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作出了非常有远见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的决定必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而“二十一条”始终没有经过参议院的审批，没有审批就等于无效，在袁去世之后，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承认这个条约。
袁世凯对与日本条约的抵制，使中国免于在一战期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厄运。正如胡适所评价的那样：“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中国之华盛顿”
“中国之华盛顿”的名号，最早是由黄兴提出来的。黄兴是孙中山的挚友，也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他对袁世凯作出这样的评价，可见袁世凯在当时人们眼里的地位之高。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国家建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被美国人民尊称为美国国父。把袁世凯说成“中国国父”显然不妥，但是他与华盛顿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点的：他们都是各自国家的第一任正式总统；都在国家南北统一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执政之时国家都处于极度贫弱状态；任职期间都在恢复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都曾为国家的债务繁多头痛不已。
袁世凯是经南京政府及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可的合法大总统，说他是“窃国大盗”实在太冤。人们对袁世凯过错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对他功绩的关注。实际上，他在任期间，做的不少事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是在经济方面的努力。北洋政府建立之初，外债累累，仅赔款就有七千一百万元之多，加上各省债务、行政费用、军费等，仅靠每个月一千万的税收根本无法平衡。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北洋政府向世界各国银行借债，起初几百万，后来几十万，最后连一万都得借，财政上的困难可想而知。
袁世凯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和手段的政治家，他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财政危机。
首先就是一批专业人士的任用。他提拔周学熙、张謇等人主管财政、经济事务。张謇、周学熙都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实业家，他们一个对兴办实业极有经验，一个则精通工商管理，在他们的努力下，民国初年国内经济呈现出上升势头。
政府出资鼓励实业。如投资第一年，公司即可获得四至六厘的股息，经营六年之后才分期向政府摊还。
简化开厂办矿手续，降低厂矿税收。清末以来，开办厂矿手续繁琐，将很多民间资本挡在门外。通过简化手续、降低税收的措施，实际上降低了开厂办矿的门槛，使不少民间资本得以开办实业。
整顿市场秩序，完善市场机制。袁世凯政府在充分听取各地商会意见的条件下，出台了经济法规八十多条，使市场竞争机制得以完善；取消新创建企业的“专利权”，将“专利权”与“垄断”进行了区分，同行之间的公平竞争机制逐步形成。
整顿金融秩序，取消广州等地的印钞厂，收回纸币，统一货币（“袁大头”）。
通过一系列的整顿措施，到了1915年间，袁世凯仅用了四年就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基本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政治方面，制定颁布《国会组织法》，根据该法规定进行选举，宣传先进的法治观念，使依法治国的观念逐渐普及。
军事方面，袁世凯强力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干预政事，省长也不得掌握兵权，结束了清朝末年武人治世的局面。
文化方面，执政第二年颁布了《文官考试法》，建立官员考核选拔制度，规定参加文官高级考试的人员，必须通过经济学、财政学、国法学、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七门科目的考试，还要从政治学、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这五门附科中任选一门进行考试。
袁世凯上任初期，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复苏。这时候，袁世凯内心的狂妄又占据上风，复辟帝制的念头再次升起。
