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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家族的神秘史(6)

也有许多例子表明,许多人虽然出身显赫,却找不出任何继承了祖先才华的迹象,而且他们表现的性格往往给人相反的印象。古人虽然看重出身、门第,但对于这一与他们理论不符合的现象,并没有无动于衷。“贵族未必出生于贵族,”索福克勒斯说道,“罪恶也未必就源于罪恶;但凡人的一切都不可信。”特米斯托克虽然把儿子培养成了一名出色的驯马手,却没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阿里斯蒂德、伯利克里、修昔底德,在儿子身上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格曼尼库斯,罗马最有智慧和美德的一位将军,他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也是最高贵、最有德行的一位妇女,他们一共生了六个孩子,这些孩子与他们的禀赋全不沾边;其中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盖乌斯·恺撒(他另有一个更为大家熟知的名字,叫卡里古拉),一个是女儿阿格里皮娜,他们的家族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而名声狼藉。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就是古代最著名的暴君尼禄,而他的老师却是塞涅卡。马库斯·奥勒留斯皇帝是德行、学识集于一身的典范,他的儿子卡默多皇帝却是一个恶棍。阿弗里卡诺之子小西皮奥人既愚蠢又放荡。西塞罗把自己的名著《论义务》题献给了儿子马库斯,而他却是个酒徒。阿卡迪乌斯和奥诺里乌斯的父亲是著名的提奥多西,而他们自己却是脆弱不幸的人。再看看最近的例子。要论勇敢,没有一个勇士比得上法国的若塞林,而他的儿子却是因为嗜酒如命、挥霍无度而为人所知,他把父亲的封邑也丢了,最后死于饥饿。英王爱德华一世无论德行还是作战都非常出色,但他的儿子爱德华二世却胆小懦弱,劣迹累累。圣路易自己非常虔敬,弟弟安如的查理却为人凶残。

托马斯·摩尔爵士结婚多年后,一直只有女儿,他很想要个儿子。最后总算如愿,但小孩一出世就显得孱弱、呆笨。托马斯爵士对妻子说:“你为了要个男孩祷告了那么长时间,看来他永远都会是个孩子了。”图里自己是一个有争议的牧师,他的儿子却是个可怜的傻子,与父亲截然相反。他或许可以仰仗父辈的名望生活,但却不能为自己赢得任何成就,除了他的自以为是。有句法国谚语说得好:“不需仰仗父辈的子女是幸运的。”

路德的儿子桀骜不驯,难以管束,让他彻底地失望;沃尔勒的长子被剥夺了继承权,被赶到了新泽西,因为他“缺乏最起码的理解力”;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子理查德,他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整天无所事事,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把继承的政府中的重要职位也放在一边;贵格派信徒威廉·佩恩之子是个恶棍;慈善家约翰·霍华德之子是个名誉不佳的浪荡公子,理性过早地离开了他,他的生命也因此结束;爱迪生唯一带大成人的女儿却弱智;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特地给儿子写信,嘱咐他要行为端正,注意礼节,但最后他的儿子却成了个蛮横无理的人;瓦特·司各特爵士之子是名骑兵军官,他却羞于提到父亲的文学声誉,反而到处夸耀自己从没有读过他的一部作品。子女这种变异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汤姆·潘恩——《理性时代》的作者,他的父亲是柴特福德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格派教友;威廉·戈德温的父亲是罗伊斯特福特的一位独立派牧师;富兰克林之子是一位保皇党人,死的时候还在领着英国政府的养老金。

艺术领域也随处可见这种变异现象。可以确定的是,多数情形下,艺术家必须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才能继续往前走。克劳德·劳瑞恩是个厨师,丁托雷托是名染工,吉奥托出身农民,辛伽罗是吉普赛人。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奥皮埃和罗姆内是木匠,诺斯科特是制表匠,杰克逊是裁缝,埃蒂是印刷工,卢尔是石匠。雷诺兹曾经说过:“真正造就一个艺术家的,不是出身,而是机遇、专注和勤勉。”才华固然要靠天赋,但它却要通过不断的劳作才能发展。伦勃朗可算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了,他有一个儿子叫提图斯,他希望他也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并给了他细心的训练,但所有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提图斯唯一为人所知的,只是他父亲的名声。

音乐家勃兰魁尼在米兰期间有一个愿望,就是向不朽的莫扎特后人致敬。他在一间办公室里找到了他的儿子,向他鞠躬致敬,并对他出身如此辉煌的家世表示祝贺。小莫扎特态度不太友好,只是用一些单音节字来应付他。这位访客最后问了句:“先生,你真的是伟大的莫扎特的儿子吗?”

