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练兵,群英汇聚
“甲申事变”之后,中法战争结束,清廷得以将目光转向朝鲜。在袁世凯的积极努力下,日本在朝鲜的气焰被打压,朝鲜亲日势力也受到了重创。
正当日本收缩在朝鲜势力的空当,俄国开始了在朝鲜的渗透。当时朝鲜亲俄的主要头目为穆麟德,他是由清朝廷任命的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大臣,因为勾结俄国驻朝鲜参赞、放任俄国在朝鲜练兵而被清廷罢免,只能担任朝鲜的小官。事后,怀恨在心的穆麟德开始更加猖獗地与俄国势力来往,企图帮助俄国势力控制朝鲜,很快,在朝鲜国王李熙身边就集结了不少亲俄势力。早在1885年,袁世凯就注意到穆麟德心怀不轨。穆麟德曾经是李鸿章亲自举荐的,袁世凯并无避讳,而是四处游说清廷及朝鲜大臣,揭露穆麟德的不轨之心。袁世凯还曾多次向朝鲜国王游说,劝说李熙免去穆麟德在朝鲜的职务。在袁世凯的努力下,穆麟德在朝鲜的所有职务被免除,并被驱逐出境。
袁世凯两次进入朝鲜,都是以维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地位为最终目的的。作为驻朝鲜使臣,袁世凯也意识到朝鲜作为中国的邻国,在国防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除了驱逐外国势力、稳定朝鲜局势之外,袁世凯还鼓励国人到朝鲜经商,并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一时间,中国在朝鲜商会林立,贸易往来较以往更为频繁。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日本、俄国势力都受到很大的打击,二者在朝鲜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严重的挤压,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成了其扩大势力最大的绊脚石。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趁机出兵朝鲜,7月,朝鲜局势已经基本到了日本的掌控中。袁世凯曾向朝廷请求派兵救援,朝廷始终没有给出答复,清政府设在朝鲜的大使馆宛如孤岛,而另一边,日本正极其周密地计划着对袁世凯的暗杀行动。
日本的暗杀计划进行得十分保密,在计划实施的一个多月里,袁世凯没有听到过丝毫风声。直到7月19日这天,一名朝鲜官员偶然间得知日本当晚要暗杀袁世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好友唐绍仪。
唐绍仪当时也在朝鲜任职,暗杀时间是这天晚上,当他听说这件事时,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多半。他来不及多想,赶快找到英国领事求助。这天晚上,袁世凯乔装成当地农夫,唐绍仪在一旁持双枪护卫,两人穿过小巷来到码头,英国军船已经等候多时。来不及向英国领事言谢,袁世凯登上了军船,这时,杀手刚刚追赶到码头,发现袁世凯已经乘船逃离了。
回国之后,袁世凯回想起当时逃走的情景,不由得身冒冷汗。1894年7月25日,袁世凯惊魂未定,甲午战争就爆发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清廷高层为究竟作战到底还是议和发生了分歧。1895年,袁世凯向朝廷提交了一份的报告,报告以自己几年来在军中所见为基础,详实地记录了清军纪律涣散、装备落后、军官怠职等现象,论述清军与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相比实力悬殊,根据袁世凯的推断,如果不早日与日本议和,天津、北京都将有失守的可能。
这份报告着实令沉醉于“天朝大国”美梦中的慈禧和光绪震惊。为了尽早结束战事,1895年3月,朝廷派李鸿章等人前往日本进行谈判,日本倚仗美国的支持对李鸿章一行施压,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得到承认,辽东半岛、台湾的割让以及巨额的赔款,使清朝多数知识分子瞬间觉醒,他们意识到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大时代,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寻求救国良方。针对清军战斗力低下的现状,以袁世凯、徐世昌为代表的开明官僚开始呼吁朝廷整顿军队,兴练新军。
当时,朝廷当中不少大臣都早已感到军队的日益腐朽,清军军制处于想改而不知如何改的尴尬境地,甲午一战之后,清廷终于痛下决心,下令对军队进行改革。
袁世凯出身行伍,对清军弊病了如指掌。他接连上书督办军务处程文里、军机大臣李鸿藻、总理大臣荣禄等人,呼吁效法西方军制,对清军进行彻底、深入的改革。他撰写《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路军营制饷章》、《募定洋员合同》等具体计划,得到了军务处的认可。这样一来,朝廷上下无不赞同由袁世凯负责兴练新军的职务。几天后,袁世凯得到光绪帝的召见。这年年底,他来到天津小站,迈开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实际上,袁世凯并不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第一人。小站原来叫新农镇,最早由李鸿章麾下的淮军驻扎,甲午战争的时候,淮军统领被杀,士兵弃营而逃,导致小站成为一片残垣断壁的荒地。1894年11月,胡燏棻受清廷任命,参照西洋军法在天津南马长练兵。尽管胡燏棻治军严明,也声称要学习西方练兵之法,但他实在对西洋军法一窍不通,尽管聘用了德国人为教习,但是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胡燏棻主持军队的这年,定武军人数连一万都不到。
袁世凯自幼酷爱兵法,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他开始留意西方的治军方法,在对西洋兵法及军制的了解程度上,袁世凯远在胡燏棻之上,如果让他来仿效西法练兵,自然事半功倍。
到达天津之后,袁世凯接手了胡燏棻的定武军,并将军队迁到小站。
