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悔悟
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治国理政写作之余，总是忙中偷闲，跳出红尘去大自然怀抱里游览，写出了诸如《游褒禅山记》等传世佳作。然而那次王安石的游褒禅山却不但没有尽其趣，还引来懊悔。
原来这褒禅山乃安徽境内名山之一，依山而上五六里，乃为“后洞”，里面深远幽险，入之甚寒。其时王安石与庐陵萧君玉等四人，“拥火以人”，但觉“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亦愈奇”。有位游友怠困，打退堂鼓：“不出，火且尽。”于是大伙一齐退出洞来。出来时，只见那火把还在亮着，足够用来照明。有人“咎其欲出者”，王安石也深为懊悔：嗟乎随大流，以至“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据说人到了“悔”这一境界，往往总要“悟”出些什么来的。王安石褒禅山这么一“悔”，果真便“悟”出这么一条登山之誓理来：“……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其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不能至也……”
由登山游洞想到许多。世上万事需要克服“半途现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谈恋爱搞对象倘若羞答答不敢启齿，或者是知难而退，那么窈窕淑女必属他人无疑。治学问干事业亦然，要得到那么一种“奇伟瑰怪之观”，就必须立大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胆开拓。改革开放，亦似登山游洞，“登”之愈“高”，“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其“见”亦愈“奇”，“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半途而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战胜“半途现象”，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百折不回奋勇攀登，才有希望达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相反，倘若见难生怯，知险而止，必然会像王安石游褒禅山那样随大流打退堂鼓，半途夭折而悔恨莫及。
《中州统战》，1993，第3期
半个改革派
中国历史上一些敢于改革、有所作为、勇于创新的国君或皇帝，诸如赵武灵王、秦始皇赢政、隋文帝杨坚、汉光武刘秀、明太祖朱元璋等都是励精图治的改革派。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了。此公冒着文武百官和朝中元老的强烈反对，锲而不舍，坚持推行“胡服骑射”，终使国威大振，兵强马壮，威慑四方。
然而也总有那么一些心想振作、改革，但又由于自身素质原因而做不成改革派的皇帝，北宋的第三任皇帝宋仁宗赵祯先生就是一位。
这位赵祯先生，上任伊始，雄心勃勃，出于挽救国家严重经济危机计，任命大改革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其时范仲淹提出考核官吏，严格限制朝廷“裙带关系”，改革科举制度，慎重选任地方军政长官等十条改革方略。此公一看，好啊，不错！放手给你干吧。然而新政施行不日，触犯了皇亲国戚、权贵大臣们的根本利益，他们纷纷闹上门来，弄得国将不国。这位赵祯顿时慌了神。算了算了，别闹啦！最后撤了范老夫子的职，息事宁人。
更糟糕的还是宋朝第五任皇帝神宗赵顼。此公新任，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意在改革，励精图治，起用“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改革家王安石，让他大展身手。王安石有了尚方宝剑，一口气提出“青苗法”、“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变法措施，此公看罢龙颜大喜，全部接受、支持。然而新政施行，触犯官僚权贵，一时骂声四起，中伤纷至。更添上天不作美，旱灾降临，弹劾奏章铺天盖地，弄得此公迷惘犹豫，动摇乃至打退堂鼓，弄得王安石三起三落，不得其志，变法也就付之东流了。
赵祯也好，赵顼也罢，称不上永远的“改革家”，顶多只能算是“半个改革派”。这号人士，人云改革亦云改革，附改革之风雅，窃改革之美名却安于四平八稳，一旦风起云涌，他就击鼓退堂，洗手不干，更不负任何责任。
现实生活中，这号“半个改革派”倒也没有绝迹。他们吆喝起“改革”来，声势颇壮，然而又免不了前怕狼后怕虎的，一旦出了点乱子，便怨天尤人，偃旗息鼓，有这“半字号”的“改革派”存在，改革呀、变法呀往往要弄得泡汤！
《改革时报》，1995．6．15
“天河浮槎”读后
话说古代有一居海岛之人，每年八月看见有人乘筏自天河来，便决意做探险者踏海寻天河。他乘上竹筏，在大海上航行了二十余天。开始，每天照样看到星星、月亮、太阳，后来却“茫茫忽忽，不觉昼夜”。十余天后，漂至一处，但见“有城廓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他终于看到了世上凡人看不到的“天河”盛景奇观。
这是一则志人小说，出自晋人张华《精物志》。这位张华的想像力极其丰富，其生花妙笔将人们带到无比神奇美妙的“天河”仙境。神话归神话，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大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反映和提示了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停地探索和追求。那位探险者，冲破旧观念旧意识之围，勇于追求和探索，不畏艰难险阻去寻找“天外之天”。倘若他没有这股探索的勇气和精神，他决不会成为到达美妙神奇圣境的胜利者，而照样是人云亦云的凡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奋进的年代。改革，就是创新，就是探索，就是要不断向无限美妙的“天外之天”进发，这就需要多一点“天河浮槎”的精神。墨守成规，敬畏雷池，不敢“闯”不敢“冒”，团团如磨驴，步步踏陈迹，“不为祸先，不为祸始”，那有什么意思，又有什么出路！
