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免于检查，三人均化装成国民党军人：周竹安为上校军官，译电员章朴为少校副官，报务员赵翰林为勤务兵，并办理了有关证件。5月7日，他们三人携带一部电台同乘飞机，果然通行无阻，安全抵达长沙。
一、刘斐仿效三国徐庶，临走时向程潜推荐唐星
1949年春节前后，程潜尽管感到步履维艰，如履薄冰，但实现了调陈明仁回湘的计划，并得到了陈明仁支持和平的承诺，又有刘斐在白崇禧面前为之斡旋，总算把他与白崇禧貌合神离、若即若离的关系维持了下来，心里稍感安定了许多。可是，没过多久，国共两党准备正式和谈，刘斐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和谈代表之一，并得到****方面的同意，程潜不免又忧虑起来。对于白崇禧其人，程潜打了20多年的交道，真可谓了如指掌。他是坚决的主战派，反共立场十分顽固，且能力过人，善于带兵打仗，做事决绝，很难对付。和平运动有暗有明，怎能瞒得过他的眼睛！
2月下旬，刘斐同意参加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李宗仁来电催其赶赴南京磋商“谈判腹案”。离开长沙前来向程潜辞行：“颂公，推又推不掉，还得去当代表。希望颂公有所见教。”
程潜答非所问地说：“最近我重读《三国演义》，获益匪浅。徐庶走马荐诸葛，真是感人至深。要是没有徐庶这一荐，就没有诸葛亮的出山，也就没有三国鼎立。为章兄，你说呢？”
刘斐完全理解程潜的苦衷，也当然明白程潜的弦外之音，但他故意装糊涂，称赞说：“值此战火逼近之际，颂公还有如此雅兴，真不愧大将风度，实在令人佩服。”
“为章兄，你还不了解我吗！”一番拐弯抹角之后，程潜进入正题，不无遗憾地说：“从我内心讲，是很不情愿你离开的。但你既作为和谈代表，肩负使命，我是不能反对，也是反对不了的。可是为章兄这一走，湖南的事情就不好同老白通气了。还望为章兄指点一二才好。”
刘斐回答说：“颂公说哪里话！颂公回湘以来的治省举措，令为章感佩之余，又长了不少见识。我走以后，与白的关系也不必多虑。我虽无徐庶之才，但有‘诸葛’可荐。我已替颂公想好了，与武汉方面的联系，可以交给唐星去搞，他一定不辱使命。”
程潜听了之后没有马上表态，但微微点头，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态。唐星，字天闲，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他，程潜岂止是熟悉，而且他是程潜的老部下，朝夕相处多少年。从日本回国后，就在湘军程潜部任职。1926年，他到黄埔军校担任入伍生部主任、军事教导总队总队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出道本不算晚，但因其并非******嫡系，又不愿依附******，后来就一直得不到重用，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北伐后改任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少将主任编辑。1935年任参谋本部高级参谋。1936年，程潜到国民党军委会任参谋总长，唐星就是其手下的中将高参。在处理“两广事变”过程中，唐星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被程潜采纳，很得程潜的信任。中间分开了几年，到抗战结束后，又到程潜执掌帅印的武汉行营（后改为行辕）任总参议。他生性孤傲，与黄埔系将领多有嫌隙。程潜回湘组成绥署与省府班子时，因考虑到这一因素，怕造成内部不睦，没有用唐。去年夏天回湘履新的那天，唐星也夹在欢迎的人群之中，程潜对有点脸面的人物大都应酬周到，而唯独对唐星视而不见。此后也没再与唐联系。想到这里，程潜感到一种歉疚，同时也对唐星是否会淡忘这短暂的不快，重回自己的麾下感到没有把握。
刘斐似乎看出了程的顾虑，补充说：“唐星一直是很尊敬您的，包括现在，他总希望回到您这里来工作。他与白崇禧也很有交往，在白那里说得上话。我路过武汉时，再跟白说说，白会乐意接受唐星充当‘桥梁’的。”
程潜到这里，脸上已经由阴转晴，霹出了丝丝笑容，说：“好吧，就按为章兄说的办。我马上报请天闲为绥署副主任，老白那里还请你去疏通一下。”
唐星跟白崇禧的关系也是由来已久，而非泛泛之交。在解决“两广事变”和抗日战争期间的合作历史，加上唐星与刘斐关系很深，桂系也把唐星当作朋友，深信不疑。
唐星没有在程潜的湖南班子中占有一席，白崇禧为之抱不平，并很快打来电话，把唐邀到武汉帮忙。白对唐说；“我想请你用总参议的名义帮帮我的忙，暂时在这里呆一个时期再说吧。”晚饭后白又把唐引到办公室谈话，开口便问：“颂公在湖南搞得怎么样？”
唐星一摊双手，无奈地说：“你还不明白吗？颂公一去湖南，就被那些‘天子门生’包围着，有的要官，有的要钱，有的要兵，都拿着他这块家长招牌作幌子，发号施令，横行霸道，闹得湖南全省鸡飞鹅叫，此外还有什么？”
白笑了一笑，又问；“你是他的老军师，为什么不找你帮忙，反要信赖这帮家伙呢？”
唐说：“他现在需要的是不仅要帮他的忙，还希望能帮老蒋的忙，才算角色。所以他物色的既是老蒋的高足，也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在他看来已经是一举两得了。若再把我摆进去，难免不把他与老蒋和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搞坏，这可正是他聪明的地方。不过到了他实在搞不下去的时候，也许终有找我的一天。”