袁世凯对君主集权有着很深的依赖。他一度认为，国会、责任内阁这些制度太过西方，与中国国情不符。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他曾经说：“这个国会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袁世凯说的也是民国初年的实情。接着，他对中国的政治现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西医所开的烈性药”。对于刚刚结束帝制的中国来说，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确实是“不易消化的食物”，无论中国高层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时间都难以接受，在民间，甚至有“怎么能没有皇上”的思想。
袁世凯在观念里根本没有“三权制衡”的概念，他喜欢自己做决定，对于旁人的意见，他向来不予理睬，因此责任内阁商议国事时，他总觉得这个机构多余。正如孙中山所说，袁世凯根本不理解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制约总统，他为了提防袁世凯而设立的责任内阁最终形同虚设。
解散国会的念头形成已久。一天，曾在热河当过都统的熊希龄看到了一封记录着自己在避暑山庄时擅将国宝赠人的举报信。正当他看得浑身冒汗的时候，袁世凯走了进来，大发对国会的看法：“国事不好推进，都是因为国民党人凡事故意刁难……内阁既不能行使职责，总统的权力也不能行使。”说完，他话锋一转，问熊希龄怎么看待这件事。尽管明知是圈套，熊希龄也不得不钻。他当即表示支持解除国民党的议员资格。
11月4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借机取消国会。接着，他又通过各种手段架空了责任内阁。慢慢地，袁世凯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越来越有皇帝的味道了。更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还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喜好，制定了《增修临时约法大纲》，实际上是“袁氏约法”，这可以认为是他将总统集权合法化的一步。
1915年9月，北京的街头出现了一批形色各异的游行队伍。他们纷纷打着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旗号，到处散播支持复辟的消息，接着，各高校、民间团体、各省国民纷纷表示支持帝制，甚至还出现了乞丐情愿团、妓女请愿团，表面上看袁世凯称帝似乎顺应民心，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和他的儿子袁克定策划的。经过一系列的准备，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身着衮冕出现在天坛祭天仪式上，准备于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竟然是徐世昌。袁世凯曾经想复辟帝制后，给徐世昌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徐世昌却丢下官印愤然离开了政府。接着，袁世凯身边的亲信纷纷倒戈，讨伐复辟。除了孙中山、梁启超之外，袁世凯的旧部段祺瑞、冯国璋也公开反对。云南地区爆发了着名的“护国战争”，蔡锷、唐继尧揭竿而起，各省纷纷响应。到这个时候，共和制已经深入人心，孙中山对于“民主共和尚不成熟”的判断已经成了过去式。
野史记载，袁世凯的养父和叔父相继去世后，曾有风水先生算得袁家风水“掌禄不掌寿”，“注定有官运没官命”。或许是命运的注定，或许是机缘的巧合，1916年，当袁世凯终于如愿登上皇帝宝座之时，众叛亲离的他患上了尿毒症。3月，在全国上下的讨伐之下，他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5月，尿毒症病发，袁世凯不治身亡，享年57岁，正应了当年风水先生“袁家皆短命”的卦象。
一妻、九妾、十七子的风流“皇帝”
袁世凯的一生可谓妻妾成群、儿女满堂。在他的一生中，共娶了十个老婆，除了正室于氏是来自父母之命的“正规渠道”之外，其他姨太太的出身、来历可谓五花八门：她们有的出身大家闺秀，有的出身烟花柳巷，有的是姨太太过门时随嫁来的丫鬟，还有的是袁世凯儿子的情人……袁世凯晚年一心想当皇帝，在妻妾的规模上，他俨然一副皇帝的模样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逊帝溥仪仅仅有两个老婆，由此可见袁世凯的风流性格。
袁世凯的正室于氏是在项城老家过门的。于氏的父亲叫于鳖，是河南沈丘一带的大地主，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于氏嫁给出身袁寨的袁世凯，算得上门当户对。于氏生得漂亮温婉，嫁到袁家第二年就生下了长子袁克定。袁、于二人本来非常恩爱，但是有一次，于氏因为一句话伤害了袁世凯，两人的关系也就随之破裂。
有一天，于氏腰间系了条红色绣花的腰带，非常好看，被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的袁世凯看见了，袁开玩笑地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马班子。”这句玩笑话让于氏很不高兴，她马上还击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马班子”是河南对妓女的称呼，袁世凯说于氏打扮得像妓女，自然引起了于氏的不满。于氏说自己有“姥姥家”，是说自己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这本来也是无心的话，在袁世凯听来却十分刺耳——袁世凯的生母不是正室，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被生父过继给别人当儿子，所以他一直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于氏的话正中袁世凯的痛处，从此以后，袁世凯再也没有亲近过于氏。后来，袁世凯到各地任职，于氏一直在河南老家陪着袁母，直到袁世凯当了山东巡抚，才允许于氏随母亲一起前往。
