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石继蓉刚从外面巡诊回来，一位藏民急匆匆地跑来，说自己的老婆被毒蛇咬了。那汉子嘴里不停念叨，大意是没得救了！“她肚子里可有我的孩子呀！”石继蓉背着药箱跟他到村里，只见那孕妇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原来她上厕所时，突然被毒蛇咬了大腿，伤口处已红肿起来。石继蓉用止血带从伤口上结扎起来，迅速将周围的毒汁挤出，又毫不犹豫地用口去吸，直至毒汁去尽，再清洗伤口，消毒，上药。得救的孕妇感动得喃喃自语，用手摸着石继蓉的头发，然后双手合十祈祷。
很快，百姓们有什么病都来找石继蓉。就连藏民达旺家的一头母牛难产，他也找到工作组恳求石继蓉帮忙。给牛接生，石继蓉哪来的经验？但看着达旺充满信任的眼神，她无法拒绝，跟着他来到了牛棚，猜想着动物生理解剖与人体相似，大胆地为母牛助产接生。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终于顺利出生了，达旺全家高兴得唱起歌来。
这位当时18岁的医务工作者，就这样在西藏高原上整整工作了三十七年。
1952年8月，在北京一所大医院工作的郭滨生志愿参加卫生部首批组建的“中央昌都地区民族卫生工作大队”（简称“医疗队”）。这个医疗队人数多，装备也较齐全，成员主要由南京、上海、江苏、广西、江西、四川各地助产学校及医学院的部分应届毕业生组成，并抽调了北京、上海、四川一些医疗卫生干部，共约一百余人，其特点是“三多”：年轻人多，女同志多，助产士多；年纪多为17至23岁。
1953年夏，郭滨生三人医疗小组赴康藏公路工地。当时，由昌都到拉萨的公路正在修筑中，医疗组设在海拔比怒江边还高的荒山峡谷里。每天都有藏民前来看病，换药。工程推进，医疗组随着“联合办事处”跟着前移。
1954年在江达宗办医院，医疗小组巡诊下乡常行走在藏东横断山脉的雪线，涉过无数冰冷刺骨的江河。途中经常一两天不见人烟，饿了吃口糌粑，渴了喝口凉水。突遇六月雪花纷飞，便找一块稍平坦的地方搭起简易帐篷，里面只能勉强容纳两个地铺，其余人睡在露天。帐篷内外寒气逼人，清晨被头结成冰凌。
巡诊一次路程很长，郭滨生虽挥鞭紧赶，前面马队的身影仍越来越小，自己的老马越走越慢。郭滨生下马，打算牵着马走“直线”，而老马却自行朝山坡上的小路绕走。眼看前方大队人马已快到山口拐弯处了，郭滨生心急如焚，硬牵着马走洼地抄近道。哪知刚走进去，马腿就陷入泥潭，郭滨生方才意识到这是块沼泽地，懊悔忘记了“老马识途”！郭滨生情急中，大声喊叫李干事。李干事跑马过来，只见沼泽上已只剩下大口喘气的马头及马鞍。二人面对险情，束手无策。此时，耳际响起自远而近的清脆铃铛声，几位赶着骡马的藏民走来。郭滨生迎上前去请求他们救救她的马。藏民商量一会，其中两人轻轻走到马面前，引导着马左右翻滚多次后，马就从沼泽里出来了。藏民将马牵到二人面前，郭滨生眼泪汪汪连声说：“吐接奇（谢谢）！吐接奇！”郭滨生转身再看这匹老马，它也是眼泪汪汪。郭滨生禁不住抱住马头哭了起来。他们把东西放在另一匹马上，轮流牵着这匹浑身湿淋淋的马。郭滨生回头望了一眼暮色苍茫的荒原，在迷蒙的夜色中，心里涌上的感情无法言说。藏东山区的村庄如北斗星般散落在山冈和山坳，医疗队步行走遍了每家每户，接种牛痘，送医送药，处理伤口。除了高原常见病外，还有不少麻风病人。有时，郭滨生在藏民房前会碰到藏獒气势汹汹地狂吠着扑来，因背着药箱躲闪不及，两次被咬破了裤腿。有近三个月的时间，郭滨生每天下午去草原附近的村落及牧场巡诊，和一些藏族妇女熟悉起来，开始她们称她“普姆门巴”（小姑娘医生），后来给她取了藏族名字“多吉知玛”
（意为金刚女神）。
秋日高原，山坡上江达宗卫生院的门前已是落叶满地。午后，一个瘦小清秀、短发蓬乱、穿着褴褛的孩子，怯生生地站在诊室门口，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郭滨生问：“你是不是生病了？”原来她叫巴西，是女孩。经肺腹检查及看咽部均无异常发现。她说不清自己的病史，只说爸妈要干活，不能陪她来。郭滨生给她一些药，嘱咐她两天后再来复查，可是她没有来。等再次来时，她被检查出肝轻度肿大，化验血白细胞数偏低，淋巴细胞略高。给她服用四环素，叮嘱她常来测体温。可她又是几天不来，郭滨生惦记着她的病情，请翻译白登傍晚陪她去村里找巴西。