白摇摇头说：“这位老头到现在怎么还要靠老蒋吃饭呢？大半壁江山都被老蒋这班人送光了，难道还看不清楚吗？老蒋是垮定了的，湖南省有3000多万人口，何愁没有世界！若与广西联合起来，就有四五千万，还可以算一个大国，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还要依靠老蒋这个死老虎呢？如果对老蒋还存什么幻想，那就只有同归于尽，别的希望是没有的。我们对颂公还要想办法救他一救才好！”
唐星顺水推舟说：“只要健公有意救他，那当然不成问题。不过也还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眼前他还不想也无法跳出那个圈子，必须看机会，一面劝他清醒过来，一面逐渐将他周围的恶势力清除干净，然后才可以‘起死回生’。”
两人谈得很投机。此后，白崇禧差不多每天都要找唐星谈一二次。除了大骂******的嫡系部队如何无用并替自己的部队吹牛之外，谈得最多的就是湖南问题，他那将湖南控制在自己手里并同广西打成一片的目的昭然若揭。他很担心程潜不和他合作，但又碍于程潜的资格比他老，不便对他发号施令，如果到时候程潜能够知难而退还好，否则就成了一个大麻烦。他拉唐星，就是要将其“奇货可居”，必要时派上用场。
现在，程潜提出调唐星回湘，白崇禧当然高兴，他极力怂恿唐星马上成行，并相约进行密切的联系。
各方都没有问题，程潜的报告一递上去，南京很快就批准了。于是，唐星走马上任当上了长沙绥署副主任，并积极参与湖南起义的筹划，利用自己与白崇禧的特殊关系，来往长沙和武汉，为掩护湖南和平起义的内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白崇禧对程潜早有不满和疑惧，终于使出调虎离山之计
李宗仁、白崇禧高唱“和平”的调子，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谈判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划江而治，统治半个中国，至少达到拖延时间、重振旗鼓、以利再战的目的。所以，他们的“和平”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欺骗共产党，欺骗舆论，欺骗群众。可是湖南却不是这样，而是来真格的，和平舆论的声势越来越大，而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和平组织，省政府还停止了征兵、征粮……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湖南就会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就会击碎“桂湘联合”的计划。这是李、白开始倡导“和平”时所未曾料到的，也是李、白所不能允许的。
1949年3月上旬。一天上午，白崇禧到办公室上班，首先习惯性地拿起长沙《中央日报》看了起来。看着看着，白的双眉皱成了两个疙瘩，接着把报纸重重地甩在办公桌上，怒吼道：“程潜在湖南搞什么名堂？报纸竟然摆脱中央社的控制，改头换面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天天鼓吹和平，替共产党做宣传！”
过了两天，长沙绥署参谋长刘嘉树等人又向白崇禧告密说，《中央日报》社长沙分社社长段梦辉与共产党有联系，他们将段列为新闻界黑名单第一位。
于是，白崇禧果断采取了行动，在其先头部队抵达长沙后，指使桂系将领夏威立即派人接管了《中央日报》长沙分社，并借口该报刊登了造谣李宗仁将从香港来湖南的香港电讯，而将段梦辉逮捕。
但白崇禧没有料到，逮捕一个小小的分社社长，竞引起湖南各界的强烈反映。事情发生后，长沙各报停刊一天。段被监禁几天，经****营救，获得释放。情况反映到武汉后，白崇禧对程潜更加不满和充满疑虑。
3月底的一天，白崇禧突然偕副长官张珍带着20多个卫士来到长沙唐星的住所，严肃地对唐星说：“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一件事。现在的局势你大概是很清楚的，一旦国共和谈不成，势必又要大打一场，到那时湖南就会首当其冲。当主席的，说不定还要爬山越岭、涉水过河，颂公到了这么大的年纪，这种罪是受不了的。李代总统为了照顾元老，特请他去南京当考试院长，我想这对颂公是很恰当的。他向来听你的话，所以我特意邀益三（张珍字）兄前来，想和你一同去劝颂公到广东去就职，你看怎么样？”
白崇禧似乎说得很真诚，但唐星已是政治斗争中久经风霜的人了，而且他深知白崇禧的为人，所以一眼就看穿了白崇禧的调虎离山之计。
三、唐星果然不负众望，巧妙地与“小诸葛”周旋
白崇禧这一招确实厉害，若得逞，便在不动声色中破坏了湖南的和平运动，扫除了桂湘联盟的重大障碍，消除了后顾之忧，还叫程潜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白崇禧提出这一动议后，唐星确实感到突然，但他非常老练，处变不惊，加之刘斐临行前有过交待，唐心中有数，所以他略为思考一下，便“设身处地”地对白崇禧说；“德公对颂公的照顾，真是体贴入微。从颂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了。不过依我的看法，现在为时还早了一点。”
白崇禧不解地问道：“怎么说早了一点呢？”
