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短篇县长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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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读书手记(1)

王安石的悔悟

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治国理政写作之余,总是忙中偷闲,跳出红尘去大自然怀抱里游览,写出了诸如《游褒禅山记》等传世佳作。然而那次王安石的游褒禅山却不但没有尽其趣,还引来懊悔。

原来这褒禅山乃安徽境内名山之一,依山而上五六里,乃为“后洞”,里面深远幽险,入之甚寒。其时王安石与庐陵萧君玉等四人,“拥火以人”,但觉“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亦愈奇”。有位游友怠困,打退堂鼓:“不出,火且尽。”于是大伙一齐退出洞来。出来时,只见那火把还在亮着,足够用来照明。有人“咎其欲出者”,王安石也深为懊悔:嗟乎随大流,以至“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据说人到了“悔”这一境界,往往总要“悟”出些什么来的。王安石褒禅山这么一“悔”,果真便“悟”出这么一条登山之誓理来:“……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其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不能至也……”

由登山游洞想到许多。世上万事需要克服“半途现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谈恋爱搞对象倘若羞答答不敢启齿,或者是知难而退,那么窈窕淑女必属他人无疑。治学问干事业亦然,要得到那么一种“奇伟瑰怪之观”,就必须立大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胆开拓。改革开放,亦似登山游洞,“登”之愈“高”,“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其“见”亦愈“奇”,“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半途而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战胜“半途现象”,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百折不回奋勇攀登,才有希望达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相反,倘若见难生怯,知险而止,必然会像王安石游褒禅山那样随大流打退堂鼓,半途夭折而悔恨莫及。

《中州统战》,1993,第3期

半个改革派

中国历史上一些敢于改革、有所作为、勇于创新的国君或皇帝,诸如赵武灵王、秦始皇赢政、隋文帝杨坚、汉光武刘秀、明太祖朱元璋等都是励精图治的改革派。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了。此公冒着文武百官和朝中元老的强烈反对,锲而不舍,坚持推行“胡服骑射”,终使国威大振,兵强马壮,威慑四方。

然而也总有那么一些心想振作、改革,但又由于自身素质原因而做不成改革派的皇帝,北宋的第三任皇帝宋仁宗赵祯先生就是一位。

这位赵祯先生,上任伊始,雄心勃勃,出于挽救国家严重经济危机计,任命大改革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其时范仲淹提出考核官吏,严格限制朝廷“裙带关系”,改革科举制度,慎重选任地方军政长官等十条改革方略。此公一看,好啊,不错!放手给你干吧。然而新政施行不日,触犯了皇亲国戚、权贵大臣们的根本利益,他们纷纷闹上门来,弄得国将不国。这位赵祯顿时慌了神。算了算了,别闹啦!最后撤了范老夫子的职,息事宁人。

更糟糕的还是宋朝第五任皇帝神宗赵顼。此公新任,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意在改革,励精图治,起用“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改革家王安石,让他大展身手。王安石有了尚方宝剑,一口气提出“青苗法”、“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变法措施,此公看罢龙颜大喜,全部接受、支持。然而新政施行,触犯官僚权贵,一时骂声四起,中伤纷至。更添上天不作美,旱灾降临,弹劾奏章铺天盖地,弄得此公迷惘犹豫,动摇乃至打退堂鼓,弄得王安石三起三落,不得其志,变法也就付之东流了。

赵祯也好,赵顼也罢,称不上永远的“改革家”,顶多只能算是“半个改革派”。这号人士,人云改革亦云改革,附改革之风雅,窃改革之美名却安于四平八稳,一旦风起云涌,他就击鼓退堂,洗手不干,更不负任何责任。

现实生活中,这号“半个改革派”倒也没有绝迹。他们吆喝起“改革”来,声势颇壮,然而又免不了前怕狼后怕虎的,一旦出了点乱子,便怨天尤人,偃旗息鼓,有这“半字号”的“改革派”存在,改革呀、变法呀往往要弄得泡汤!

《改革时报》,1995.6.15

“天河浮槎”读后

话说古代有一居海岛之人,每年八月看见有人乘筏自天河来,便决意做探险者踏海寻天河。他乘上竹筏,在大海上航行了二十余天。开始,每天照样看到星星、月亮、太阳,后来却“茫茫忽忽,不觉昼夜”。十余天后,漂至一处,但见“有城廓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他终于看到了世上凡人看不到的“天河”盛景奇观。

这是一则志人小说,出自晋人张华《精物志》。这位张华的想像力极其丰富,其生花妙笔将人们带到无比神奇美妙的“天河”仙境。神话归神话,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大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反映和提示了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停地探索和追求。那位探险者,冲破旧观念旧意识之围,勇于追求和探索,不畏艰难险阻去寻找“天外之天”。倘若他没有这股探索的勇气和精神,他决不会成为到达美妙神奇圣境的胜利者,而照样是人云亦云的凡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奋进的年代。改革,就是创新,就是探索,就是要不断向无限美妙的“天外之天”进发,这就需要多一点“天河浮槎”的精神。墨守成规,敬畏雷池,不敢“闯”不敢“冒”,团团如磨驴,步步踏陈迹,“不为祸先,不为祸始”,那有什么意思,又有什么出路!

