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母亲河,别再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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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不要让母亲河只出现在梦中(5)

如果说,自然具有神意,没有水井的自然包含着对于人的一种限制,那么,这种限制是有神意基础的。水井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打破了自然的限制,也冲决了神意的限制。如果说,自然也是神的居所,那么,神的居所应当是那种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从这两层意义上说,水井戳破了神的自然,冲垮了神对人的约束。于是,神被惊扰了,人类下一个行动会是什么?我们在下界还能得到安宁吗?从此,他们退出了和人共处的自然。《淮南子》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龙回到了天上,众神回到了昆仑山上,离开了人类。王充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认为,龙登玄云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因为伯益作井的缘故。同样,百神也没有必要厌恶人作井,因为神与人一样,也是要饮水的,没有必要“憎井而去”,所以,“龙不为凿井登云,神不栖於昆仑”。王充所说,是理性主义的体现。不过,人类的历史正是一个人情与神意即前述自然之魅之间交往、对话、争执、改造、消长、诠释的历史,是人情不断突破神意的过程。这一过程近代经过祛魅,自然成为赤裸裸的自然,变为纯粹的客体等待人的改造与征服。水井是人的自由的表现,我们一方面赞颂人摆脱自然束缚的自由,赞叹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思索自然的权利,在人情和神意即自然之魅之司划出一条界线。不过,这是主要针对近代以后而言的,古代的水井还没有近代意义的破坏自然的效果,更多地表现了人的自由。

如果说水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社会性还不甚广泛,那么,运河则可以说完全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单纯的个人或家庭是决不会需要一条运河的,只有一个政权、一个社会才会需要运河。因此,运河的出现不仅是人类技术进步的表现,而且也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以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来说,它的前身是2500年前开凿的邗沟。春秋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欲称霸中原,它首先碰到的是地域的限制。它必须越过长江水系、淮河水系的限制,进入黄河水系与中原诸国抗衡,才能获得霸主地位。公元前486年(周敬王34年),吴国开挖邗沟,从邗城(扬州)西南引长江水,在蜀岗下掘深沟,通向东北射阳湖,再折向北到末口通向淮河,由此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公元前482年,吴国又进一步打通了泗水、沂水、济水,与晋公会于黄池。黄池在今河南豫北封丘县。泗水发源于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途中汇合洙水经沛县至徐州。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向东南流经卫、曹、齐、鲁等国,在今山东鱼台与泗水汇合。吴国所开挖的水道即从菏泽至鱼台与泗水、济水连通。这样,吴国所开挖的运河就沟通了江淮河济四渎。吴国可以从东南出发,沿河北上,直达中原。这条水道所沟通的地方历史上一直是文化、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所以它始终作为一条重要的人工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发挥着物资运送、人员交流、传播和发展文化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战争期间运送兵士和辎重。楚灭吴后,这条水道得到了保存和整理。隋代把这条运河向西拉到洛阳,向北伸至涿郡(今北京),向南连通扬州至杭州之间的运河,使这条运河成为连通杭州、洛阳、北京的大动脉,隋都洛阳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在漕运时代,运河高度地影响着沿河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运河流经的地方,其交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成为重要城市。反之,运河离开的地方,其重要性就会逐渐下降。还有另外一种因果关系是战略格局的变化,使一些城市的重要性降低,也会促使运河离开这些地方,二者是同一个过程。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是国家的枢纽所在,也是运河的枢纽所在。元代崛起于北方,进军中原后,必须寻找与南方、中部以及自己所从崛起的北方的中间点,这个中间点就是位于运河北端的涿郡。这样,北京就从原来附属于长安、洛阳一跃成为中心,长安、洛阳则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为了尽快把漕运物资运到北京,元代拉直了运河的行程,把洛阳、开封都排出运河之外,运河从山东临清北上,大大缩短了从杭州到北京的行程,开封等一大批城市受此影响走向衰落。总之,运河从开始就不是一项单纯的水利工程,而是一部民族史、文化史的缩影。

井克服了饮用水质对于人的制约,运河克服了河流的地域性对于人的制约,二者都扩大了人的地理活动范围和对自然理解、利用的深度。井、运河、沟洫、河渠、水井、运河,都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文化的结晶,都体现并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是人与自然你来我往的抗争与适应、和谐与共存的交往史的一部分。如果说文明、文化是人的创造物,那么,井和沟洫河渠正是文明、文化的见证。

(四)、水害的防备与治水之道

中国的气候自古为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形成灾害。管子在给桓公陈述各种自然灾害和防止措施时,把水害列为旱、风雾雹霜、厉、虫五害之首。“厉”相当于传染病、疫情之类,“虫”相当于病虫害。管子提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这反映了当时河流湖泊还比较多、降水量还比较大的环境特点。

管子认为,除五害,以除水害为首。对于水,只能“因其利”而用之、扼之,才能不会经常出现危险的局面。具体方法是,设置水官,用习水者为吏。让水官督察各地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发现该缮治的,由官府支付财用,把当地的老百姓组织起来,进行修缮。让百姓冬闲时节整理备水器具,如笼、板、筑,十人要有六件这样的器具,土车十人一辆,雨輂(ju)十人两件等,食具则人人都有。这些器具每月朔日要进行点检、试用。让甲士冬天取薪柴,放在河湖旁备用。总之,“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这是做好准备工作。那么,何时兴土木之功呢?桓公问管子。管子回答说:

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郄,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