袁世凯初到小站的时候,是他最为意气风发的阶段。这时候,袁世凯刚刚三十六岁,他在朝鲜平定战乱,小试了牛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更坚定了他整顿军队、洋法练兵的信念。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提出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第一人,尽管在后人对他的评价中,不少人认为他军事才华一般,但如果横向比较,在对外国军队、军制的研究上,袁世凯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从袁世凯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等着作就可以看出。在这些着作中,袁世凯不仅对德国的军制有详细的阐述,还对日本的军队建设颇有研究。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还曾翻译过不少外国兵法着作,在徐世昌等人的协助下,袁世凯完成了新建陆军的军队编制、军队管理、军衔制度、军饷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清朝末年,清军内部已经非常腐败,克扣军饷成了军队中见怪不怪的事,普通士兵拿到的军饷只够自己活命,因此每到大敌当前,士兵宁可临阵脱逃也不愿奋勇杀敌,这就直接导致军队几无战斗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兵质量也就可想而知。袁世凯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招募新军。为了招募战斗力更强的新兵,袁世凯将新建陆军的军饷大幅提高,仅普通士兵每月就能领到白银四两五钱,新军统带(相当于营长)每月可支银两达到四百两。每月发放军饷时,袁世凯都要亲自到场监督,防止军官从中克扣。
除了重金买马,袁世凯还启用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军官,并在军队中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根据当时英国人贝思福的记载,新建路军“年轻力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伐整齐”,新的制式,新的装备,新的军装,整个新建路军在袁世凯的操练下焕然一新。
这样一来,大批优秀的年轻人来到天津投奔袁世凯,甚至一些读书人也觉得从军是一个好的出路,纷纷加入新军。慢慢地,袁世凯身边集结了大量杰出青年,其中有名的有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卢永祥、王占元、段芝贵、李纯、唐绍仪、张勋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民国时期数一数二的人物,北洋系的最早势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叛卖维新,愚弄清廷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维新。清朝以来,士人被禁止干预朝政,他们向朝廷上书受到了重重阻碍,最终没能成功。尽管如此,“公车上书”一事还是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的。
1895年,袁世凯担任督办军务处行走的闲职,略感仕途不得志,抱负不得施展,当康有为提出“下诏以鼓天下之气,迁都以定天下之本,练兵以定天下之势,变法以成天下之治”时,袁世凯深感赞同,尤其“练兵以定天下之势”一条,正中袁世凯下怀。为此,当康有为公车上书被清廷各机构拦截时,袁世凯慨然承诺帮助康有为通过督军办递交给皇帝,由此举可以看出,维新变法之初,袁世凯是持赞成态度的。
1898年9月,慈禧太后欲废黜皇帝的传闻不胫而走,得知消息的光绪马上派谭嗣同找到袁世凯,“说袁勤王”。袁世凯与谭嗣同交情不深,仅仅是同僚关系而已,谭嗣同年轻气盛,以为袁世凯是绝对站在光绪一边的人,便以“忠君”为要挟,说服袁世凯出兵保护光绪。
“后党政变在即,你我身为人臣,自当誓死效忠,保护皇上,事成之后,皇上自然少不了嘉奖。如今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际,袁公如果不肯出兵勤王,嗣同宁愿以死明志!”谭嗣同刚刚三十出头,一介书生,看问题的方式十分单纯。如果说维新派仅仅以“忠君”为理由要求,袁世凯尚能支持。现在,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后生不仅以功名利禄相诱,还以死相要挟,袁世凯似乎瞬间看穿了维新派单纯、幼稚的一面,也预料到了他们将来的失败。
更让袁世凯不能接受的是,光绪派人说服袁世凯杀掉荣禄。对于光绪、慈禧,袁世凯有的只是作为臣子应尽的“忠君”义务,而对于荣禄,袁世凯更多的是一份友情和感激。
荣禄是袁世凯仕途当中非常重要的人,袁世凯一直将其尊为恩师。选派练兵大臣之际,除了李鸿章、徐世昌等人外,荣禄也是极力举荐袁世凯的。袁世凯虽然在朝鲜立下功劳,但回国后始终还是个小人物。荣禄在朝中担任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如果没有荣禄的保举,袁世凯也不可能获得小站练兵的机会。
小站练兵之际,袁世凯一度被以作风专横、克扣军饷等罪名被多人联名弹劾,朝廷派荣禄前去查办,荣禄向来对袁世凯欣赏有加,因此在办理此案时曾极力袒护袁世凯,最终以“查无实据”结案,并上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荣禄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还有救命之恩,在情感上,袁世凯自然更倾向于荣禄,而不是只会高高在上,对其呼来喝去的皇帝和太后。
9月中旬,袁世凯已经带领军队来到北京,这时,他正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他的好友、兄长徐世昌提出建议,让他仔细观察帝、后两派的实力。经过谭嗣同的一番威逼利诱之后,袁世凯看到了帝党的幼稚。不过,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让他不能对光绪帝有所隐瞒。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对他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有真正明达实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达圣意……累及皇上,关系极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的言下之意非常明确:古今中外,变法都是非常困难的,如今时机未到,如果皇帝不能耐心等待,而是倚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之辈,这些书生只顾自己变法痛快,阅历太浅,办事毫不缜密,幼稚冲动,靠这样的人主持变法,变法怎么能成功?