《海南侨报》，1993．3．20
廷杖及其他
中国自古以来就多的是咄咄怪事。譬如为了某些人的特殊需要，将女人的脚缠起来使其小之又小，将男人的生殖器阉割掉，这曾经令洋人哂笑不止的怪事，在台湾柏杨先生那里早已被数落得淋漓尽致。
最有趣的还是廷杖。记得柏杨先生有一次在美国演讲，有人问他：“什么叫廷杖？”柏杨先生风趣地回答道：“廷杖就是皇帝叫人打你的屁股。其打法也十分独特：四个宦官把挨打者的四肢伸展开来，然后用麻袋套住，由两个宦官按住大腿。当皇帝宣布廷杖一百时，就打一百，通常不能超过一百，假如超过一百，受杖者就会伏于杖下一命呜呼。”
“廷杖也有廷杖的学问。那些执行廷杖的帮凶，很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假如皇帝只是恨你，并没有杀你的意思，那么打一二百下也不会致命；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的话，那么三四十下也可以把你打死。在普通的情形下，官员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时，往往用行贿的办法，施刑时听起来声音很大，看起来很痛，但不至于死；即使血肉横飞，也不至于伤到筋骨，痛是痛了，但不会毙命。他们这些人都受过专门训练，他可以用一张纸包稻草，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纸却不破。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而事实上里面的筋骨已经断了……”
读了柏杨先生这段妙趣横生而入木三分的“说古”，不觉心跳加快，汗出涔涔。在“朕即天下”、“朕即法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廷杖制度下，人性的尊严完全被摧毁，与牛马猪狗差不多。
好在星移斗转，换了人间，封建制度也与女人缠足、男人被阉割生殖器之类的玩艺儿一样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寿终正寝。在两个文明同步共进，民主和法制日趋健全的改革年代，廷杖这玩艺只不过是人们悠闲之余的谈助笑料而已。
然而这也未必。在报纸杂志上，我却常常看到一些权力在握、目无法纪的乡村干部私设公堂，胡关乱押，对“犯人”拳打脚踢，蹂躏摧残；某些头顶国徽，身着警服的执法者，很有点“老爷”脾气，动辄就对平民百姓施威厉色，往死里打或往残里打。岳阳市有一名叫姜岳平的刑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带人于闹市强抢民女，人家丈夫反抗，姜干脆掏出枪来将人家毙了。（《南方周末》1999年1月15日）前几年有一则奇闻，说的是浙江有一位有名的美术家、市级人大代表，在公共汽车上囚一件极小的事而被扣上手铐，然后是急风暴雨式的乱拳乱脚乱电棍，直打得美术家周身青肿，呕吐昏迷。这还不算，醒来还打，然后吆三喝四推来搡去审讯。美术家申明自己是人大代表，而打人的却是打得更凶：“人大代表算什么，就是总理我也要打！”“打掉你的门牙，你吐在这里就给我舔掉！”（《南方周末》1993年8月6日）打人的不是小偷，也不是流氓，而是身着警服，头顶国徽，手执警棍的警察！还有一则新闻读来叫人出汗，说的是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负责人对律师大吐狂言：“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样？抓也抓了，平反，恢复名誉是以后的事！”（《中国律师》1998年12期）这号人，对律师尚敢如此，对平民百姓的“打”法，可想而知。
每当我捧读类似的新闻，总仿佛看到了背后那若隐若现的“廷杖”的影子。在今天某些民主法制之风吹不到的角落，总有那么一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惟我独尊、为所欲为的“老爷”、“土皇帝”在无视法律，践踏人权，摧残人性，“制造”着、“施行”着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廷杖”。虽然今天早已不是廷杖的年代，但这却是明明白白的看得见抓得着的事实。
审视中国几千年“吃人”的剥削制度，便会发现这是一部“大皇帝”、“小皇帝”如汪洋大海的“廷杖史”，只要有五光十色的“土皇帝”、“老爷子”在，就天经地义地有五光十色的“廷杖”在，也就天经地义地有五光十色的“嗜廷杖者”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透过一个个在“廷杖”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里至今还若隐若现的“廷杖”的影子，我不由不强烈地感到：兴改革、倡民主、厉法制、铲除司法腐败在现阶段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
《团结报》，1999．2．11
赵家天下为什么这样弱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晋朝是极无出息极为腐败的王朝，那么赵匡胤建立的赵家天下则是一个被称之为“积弱”的王朝。
说来话长。北宋初建立时，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结束。北方有契丹、辽国；山西有得到辽国支持的北汉；南方有南唐、南汉；四川有后唐等等。虽然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有生之年发动统一战争，吞并南方诸多割据政权，但毕竟未完成统一大业，不仅北汉仍割据山西，而且后晋石敬塘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也还在辽国的统治之下，后辽兵屡屡犯境侵边，攻城掠地，赵家步步退让屡屡受侮。“澶渊之盟”，赵家委曲求全，和谈岁贡，苛且偷安。时有夏州（陕西横山）脱颖而出，建立了西夏帝国，屡屡侵境犯边。赵家曾兴师问罪，无奈被这个新独立的小国打得一败涂地，然后每年向夏“赏赐”（实为岁贡）绸缎、银两和茶叶，闹得国家财力枯竭。康靖年间，金人（女真族）大举入侵，势如破竹，直逼京师，掳走徽、钦两帝，赵家大军望风披靡，赵家皇室抱头鼠窜，南迁临安（杭州）苟延残喘，乐不思蜀，最后亡于蒙古大军之手。难怪有史家说，赵家天下两百多年的历史就是时时受侮，处处挨打，苟且偷安的历史。