自从“马班子”事件之后，袁世凯对于氏就只剩下表面上的客套和尊重。后来，袁世凯身居要职，更需要正室夫人撑门面，他就每隔三五天“看望”于氏一次，两人的见面十分拘束，通常是袁世凯先问声“太太您好”，于氏回一句“大人您好”，之后除了说些寒暄客套话之外，再也没有话题可谈。袁世凯后来娶了九房姨太太，对她们立下规矩，要求必须听从大太太的教导，于氏借“教导”的名义没少虐待其他妾室，但袁世凯都不予过问，可见袁对于氏还是十分尊重的。
袁世凯的第一房妾室是沈氏，原先是苏州一个大户家里的妾，丈夫死后，沈氏不得已沦落到青楼。沈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非常善解人意。袁世凯第二次参加科举未中，到上海纾解心中的烦闷，在这里认识了沈氏，两人同病相怜，一见倾心。袁世凯还为她写了一副对联：
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己少；
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怀多。
后来，袁世凯到朝鲜打仗，沈氏已经为自己赎身，袁便派人把沈氏接到了朝鲜，在之后的若干年里，沈氏一直以袁府大太太的身份出现。
在朝鲜的时候，袁世凯认识了他的三姨太金氏。金氏是朝鲜人，出身低微，但面容姣好，风姿绰约。由于是朝鲜王赐婚，金氏不敢不从，但随袁回到中国后，金氏听说自己的父母因为思念过度双双死去，从此脸上再也没有过笑容，直到袁世凯死后，金氏也抑郁而死。袁世凯对金氏也没有太多感情，金氏过门的时候，有两个随嫁的丫鬟，袁世凯一眼就相中了其中的一个，于是干脆把三个都娶进了门，按照年龄大小排序。
最荒唐的是六姨太的过门。有一次，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办事之余，到当地寻花问柳，认识了当地着名的歌妓，两人情投意合，度过了一段情意绵绵的美好时光。将要离开南京时，袁克文向她许诺，自己一回京城就向父母禀报，然后派人过来迎娶她。歌妓听了很高兴，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袁克文留作纪念，袁克文随手把照片放到了衣服口袋里。回家后，袁克文按照惯例向父亲请安，磕头的时候不小心把照片掉了出来，袁世凯马上责问这是谁。袁克文心知父亲向来对儿子们管教严格，自己还没有成亲，做出这种荒唐事肯定被父亲责罚，情急之下，他只好说这是为父亲物色的姨太太。袁世凯捡起照片仔细端详，越看越高兴，第二天就派人去南京接这位即将过门的六姨太了。蒙在鼓里的六姨太以为自己要嫁给二公子袁克文当正室，心里十分高兴，可到洞房的时候才发现眼前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头子。嫁到袁家之后，六姨太终日闷闷不乐，没过几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这么多太太和姨太太，袁世凯便创造了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的奇迹。袁世凯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当上直隶总督以后，他在府上设了专门的书馆，聘请有名的女教师，让女儿和姨太太们在里面读书。
袁世凯对她们的学业并不关注，书馆的作用，顶多是给家中的女眷们找点事做。他对女儿们非常宠爱，绝不允许任何人责罚她们。有一次，三女儿在课堂上恶作剧，把前来教课的女先生摔了一大跤，三姨太回去把她关在屋里打了一顿。这件事被袁世凯知道了，袁世凯大怒，狠狠责骂了三姨太一顿，还说：“如果你再敢这样打她，我就这样打你！”
对于儿子，袁世凯的态度显然不一样。他非常关注儿子们的学业，隔三差五就要把教书先生叫到屋里来，询问每个儿子的学习情况。书馆每个月有考试，袁世凯一定要看每个儿子的考试成绩，谁的成绩不好，他就拉下脸来对其进行严厉的责备。如果儿子们做了错事，袁世凯随手抄起鞭子、棍子就是一顿打，丝毫不会手软，这也可以认为是袁世凯对儿子们寄予的期望之高。
尽管袁世凯对正室太太并不关心，但他对袁克定却是喜爱有加，这不仅是因为袁克定是袁家唯一的嫡出长子，还因为袁克定从小聪明好学，正因如此，当袁世凯把正室丢在家里不管时，长子克定却始终跟随父亲，成了袁家除了袁世凯之外身份地位最高的人。有人认为，袁世凯晚年的复辟，与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袁世凯本人来讲，当总统、当皇帝其实是差不多的，为了儿子的一个愿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由此也可看出袁世凯对长子袁克定的喜爱。
袁世凯将要当皇帝，把他的太太们高兴坏了。她们为了“皇后”、“妃”、“嫔”的名号争论不休，袁世凯已经感觉自己身体每况愈下，便说“有什么好争的，你们早晚得随我的灵柩回河南”。这话不假，没多久，袁世凯就亡故了，树倒猢狲散，他的姨太太们并没有随他的灵柩回河南，而是为家产争执起来。徐世昌按照袁世凯的遗愿，将他的家产分给了儿子和女儿们，没有能力的姨太太们只好跟随各自的子女各奔前程，只有最受袁世凯宠信的五姨太，卷了袁家的不少财产，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