“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一贫如洗,饿倒病死于书斋不足为奇。其二,搞文学是一项艰苦的献身的事业而并非一本万利的赚大钱的行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换来的那丁点稿酬,岂能与商人“批发”式的“转手”的一笔生意相比!其三,文学界中人大多“喻义而讳于利”,“固穷清高”,“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因此生活虽清苦然而能安贫乐道。

搞文学的情贫,然而搞文学的本身不该清贫。文学作品是人类比“衣食”更高层次的“精神粮食”,其价值一点也不亚于金银珠宝“孔方兄”。作品愈好,艺术性愈高,则作者的收入也应愈大。大作家应该成为富翁。曹雪芹若活至于今,应富得令人眼热才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契尔长篇小说《飘》,一出版便风靡全球,发行量达3000多万册,作家本人于是一举暴富。一半生活在旧社会,一半生活在新社会的当代文坛泰斗巴金,据说是大陆惟一不拿国家工资的作家。他常说,“是亿万读者养育了我。”有一报道说,他曾发起兴建中国文学馆,并捐资一百万元。巴老一生的稿费收入也相当可观。

搞文学的不应老是清贫,然而文学界中人老是清贫却往往是个现实。诚然,如今正值改革盛世,国泰民安,文学界中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稿酬也逐步提高,写书、出书皆受到国家支持和法律保护。然我国目前还较穷,人均收入水平尚低,文学稿酬不能大幅度提高;且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脑劳倒挂”、“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条件下,文学作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往往不能体现出来,文学界中不可能短期内迅速致富。

然而,别说得那么死,凡事总是有例外的。有这么一些弄文学的真的在短时间里“暴发”了起来。那些写“广告文学”、“武打戏”、“床上戏”或别的什么戏的作家(姑且这么叫吧)一晚可爬一万字,按每千字一百元的高价出售,一夜可挣得一千元。相形之下,严肃作家们便“寒酸”多了,呕心沥血一夜才爬出几百字,且多是按每千字二三十元的低价拿稿酬。不过,这些“暴发文人”该不该叫文学家,其作品是否属人类精神食粮之精品,我总怀疑。

耳边的漫天叫卖声,未免要令文学界中人困惑迷惘:一边是缪斯女神在呼唤,一边是赵公元帅在招手。艺术乎?求财乎?留名乎?求富乎?于是文学界中人兵分两路,一路安于清贫、寂寞,潜心治学,投向缪斯女神的怀抱;一路趋于富足醉心致富,拜倒于赵公元帅的麾下。两种“作家”的“形象”泾渭分明。正像一位老作家所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可以看出,张资平生活比鲁迅好得多,但鲁迅一直为人们所景仰。

文学中人要经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用散文大师秦牧的一句话说就是:“文学艺术本来就是比较清贫的事业,从来就没有暴发可言。”文学界人士假若耐不住清贫而想暴发,最好请另起炉灶,“跳槽”他就吧!

话还要说回来,我真希望搞文学的能致富,社会也完全应该使之致富,真正体现文学领域中的“价值规律”。

《希望导报》,1993.2.3

何苦写杂文

这几年人家是赚钱赚得红红火火不亦乐乎,而我是烹文煮字写杂文写得好累好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春去秋来,不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那本熬出来的杂文集子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平心而论,有幸添名于省作家协会会员之荣誉,我的杂文作品算是立了首功的。

有人曾“谏”我,写杂文有什么出息?这玩意儿素属不起眼的“小不点”,昧“辣”长“刺”,不仅难成大气候,且容易惹是生非讨人嫌,何苦来着?据说近来不少文友已偃旗息鼓不再弄这“砸文”(即“杂文”的谐音)了。人家如此,咱为何不也改弦易辙,去写称雄文坛的大部头小说或报告文学,或写俊俏飘逸、形神兼美尽得韵致的散文诗歌?