《海南侨报》,1993.3.20

廷杖及其他

中国自古以来就多的是咄咄怪事。譬如为了某些人的特殊需要,将女人的脚缠起来使其小之又小,将男人的生殖器阉割掉,这曾经令洋人哂笑不止的怪事,在台湾柏杨先生那里早已被数落得淋漓尽致。

最有趣的还是廷杖。记得柏杨先生有一次在美国演讲,有人问他:“什么叫廷杖?”柏杨先生风趣地回答道:“廷杖就是皇帝叫人打你的屁股。其打法也十分独特:四个宦官把挨打者的四肢伸展开来,然后用麻袋套住,由两个宦官按住大腿。当皇帝宣布廷杖一百时,就打一百,通常不能超过一百,假如超过一百,受杖者就会伏于杖下一命呜呼。”

“廷杖也有廷杖的学问。那些执行廷杖的帮凶,很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假如皇帝只是恨你,并没有杀你的意思,那么打一二百下也不会致命;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的话,那么三四十下也可以把你打死。在普通的情形下,官员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时,往往用行贿的办法,施刑时听起来声音很大,看起来很痛,但不至于死;即使血肉横飞,也不至于伤到筋骨,痛是痛了,但不会毙命。他们这些人都受过专门训练,他可以用一张纸包稻草,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纸却不破。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而事实上里面的筋骨已经断了……”

读了柏杨先生这段妙趣横生而入木三分的“说古”,不觉心跳加快,汗出涔涔。在“朕即天下”、“朕即法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廷杖制度下,人性的尊严完全被摧毁,与牛马猪狗差不多。

好在星移斗转,换了人间,封建制度也与女人缠足、男人被阉割生殖器之类的玩艺儿一样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寿终正寝。在两个文明同步共进,民主和法制日趋健全的改革年代,廷杖这玩艺只不过是人们悠闲之余的谈助笑料而已。

然而这也未必。在报纸杂志上,我却常常看到一些权力在握、目无法纪的乡村干部私设公堂,胡关乱押,对“犯人”拳打脚踢,蹂躏摧残;某些头顶国徽,身着警服的执法者,很有点“老爷”脾气,动辄就对平民百姓施威厉色,往死里打或往残里打。岳阳市有一名叫姜岳平的刑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带人于闹市强抢民女,人家丈夫反抗,姜干脆掏出枪来将人家毙了。(《南方周末》1999年1月15日)前几年有一则奇闻,说的是浙江有一位有名的美术家、市级人大代表,在公共汽车上囚一件极小的事而被扣上手铐,然后是急风暴雨式的乱拳乱脚乱电棍,直打得美术家周身青肿,呕吐昏迷。这还不算,醒来还打,然后吆三喝四推来搡去审讯。美术家申明自己是人大代表,而打人的却是打得更凶:“人大代表算什么,就是总理我也要打!”“打掉你的门牙,你吐在这里就给我舔掉!”(《南方周末》1993年8月6日)打人的不是小偷,也不是流氓,而是身着警服,头顶国徽,手执警棍的警察!还有一则新闻读来叫人出汗,说的是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负责人对律师大吐狂言:“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样?抓也抓了,平反,恢复名誉是以后的事!”(《中国律师》1998年12期)这号人,对律师尚敢如此,对平民百姓的“打”法,可想而知。

每当我捧读类似的新闻,总仿佛看到了背后那若隐若现的“廷杖”的影子。在今天某些民主法制之风吹不到的角落,总有那么一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惟我独尊、为所欲为的“老爷”、“土皇帝”在无视法律,践踏人权,摧残人性,“制造”着、“施行”着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廷杖”。虽然今天早已不是廷杖的年代,但这却是明明白白的看得见抓得着的事实。

审视中国几千年“吃人”的剥削制度,便会发现这是一部“大皇帝”、“小皇帝”如汪洋大海的“廷杖史”,只要有五光十色的“土皇帝”、“老爷子”在,就天经地义地有五光十色的“廷杖”在,也就天经地义地有五光十色的“嗜廷杖者”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透过一个个在“廷杖”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里至今还若隐若现的“廷杖”的影子,我不由不强烈地感到:兴改革、倡民主、厉法制、铲除司法腐败在现阶段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

《团结报》,1999.2.11

赵家天下为什么这样弱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晋朝是极无出息极为腐败的王朝,那么赵匡胤建立的赵家天下则是一个被称之为“积弱”的王朝。