在一间光线阴暗、矮小破旧的土房内，巴西的母亲站在灶旁，铁锅里煮着元根之类的菜，墙角小凳上坐着个脏兮兮的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巴西的父亲默默地坐在灶前。郭滨生问：“巴西呢？”“上山放羊，去了两天了。家里的七八只羊主要由巴西放。”郭滨生大惊：“她前几天还发高烧，就是不烧，这么小的女孩怎么能在高山上过夜？”郭滨生回头看看这小小的房间，没床没铺盖，只在门后放有几块发黑的粗羊毛垫。白登悄悄对她说：“穷人家孩子都这样过，上山几天，只带一口袋糌粑。”郭滨生要白登再三叮嘱女孩的父母，巴西回来后一定到卫生院来！别再去放羊。
回来的路上，郭滨生突然意识到巴西可能得的是布氏杆菌病。那些天下午巴西来卫生院时都在发烧呀。巴西和羊有密切的接触史，而病羊是人类布氏杆菌病最危险的传染源。巴西化验血的结果和肝部出现轻度肿大都符合这种病的特点。
巴西再来时黑瘦多了，眼神带着迷茫，下午体温仍较高，说自己全身疼。她还只是个9岁的孩子，内地这么大的孩子有的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征得巴西父母同意后，郭滨生留下她在卫生院诊室住了几天。郭滨生让巴西穿上自己的睡衣裤，帮她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还拿出自己的床单、枕头、被褥等给巴西用；按时给她服药，吃半流食。经过良好护理及规律地服用四环素后，巴西的病情明显好转。
一周后，巴西带药回家时，面色略有红润。两年多后，郭滨生离开江达那天，巴西和她妈妈都来了，巴西已长成了一个俏丽的小姑娘。她抢过郭滨生手里提的东西，一直送到公路边的邮车上。邮车开走了，扬起一阵沙尘，巴西还站在沙尘中向郭滨生拼命地挥手告别。
一个漆黑的夜晚，有个藏族群众跑来求助，吴景春医生等三人摸着黑，和藏民一路小跑赶到他家。谁知，藏民还请来了喇嘛，正在给产后出血的产妇念经。其实当时产妇的病症是“产后胎盘滞留”，并不难处理，只要在消毒的情况下，戴上手套轻轻剥离胎盘，再进行止血，就有把握抢救病人的生命。吴景春告诉产妇的家人诊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哪知他们坚决不同意剥离手术，不管翻译怎么反复说明、争取，都没有用。听着喇嘛的念经声伴随着越来越微弱的产妇的呻吟声，吴景春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带着伤心、委屈回到医疗队驻地，忍不住放声大哭：“为什么见死不能救？为什么见死不能救？”这就是进藏后，白衣战士们常要直面的另一种痛苦。
吴景春明白，藏族群众千百年来形成了固有传统观念，他们没有接触过现代医学、现代科技，他们对现代医学的诊治将信将疑，只能相信喇嘛。在西藏，生孩子被认为是件污秽的事，一般孕妇只能在牛棚、猪圈或者帐篷里分娩，而且大多在冰凉的地面上，有条毯子就不错了。产妇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用羊毛绳捆扎。这次经历，让吴景春坚定了在藏族百姓中间宣传卫生科普知识的决心。“我们边治疗，边宣传，渐渐地，群众也开始了解我们，接受我们了。”
那年拉萨正流行天花，大街上到处躺着满身满脸脓泡的天花病人。贫民区最集中的地方，多数人家里连个简陋的帐篷都没有，只有一些用粗织的牛毛布支起的围子，围子和几个简陋的帐篷内外，都躺满了病人。除了天花患者，还有性病患者，最常见的病是梅毒、淋病。高生玉到日喀则开展医疗工作时，每天早上7点钟上班，医院门口就有一二百人排队等着打针。人手不够，她常常要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
医疗队开出的药方见效很快，于是藏族群众的观念发生改变，从开始认定“喇嘛说他该升天，就该升天，不能治”到“解放军医生治得好病，还不要钱”，再到后来，连喇嘛也说：“到解放军的医院去看病吧！阿姆吉拉（医生），谢谢你们！人的头发虽多，但是可以数尽；可我们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是怎么也数不尽的！”这是藏族商人华德夫妇紧握着吴景春的手，用藏族人民特有的朴实语句道出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