我也曾为友的“良言”所困惑。然而最终还是“困”而不“惑”。一个人贵在自知,量才而作。缪斯女神告诉我,在文学诸文体中,我以杂文见长,最配当“杂家”。我常想起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的一个故事:一位波斯人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在巴黎大街上走,引起不少市民的好奇围观。第二天他换上了巴黎市民的服装上街,再也没有人理睬他了。人,怎能丢掉自己的特长、特色和风格?我倘丢掉了杂文,就好比波斯人丢掉了自己的外衣,其结局很可能是“不再被人理睬”。

这年头谁都讲发财,写杂文注定是发不了大财,但在我看来却总是有趣。记得******与著名杂文家赵超构谈志向时说,倘若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必定选当杂文家,可惜身不由己。伟人尚且如此,况吾辈乎。

我的书桌玻璃板下,端端正正地压着一张16开的摘自于《杂文报》的手抄字稿:

结构独特,语言含蓄

真情,真话,真意,可读,可亲,可信

溶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

集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

评析热门话题实事求是

探究人生哲理条分缕析

鞭挞假、恶、丑不留情面

颂扬真、善、美不遗余力……

我想,当读者看到这些文字时,大概会明白杂文作者为什么这样坚韧执著,苦心孤诣地耕耘着这块神圣的园地了。

《杂文报》,1993.2.19

读点******诗词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早在两千五百年前,《诗经》就广泛传播、脍炙人口。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李清照、辛弃疾、黄遵宪……数以千计的杰出诗人以及众多的民间无名氏诗人,有如繁星丽天,荷花映日;无数优秀诗篇犹若万卉竞妍,美不胜收。我爱读《离骚》,也爱读李杜,尤为钟爱的还是当代风云人物******的诗词。

读******的诗词,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昆仑崩绝壁”、“蛇龙走大地”的力量在进发,不由为那气吞山河的磅礴气魄所感染。“莫言马上得天下,英雄自古尽解诗。”大凡顶天立地之豪杰,吟出来的诗都是豪壮奔放的,刘邦征服四海,以其遒劲雄浑的《大风歌》千秋传颂。而******的诗更非同一般。“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何等的“掀天揭地之气”,不是“大风”,胜似“大风”。在******的眼里,世界是那样的小,“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安得倚天抽宝剑,把人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其博大气魄,令人赞叹。

读******的诗词,会使人年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当你读到这一段时,会不自觉地给你注入青春的热血,乐观的情怀。“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是号角,像鼓点,促使人奋起,给人带来自信和毅力。

诗总是美的,******的诗往往展现着一幅幅旖旎壮丽的大自然美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清新隽永,令人陶然。“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字里行间,给人们带来一幅幅热火朝天的追求新生活的人生和社会的壮丽图景。

以诗言志,以诗咏史,是国人的传统和国粹。******的诗纵览万古,雄观千秋。“************,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一发表,轰动山城,传颂一时,各界人士争相唱和。“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王三帝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贺新郎·读史》力透纸背,人木三分,振聋发聩,使人明史晓义,知世喻理,对真理和正义,对人民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诗词不仅有“掀天揭地”之壮和“蛇龙走大地”之刚,也不乏丰富细腻之柔意,离愁别恨之人间真情。“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好男儿也有情与爱,大丈夫也有断肠时。《贺新郎》一词集柔情离恨挚爱壮心于一体,冶现实与浪漫于一炉,1978年公开发表以来,一直撼动千百万读者的心。

******的诗词,是华夏诗词宝库中无比璀璨的一颗明珠,是融艺术性、历史性、思想性、科学性于一炉的艺术珍品,是“一代风流的一代绝唱,壮丽国家的壮丽诗篇”。随着时代的推移,******诗词将越来越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和艺术的光辉。

手头新添数本******诗词新读本,爱不释手,日读夜吟,获益非浅,******诗词自1957年陆续发表以来,注家蜂起,版本叠出,一时间,无论城乡,无论老幼,竞相传诵,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而后若干年,这种热潮渐渐降温、沉寂,以至走遍城乡书店,欲购一本而难得。今国人又掀起“******热”,******诗词也再度成为热门读物,这无疑是一种好的文化现象。

读一本好的诗词,就像交上一位良师益友,这是一种美丽的“神交”。与******“神交”,从其壮丽诗词中吸取人格的力量、精神的营养和艺术的素养,对我们养心修身、处世、立业、治国无疑是终生受益的。

《特区展望》,1996,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