唐星不紧不慢地说：“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能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搞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而你远在武汉，也鞭长莫及，会徒然给你增加一个沉重的负担。再说颂公在那里，我还可以给他帮两手，并且按照你的意图，起点桥梁作用。颂公一走，我就无所施其技了，只好仍然跟你回汉口去。”
白崇禧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考虑。颂公暂时不离开也可以。但现在国共和谈希望甚微，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里还在搞什么和平运动，这完全是一种单相思，徒然长敌人的志气，使自己上当。请你劝告颂公，要特别留心他的左右，不要被人家出卖了还不晓得啊。听说肖作霖和邓介松两人极不可靠，这些什么运动，也多半是他们搞的，最好要颂公让他们走开，不要摆在身边。”
唐说：“对肖、邓两人，我还不深知，自当留心察看。若果然靠不住，光对付这两个人还不成什么问题。只有那些掌有实权的黄埔学生，常常帮颂公的倒忙，我却没有多少好办法，因为颂公信任他们。回头去见颂公的时候，请健公和他说一说，要他多听我的意见，少听别人的，这样我才好把你的意图贯彻下去，以期做到湘桂打成一片。”
白崇禧点头同意，并马上邀唐星同去省府见程潜。他们来到程潜的办公室，白果然大吹特吹唐星：“颂公啊，天闲跟你那么多年，你把天闲调到身边就对了。他是你的老军师，忠诚可靠，才华出众，办事干脆利索，我们对他都很了解，完全可以信赖嘛！现在情况复杂，这样的人难找呵，你多听听他的意见不会有错的。”
程潜在心里暗暗赞叹：“这个天闲，真不简单，把‘小诸葛’玩得团团转！”口里笑着说：“健公所言极是，天闲办事完全可以放心。”
调程潜赴宁一事，暂时就这么应付过去了。但随着湖南和平声浪的日益高涨，白崇禧还是对程潜越来越不满，常有来电责难。鉴此，程潜不得不派陈明仁、唐星于4月中旬赴汉口敷衍一番。陈、唐到达武汉后，即被白崇禧邀进他的会客厅。客厅正面摆有3把并排的沙发，白崇禧自坐当中，指着左右2把让陈、唐坐下。然后就不客气地说：“湖南不晓得在搞什么名堂，连报纸也天天在喊什么‘和平’、‘和平’，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和谈本是我和李代总统提倡起来的，但共产党到现在还坚持那些条件，算得什么样的和谈呢？简直就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任人宰割罢了。它既不要和平，我们又怎能单方面讲和平？再唱这些滥调，就是要使人心涣散，给共匪大大的减少阻力而已。希望你们劝程主席要头脑清醒些，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只要湘桂两省好好地团结起来，力量还是不小，有什么鬼可怕的。”他几乎每说一句都要用右手拍两下沙发扶手，而始终没有用左手，脸也是朝着陈明仁坐的右边。这些官腔好象专门是对陈明仁打的。看来他已担心陈明仁到了长沙以后受环境的影响，以至脱离他的掌握，所以他要借机给陈明仁好好提醒和敲打一下。
陈明仁当然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心里很不痛快。当白崇禧说完到厕所去的时候，他站起身来向唐星两手一摊说：“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嘛。”
唐星早有思想准备，便胸有成竹地说：“这都是乱弹琴，你莫管，回头等我来跟他谈。”
吃饭后，唐星一个人来到白崇禧的房间里，一进门，就叫了一声“健公”，接着说要向白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希望他能够采纳。白崇禧很爽快地说：“你我还需要客气，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来来来，坐下谈。”唐星呷了一口茶，很认真地说：“湖南的事情极复杂。你既要收揽湖南的人心，就应对湖南的当事人分清好坏，该拉的拉，不该拉的就帮颂公去掉他们。依我看，在颂公所赏识的黄埔学生中，该去掉的起码占十之七八，该拉拢的顶多也不过十之二三。今后您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至于颂公本人，平日‘处尊养优，称孤道寡’，象煞有介事；其实完全是一个木菩萨，连他最亲近的人也对他阳奉阴违。所以，你不要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程的身上。陈子良这个人与其他黄埔学生不同，他又是一种风格。他头脑单纯，性情暴躁，你若驾驭得好，他可以赴汤蹈火，唯命是从。若驾驭得不好，他就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象你刚才劈劈拍拍地那一顿牢骚，不是对付这样一个人的办法，一定会使他难堪。你如果对我发发牢骚，那没有问题，我们的关系深了，而且我又是一个在湖南负责任的人。子良则不同，他还没有直接在湖南管过事，好坏都与他无干，他有什么责任呢？……”还没等唐星把话说完，白崇禧即解释说：“我并不是责怪他没有负责。我刚才的态度也许过火了。老实说，我对颂公是有点意见的；对子良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回头请你替我向他解释解释，使他千万不要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