“是。”

“所以你就借你父亲的余荫,来到这片艺术家的国土?”

“啊!”

“我想,先生,你一定非常热爱钢琴或者小提琴吧?”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不喜欢音乐。”

“啊?你不是音乐家吗?”

“不,先生。我是银行家。我喜欢这种音乐。”小莫扎特伸手抓了一把钱币,又放开,钱币落到柜台上,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这,”他加了句:“就是我喜欢的音乐。”勃兰魁尼满心厌恶,离开了他。

那些伟大的家世在最后环节出了败笔,这种情形也很常见。著名的哈斯丁家族,是王族的后裔,血管里还流动着普兰塔格内的血,后代却沦落到与骗子为伍;亨廷顿女伯爵的后代也是这样。拜伦曾经说过:“一个傻瓜,经过十代人的繁衍,也不会留什么痕迹了。”古老的斯塔福德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是一个皮匠;德维勒斯家族第二十代传人是一个有损家族声誉的伯爵;普兰塔格内家族的最后一位传人在伦敦西区的教堂做执事。《纽盖特方志》里,也记录了一个祖先与征服者威廉一起进入英国的贵族家庭最后的结局。棱斯特最后一位国王德莫特·麦克马罗的后裔,最近也被人们找到,他现在的名字叫多尔,在利物浦做石匠。乌尔斯特伯爵的家族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达到鼎盛,而现在他们的后人是在利物浦做警察。爱尔兰一个著名的议会议员,不只以辩才著称,他的抒情诗也同样优美动人,而他的孙子却在利物浦证交所附近的一个酒吧做招待。达伽马的后代现在给人做管家。这里随手列举的这几个例子,足以证明祖上的光荣到后世也会退化,证明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命运。

兰多曾说:“国王可以随意地赏赐头衔、荣誉给那些领主,直到他们多如牛毛,让他厌烦为止;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让这些受他赏赐的人真正变得高尚、不朽。”格利高里大帝也说过:“皇帝可以管一只猴子叫狮子,却不能真正把它变成狮子。”只有美德才能够使荣耀的出身真正变得高贵,而且这种高贵是国王都无法赏赐的。詹姆士一世公开出售贵族头衔,与此同时他却哀叹:“唉,我可以让他们成为领主,却不能把他们变成绅士。”

高贵的心灵是神赐的礼物,它可以终身保有,不会失去。所以,一切伟大之中的最伟大者,是那些从底层上来的:他们出身卑微,却有高贵的心灵,而且是凭借自己的善良、美德和劳作才真正获得了尊贵的地位。真正值得我们爱戴、崇敬的伟大荣耀,与那种稍纵即逝的光荣全然没有关系——这种光荣虽然也能引人注意,对我们也许有益,自身却不能算真正的伟大。英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一个剪毛工的儿子,而英国诗界最优雅的一位绅士是一个屠夫之子。天才犹如狂风,所过之处都是一阵呼啸;天才经历种种磨难而突然爆发,它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常人需要耐心,以便为自己寻找机会,而天才不需要,它自己创造。

最高贵的心灵不是进化而来,而是创造出来的。我们看见过那些智力并不出色的家庭,有时突然有一位天才产生。在默默无闻的父母身上潜伏的天赋,最后凝结到一个人身上,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是遵循进化的法则,还是遵循创造的法则?这里,生长的法则、进化的法则,还有创造的法则都同样产生了作用。一个独立生命的诞生,依据的是已经存在的那些法则,当天才的灵感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创造法则的功劳了。