这里管子认为,春天万物交通,土气始刚,可以做土木之功,修筑堤防。堤防要修四道,夹水而行,堤上还要种植荆棘之类同堤、夹种柏杨以防备水决。夏、秋是万物生长和收获的季节,不宜做土工。冬日闭藏,适宜做补偏救弊的工作。在各项工作完成之后,还有“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之类的政治活动。从治水开始,到各项政治活动到位后,其他四害也就可以制服了。可见,治水具有超出治水之外的扩展功能。这些扩展功能使一个从政者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中国的气候和环境下,大政治家都必须与水打交道。与水打交道之中包含着自然、人生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道理。不善于与水打交道,就不能成为一个有为的政治家。大禹、管子都是如此。孔子对于大禹的赞扬前已引述,对于管子的赞扬是:“微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

据考证,《管子》一书不是、至少不全是管子所做,而是“管子学派”的产物。这意味着,这里管子所说,表达了春秋时期我国人民对于水性的认识,是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结晶。从我们论述河流的文化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考证这一段究竟是管子本人还是后人所说,关键是有这样的认识,这就可以作为河流的文化生命的材料。

古代政治家中,管子和水的关系似乎比他人如晏子要多得多。管子与水打交道的其他例子是九合诸侯中提出了治水的原则——“勿曲堤”。据《国语》记载,楚国攻打宋、郑两国。焚烧郑国城池,堵塞宋国的两条河流,河水倒流,淹没了400里土地。楚国认为,只有齐国能够阻止自己吞并郑、宋两国,所以派人与齐国通好。管子认为,楚国这是“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的手段。如果禁止楚国吞并郑、宋,就会失信于楚;如果不禁,则又会失去宋、郑。齐桓公问该怎么办,管子主张兴兵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在与楚王相见时,向楚王请求郑国的城池和宋国的河流。如果楚国答应归还,“则是我以文令也”;如果不答应,则用武力。桓公及宋、郑国君与楚王遇于召陵。在召陵发布命令:“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接着向楚国请求归还郑国的城池和宋围的河流。楚王不答应,于是,齐围驻扎在郑国,保卫城池。“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齐桓公救宋,是围绕着河流的堵塞与疏通问题。桓公九合诸侯盟约,“毋曲堤”是涉及河流的典型的一条。

虽然孟子说过,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但他实际上还是对于管仲和齐桓公有所肯定的。他也谈到了桓公九合诸侯的盟约,内容大致与《管子》相同。他说,对于禹、汤、文武三王来说,春秋五霸是罪人;对于五霸来说,当时的诸侯又是罪人。五霸以桓公为盛。葵丘之会制定了五项约法,第五项是“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对于桓公的肯定包括“毋曲堤”,由此可见,对于治水孟子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以邻为壑”,这个词就出自于《孟子》。《孟子·告子下》篇中,白圭向孟子夸耀自己的治水之道比大禹还好。孟子提出批评说:“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他批评白圭治水没有一颗仁义之心,仅仅是把洪水排到邻国完事,算不上什么治水。在孟子这里,治水是和仁义之心、仁政联系在一起的。决水人海,既遵从了水流就下的规律,也解决了人困于水的灾难,而不是简单地把水排到其他国家而已。孟子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道,大禹治水是注水于海。“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五)、以河水为攻守

以河水为攻守的工具,是中国古人在对河水的性质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于河水的一种转化,反映了古人处水、用水的智慧。这种用水的方法,有不同的层次。较为直接和直观的是把河水现成地转化为攻击之具,这也是通常的做法。典型的是晋国发生的智伯对于韩赵魏三家的战争。智伯围攻赵筒子,用河水灌城,河水几乎漫过城墙。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智伯被破,三家分晋,晋国从此成为历史的遗迹。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有一个水军。其次是充分利用水的流动性和浮力,把水引到一个地方,为自己创造一条新的通道。如,春秋时期吴王进军中原。这是创造一条河流,比直接引水有高一层次。最高境界则是管子所谓“水豫”,以水进行防御,使敌人望而却步,御敌于国门之外。

郑桓公、齐桓公历史上都属于善于用水为防的典型。郑桓公在东周做司徒,很得人心。曾经问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说,王室衰微,夷狄昌盛,已经不可避免。周王室“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这些地方,不是“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就是“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能够进入的地方,“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史伯认为,这个地方,除了周边国家难侵,“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之外,还有一个天然的地理优势,即“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此处华即华山,河即黄河,洛即洛水,济即济水,颍为颍水。果然,后来郑国迁到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一带,颍水、溱水、洧水都成为郑国境内的河流。

“水豫”是管子提出的概念,即用水来预防侵略。齐桓公希望征伐孤竹、离枝等北方国家,又担心越国来侵。越国最著名的就是水军。管子说:“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这里管子提出了两条对策,“遏原流”,即扼住淄水的源头原山的水流,形成一个沼池,让齐国人“距游”,即是游泳、潜水等。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管子建议“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身【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十】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员都、大舟之都的“都”是潴,水所停聚的地方,“隐三川”、立大都就是就三川建立大水塘,用金钱赏赐百姓习水,使齐国人都熟悉水性,不亚于越国,这样就造成了一只水性娴熟的水军。齐围攻打孤竹国时,越国果然来犯。“隐曲(蔷)【蓄】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茁,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六)、对河流的祭祀

1.通论祭祀

《左传·成公十三年》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无疑道出了古代政治的秘密。在日语中,“政”的一个读音和“祭祀”的“祭”是一样的,意思是“祭祀之事”。日语还有祭政一致的说法,这显然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世袭政治中,为政者的生存表现为以拥有政权为特征的生存。不拥有政权,其生存与否和政治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其生存也就不具有政治的意义。祭祀和战争都是与政权以及为政者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关乎生死的大事。一个明白可见,一个隐秘不测。祭祀对于一个政权的意义是它的合法性获得的途径、巩固的措施、宣示的手段。政权通过各种祭祀活动建立与各种神灵、山川大地的秘密的、神意的关联,由此获得对土地人民的支配权。政权也借助祭祀固自己的合法性,并向世人宣示这种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