这时候,袁世凯的立场已经明确,他不能对皇帝不忠,也不能对恩师不义,因此他只能从帝后之争中退出,也许这晚他找到光绪,说出这番话,就是想带兵离开京城,静观时局变化。
从宫中出来,袁世凯在宫门口正好撞见他的恩师荣禄。荣禄问他:“这么晚了,慰亭来宫中作甚?”这时,袁世凯的万人军队正停留在皇城之外,选择光绪还是选择慈禧就在一念之间。如果在金銮殿上,袁世凯还在犹豫不决,见到荣禄之后,他的立场就已经明确了,在荣禄的追问下,袁世凯告知了事情的始末。9月,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康有为、梁启超只能逃到国外,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维新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件事情上,袁世凯并非后人想象的那么冷酷无情。戊戌六君子被杀后,他曾在给徐世昌的家书中写道:“此非弟卖主求荣,实缘荣禄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而被天良所战胜,断送六君子之命,弟之过也……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从他给徐世昌的家书中我们看到,袁世凯其实是处于两难的境地,对于戊戌六君子的被害,他也亲口承认是自己的过错。
因为帮助了慈禧,袁世凯得到了朝廷很高的待遇,他的仕途也越来越顺利。1899年,山东义和团起义,义和团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焚毁教堂,杀死洋人,当时山东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义和团的兴起让德国头痛不已。起初,慈禧因义和团杀洋人灭洋人,感到心中大快,对义和团没有进行强有力的镇压。袁世凯任职山东巡抚后,发现这样一来就激化了中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为了尽快平息与德国的矛盾,袁世凯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
但另一方面,袁世凯也不是完全维护洋教徒。他以保护的名义把西方教会集中起来,实际上是加强对其监管,防止其在中国再生事端。这个做法尽管引起了驻扎在山东的外国使臣的不满,袁世凯却仍旧强制执行。慢慢地,在袁世凯的治理下,山东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局面。
可以说,在处理山东复杂局势上,袁世凯做得相当圆滑。一方面,他通过镇压义和团运动维护了清廷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以保护的名义限制了洋教徒在山东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教案的发生。
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被限制,他们转而攻入直隶,直逼京城。义和团随后杀入天津、北京,这反而给袁世凯带来了极大的机会。义和团所到之处必切断当地所有电线,这样一来,南方各省与逃至西安的慈禧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各省只能通过袁世凯这个“中转站”向朝廷汇报政务,朝廷也只能通过袁世凯向南方各省下达命令。这个时期,袁世凯利用各省与中央政府通讯不便的时机,将山东的补给饷银送到西安,解决了朝廷官僚们的燃眉之急,不仅得到了慈禧的感激和赞赏,连袁的反对派也对他连连称赞,一时间,清朝廷形成了一边倒支持袁世凯的局面。
袁世凯在山东的出色表现使他进一步得到了朝廷的提拔。1901年,李鸿章弥留之际,极力举荐袁世凯接任自己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职务,与其他各省不同,直隶省紧邻北京,其地位比任何一省的总督都高,几乎等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担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一手拿金子,一手拿银子”,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甘心为其奔走的人才,被袁世凯贿赂过的人上到慈禧太后王宫贵胄,下到普通官员宫女太监。袁世凯也因此备受后人诟病。
袁世凯善于用人,更善于收买人。他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关系网。担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也曾遭到过反对者的弹劾。但是,上到慈禧下到太监都被袁世凯收买,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者弹劾袁世凯实在是螳臂当车,毫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