说来话长。北宋初建立时,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结束。北方有契丹、辽国;山西有得到辽国支持的北汉;南方有南唐、南汉;四川有后唐等等。虽然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有生之年发动统一战争,吞并南方诸多割据政权,但毕竟未完成统一大业,不仅北汉仍割据山西,而且后晋石敬塘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也还在辽国的统治之下,后辽兵屡屡犯境侵边,攻城掠地,赵家步步退让屡屡受侮。“澶渊之盟”,赵家委曲求全,和谈岁贡,苛且偷安。时有夏州(陕西横山)脱颖而出,建立了西夏帝国,屡屡侵境犯边。赵家曾兴师问罪,无奈被这个新独立的小国打得一败涂地,然后每年向夏“赏赐”(实为岁贡)绸缎、银两和茶叶,闹得国家财力枯竭。康靖年间,金人(女真族)大举入侵,势如破竹,直逼京师,掳走徽、钦两帝,赵家大军望风披靡,赵家皇室抱头鼠窜,南迁临安(杭州)苟延残喘,乐不思蜀,最后亡于蒙古大军之手。难怪有史家说,赵家天下两百多年的历史就是时时受侮,处处挨打,苟且偷安的历史。

按说赵匡胤原本是个强人,此公以武力实现国家局部统一,重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可谓大有作为。然而此公毕竟只是半个英雄,盖此公有一种“病夫”状况,坐了金銮殿后便疲惫不堪,安于现状,在“平天下”问题上缺乏进取心,从来没有过恢复汉唐旧疆,统一全中国的念头,不仅没有能够削平北汉,也没有能够收复燕云十六州。相反,他希冀用“和平手段”即用经济手段将燕云十六州从契丹手中赎回,这种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后继的历代赵家统治者,使之染上“守内虚外”、苟且偷安、抱残守缺、屈膝求和的“懦夫”“病夫”症。于是屡屡挨打,处处委曲求全,赵家天下也就自然“积弱难振”了。

赵家天下之“积弱”,还与其吏治有关。盖这赵匡胤系“黄袍加身”起家,最怕大臣、大将们效法而生“变”。因此,一登基,便着手建立“以小系大,比牵绳连,总合于上”的庞大的中央统治体制。其时的职官实行“官”、“职”、“差”、“遣”制度。宋初,为了稳定局势,保留了后周及各割据政权原有的机构和官职,却不让他们行使相应的职权,只是让他们在官衔上带着“判”、“名”等字眼领取俸禄,实际使职权的则是宋廷外差的官员。“官”只表示一个官员的品位,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并无实际执掌的权力;“职”也是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事,拥有行政权力。这个制度形成了北宋一套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的庞大,增大了财政开支,到北宋中期就出现“冗官”、“冗费”、“冗兵”的局面。

抱残守缺,苛且偷安,不图进取,这就是赵家天下积弱乃至灭亡的症结;机构庞大,衙门臃肿,重叠冗官,“吃垮国家”,又是赵家天下“积弱而难振”的又一大病因。殷鉴历历,后人无不掩卷感慨而为其哀之。今天,回顾和审视我们的祖宗的这一历史悲剧,我们大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安于现状,不改革开放,不开拓进取,不励精图治,不整肃机构,简政精“官”,我们也会“积弱”下去的。

《天涯同舟》,1993,第2期

“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

如果说一项技术发明能解放千百万劳动力,创造亿万元财富,那么一项成功的改革方措同样也可以使民族振兴,国富兵强。漫漫人类五千年文明史足以证明这一点。《史记·赵世家》中记载的“胡服骑射”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其时的赵国,积弱无力,四面受敌,“而无疆兵之救”,危及社稷。国君武灵王赵雍锐意改革,励精图治,颁发并实施了一项改革措施——“胡服(即令全国人改穿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服装,这种服装多是短衣,长裤和长靴,衣身紧窄,便于活动)骑射(即教人民学着骑马射箭)”。几年过去,赵国建成了一支骁勇强悍的军队,被誉为“三晋之冠”,于是图谋发展,“西略胡地,至榆中”,数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声威大振。公元前296年,终于灭掉中山,不但巩固了国防,且大大拓展了疆域,甚至策划通过云中,从南方直接进攻秦国。

赵武灵王成功了。然而这一成功得之不易。盖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往往是强大的,“胡服”、“骑射”,无异于承认自己不行而提倡向胡人学习,乃“不古”、“违制”之举,一开头便“荆棘漫漫,关山重重”,陷于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的一片反对声中。时有德高望重的朝中元老公子成(赵雍的叔叔)思想不通,带头反对,武灵王便亲自跑到他家中苦口婆心地劝解,舌干唇敝地游说,终于使公子成心悦诚服,第二天带头穿着“胡服”上朝。“胡服骑射”法令颁布后,前来谏阻者更是络绎不绝,可赵武灵王毫不退让,一一驳回:“……先生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赵武灵王的成功,在于他“敢为天下先”,敢“闯”敢冒敢改革。他多次引用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利其民而厚其国”这段话并将之视为指导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大胆地改革旧制,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决不动摇。

二千多年过去了。追昔思今,不由感慨良深。人类总在探索、改革中发展、前进,世上哪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不改革,不创新,不使国富民强,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多一点“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的辩证方略,多一点“胡服骑射”的改革进取精神,人民幸甚,社稷幸甚。

《天涯同舟》,1992,第5期

东林党的悲剧告诉我们……

读史有益。翻开东林党人的兴衰史,不由感慨万千,思绪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