每个人心灵的成长都要受环境的影响,这诚然不假。名人都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只要他们有活力,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那么,每遭遇一次困难、阻碍,他们的力量就会增加一分,名声也越来越大。然而对于他们的儿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经历什么困难险阻,他们的生活被安排得十分安逸,他们乐于享受父辈的荣耀,最终又重新落入普通人的行列。

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暴发户”、冒险家?就举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为例吧,诗人有莎士比亚、琼森、弥尔顿、德莱顿、蒲柏、彭斯、华兹华斯;哲学家有牛顿、戴维、瓦特、法拉第;军事家有特米斯托克、恺撒、征服者威廉、毕沙罗、科特斯、波拿巴;政治家有柏克、谢里丹、坎宁、皮尔、林德赫斯特、考布丹、狄士累利;文学家、牧师有杰勒米·泰勒、班扬、蒂勒森、约翰逊博士、理查森、卡莱尔;工程师有阿克莱特、布林德里、毛德斯雷、布鲁诺斯、斯蒂芬森;而那些绘画、雕刻方面的大师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型。

美国也是一个“暴发户”的国家。那里,尽管有许多人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但那些最一流的人物很少出身什么豪门显贵。华盛顿不过是一个农场主、土地测量员,但在他那帮非凡的思想家、实干家同行中间,他几乎是唯一的绅士出身。富兰克林是一个印刷工,谢尔曼是制鞋工,诺克斯是装订商,格林是铁匠,约翰·亚当斯、马歇尔都是贫穷农家的孩子。这一干人中最敏锐、最热烈、最富天才的一个——汉密尔顿,开始是一个杂货店的店员;丹尼尔·韦伯斯特,也是一个农家的孩子,整天就是把牲畜赶到集市上卖,多亏克里斯托弗·格尔的慧眼,才把他从这一行当中救了出来;卡尔霍恩是制革工人之子,亨利·克莱的父亲属于浸信会最低一层的牧师,托马斯·考文是车夫,西拉斯·莱特是技工;亚伯拉罕·林肯是铁路扳道工,以后又在船上做事,终日航行在密西西比河上;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前是一名教师。对于这批杰出之士,德布鲁耶有一句很精当的评论:“他们没有先祖,也没有子孙,他们自己就构成了一个家族。”

对于这些“暴发户”,我们不必存什么疑心。世界上多数的工作都出于他们之手,最重要的思想,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最伟大的事迹,最杰出的绘画,最高贵的雕塑,全是在他们那里产生。他们属于人民,归于人民,并且直接从人民那里产生。可以说,他们就是人民。我们承认这个时代体现出来的“暴发户”精神的伟大,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劳动的尊严,承认知识的力量,承认耕耘才有收获。真正的荣誉就应该属于这些人,这些凭借自己的能力,毫不懈怠,充分发挥自己力量和才华的人,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赢得名声和财富的人们!

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天才人物多数都没有孩子;他们中有许多人终身未婚,有些虽然结婚,但几乎很少有后代留下来,都是很快就夭折的。克洛克先生在他主编的《约翰逊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我们那些最伟大的诗人,甚至几乎第二流的诗人,包括莎士比亚、琼森、奥特维、弥尔顿、德莱顿、罗夫、艾迪森、蒲柏、斯威伏特、盖伊、约翰逊、古尔德史密斯、考柏都没有留下后代。”还可以再补充两个人,拜伦勋爵和瓦特·司各特爵士,他们都没有男性传人。看来,伟大人物只能留下精神的产儿做他们的后代了,这似乎是他们注定要忍受的命运。伊萨克·牛顿没有后代,克里斯托弗·莱思儿子一脉也已经消失,而约书华·雷诺兹、约翰逊博士、奥利弗·哥尔斯密、布林德利、泰尔福德、法拉第的家系都已经中断。乔治·斯蒂芬森及其儿子罗伯特·斯蒂芬森现在都已经没有直系后裔。上面提到的许多伟人,有些根本就没有结婚,对于他们也只能讨论他们精神的产儿了。培根说过:“无疑,我们会看到,最崇高的业绩来自没有子嗣的人们,他们无法使自己身体的形象得到表达,就努力表达自己精神的形象。所以,这些没有子嗣的人们,实际是最关心子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