按说赵匡胤原本是个强人，此公以武力实现国家局部统一，重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可谓大有作为。然而此公毕竟只是半个英雄，盖此公有一种“病夫”状况，坐了金銮殿后便疲惫不堪，安于现状，在“平天下”问题上缺乏进取心，从来没有过恢复汉唐旧疆，统一全中国的念头，不仅没有能够削平北汉，也没有能够收复燕云十六州。相反，他希冀用“和平手段”即用经济手段将燕云十六州从契丹手中赎回，这种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后继的历代赵家统治者，使之染上“守内虚外”、苟且偷安、抱残守缺、屈膝求和的“懦夫”“病夫”症。于是屡屡挨打，处处委曲求全，赵家天下也就自然“积弱难振”了。
赵家天下之“积弱”，还与其吏治有关。盖这赵匡胤系“黄袍加身”起家，最怕大臣、大将们效法而生“变”。因此，一登基，便着手建立“以小系大，比牵绳连，总合于上”的庞大的中央统治体制。其时的职官实行“官”、“职”、“差”、“遣”制度。宋初，为了稳定局势，保留了后周及各割据政权原有的机构和官职，却不让他们行使相应的职权，只是让他们在官衔上带着“判”、“名”等字眼领取俸禄，实际使职权的则是宋廷外差的官员。“官”只表示一个官员的品位，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并无实际执掌的权力；“职”也是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事，拥有行政权力。这个制度形成了北宋一套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的庞大，增大了财政开支，到北宋中期就出现“冗官”、“冗费”、“冗兵”的局面。
抱残守缺，苛且偷安，不图进取，这就是赵家天下积弱乃至灭亡的症结；机构庞大，衙门臃肿，重叠冗官，“吃垮国家”，又是赵家天下“积弱而难振”的又一大病因。殷鉴历历，后人无不掩卷感慨而为其哀之。今天，回顾和审视我们的祖宗的这一历史悲剧，我们大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安于现状，不改革开放，不开拓进取，不励精图治，不整肃机构，简政精“官”，我们也会“积弱”下去的。
《天涯同舟》，1993，第2期
“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
如果说一项技术发明能解放千百万劳动力，创造亿万元财富，那么一项成功的改革方措同样也可以使民族振兴，国富兵强。漫漫人类五千年文明史足以证明这一点。《史记·赵世家》中记载的“胡服骑射”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其时的赵国，积弱无力，四面受敌，“而无疆兵之救”，危及社稷。国君武灵王赵雍锐意改革，励精图治，颁发并实施了一项改革措施——“胡服（即令全国人改穿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服装，这种服装多是短衣，长裤和长靴，衣身紧窄，便于活动）骑射（即教人民学着骑马射箭）”。几年过去，赵国建成了一支骁勇强悍的军队，被誉为“三晋之冠”，于是图谋发展，“西略胡地，至榆中”，数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声威大振。公元前296年，终于灭掉中山，不但巩固了国防，且大大拓展了疆域，甚至策划通过云中，从南方直接进攻秦国。
赵武灵王成功了。然而这一成功得之不易。盖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往往是强大的，“胡服”、“骑射”，无异于承认自己不行而提倡向胡人学习，乃“不古”、“违制”之举，一开头便“荆棘漫漫，关山重重”，陷于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的一片反对声中。时有德高望重的朝中元老公子成（赵雍的叔叔）思想不通，带头反对，武灵王便亲自跑到他家中苦口婆心地劝解，舌干唇敝地游说，终于使公子成心悦诚服，第二天带头穿着“胡服”上朝。“胡服骑射”法令颁布后，前来谏阻者更是络绎不绝，可赵武灵王毫不退让，一一驳回：“……先生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赵武灵王的成功，在于他“敢为天下先”，敢“闯”敢冒敢改革。他多次引用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利其民而厚其国”这段话并将之视为指导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大胆地改革旧制，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决不动摇。
二千多年过去了。追昔思今，不由感慨良深。人类总在探索、改革中发展、前进，世上哪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不改革，不创新，不使国富民强，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多一点“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的辩证方略，多一点“胡服骑射”的改革进取精神，人民幸甚，社稷幸甚。
《天涯同舟》，1992，第5期
东林党的悲剧告诉我们……
读史有益。翻开东林党人的兴衰史，不由感慨万千，思绪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