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娃娃的汉族妈妈
晚饭时开门一看，啊！那个孩子又坐在石阶上了！他抬起头来，直瞪瞪地望着我。那一对亮晶晶的渴望母爱的眼睛，就像小羊羔望着妈妈。我感动极了，张开双臂一把抱起孩子呼喊着：“收下你了！我的孩子！”小阿旺笑了，又哭了！我也流泪了。藏族战士顿珠边跑边欢呼着：“收下了！收下小阿旺了！”……
亚东一位抗英老人白杰有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活了八十三岁，也盼了八十三年，终于盼来了解放军，把我们从帝国主义魔爪下解放出来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像天空中的金太阳，溶化了喜马拉雅山上的万年冰雪，温暖了我们藏族人民的心。我这样大的年纪，什么样的军队都见到过，清朝的，英国的，印度的，还有我们西藏的，没有哪一支军队像你们这样好，爱百姓，守纪律，能打仗，会劳动，谁见了谁夸奖……”这位老人的话，反映了西藏人民的心声。藏族百姓把人民解放军，当作了自己最亲的亲人。
进藏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利用一切条件为广大藏族群众做好事，谋幸福。藏族百姓把金珠玛米所做的一切看在眼里，用他们最清澈明亮的眼睛仔细辨别：是谁把他们当牛做马，是谁给了他们真正做人的权利；是谁让他们在黑暗中没有尊严痛苦地活着，是谁把金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军报》，曾以图片新闻的形式报道过王季秀的事迹。那张黑白的老照片，王季秀珍藏至今：两位藏族同胞送来的锦旗上用汉文和藏文写着：“愈我疾病，如同再生”，几个年轻的“白衣战士”面带笑容和他们合影，站在藏族老大爷身边的，就是当时年仅20岁的十八军医院妇婴科医生王季秀。
1951年，王季秀从军医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十八军。1952年4月的一天，甘孜，驻军医院里来看病的藏民和往常一样络绎不绝。上午10点多钟，一名藏族孕妇被五六个强壮的藏族汉子抬进了医院急诊部。那天正好王季秀当班。
一个急得满头是汗的男人用藏语连说带比画地向王季秀求助。她发现病人是一名患有重症脓毒血症的孕妇，她的腿脚、手臂上有好多脓肿，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恶臭。王季秀检查时连口罩都没带，她尽量显得轻松平常。
那孕妇从昏迷中醒过来以后，一直低着头，盯着墙角。王季秀让翻译告诉她，只要配合治疗，病是会治好的。王季秀切开她身上的脓包，仅在臀部一下就排出了一千多毫升脓血。她又专心地清理伤口上蠕动的蛆虫，有的蛆虫竟顺势爬到她的手臂上，她毫不在意。孕妇的丈夫揉搓着粗粗的大手，看着这名年轻的“白衣菩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王季秀每天都在这位孕妇身上排摸一遍，摸到肿块，就小心地切开，排出脓血。一个多月后，孕妇的伤口痊愈，还顺利产下一个胖小子。
“孩子的爷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一面大锦旗，还非要让孩子给我当干儿子。”王季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像当年那样不好意思：“那时候，我还是个20岁的大姑娘呢，哪好意思呀。可藏族人民的一片心意，不好拒绝，所以只好红着脸认下了。”从此，20岁的汉族军医就有了一个藏族儿子。
那是1959年春，文工团的女兵赵邦玲被派到拉萨郊外白定乡工作组任党支部书记，参与当地的民主改革运动。一天早上，她和工作组的同事以及村干部正在开会，听说强巴曲吉家的墙倒了，5岁大的儿子普布被压在了墙下，她立刻赶了过去。
当时，小普布双目紧闭地躺在父亲怀里，前额有一部分被砸得陷了下去。乡亲们纷纷哭着恳求书记救救孩子。赵邦玲立即带着强巴曲吉父子直奔县医院。县医院条件有限，医生说，附近有个农场条件好些，骑马大约要四个小时。
赵邦玲二话没说骑上马，又领着强巴曲吉父子直奔农场。到了农场，已是傍晚，孩子脸色青灰，呼吸微弱。农场的医生说，伤势太重，只有送到拉萨解放军总医院才有一线希望，可是去医院没有车，骑马要一天多的时间，
只怕孩子坚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赵邦玲问，有没有近一点的路。医生指着窗外远处的雪山说，翻过这座雪山就能到拉萨，只要四个小时，但路很难走，晚上要翻过这座大雪山是不可能的，要去也得等第二天。
赵邦玲决定冒险一搏。她先一个人骑马上山去探路。山路崎岖险峻，一"侧是笔直的石崖，一侧是阴森的深渊。夜色更深，寒风愈加猛烈，月亮隐入乌云，整个山峦笼罩在黑暗中。她没有退路，必须想法救活普布这孩子。待登上山顶，放眼望去，一片连绵起伏、望不到尽头的山峦。她再掉转马头下到山坳，奔向另一座山岭，到了山梁一看，山峰壁立千仞，像一座屏障，哪里还有路？马累得在原地打转，赵邦玲把马拴好，四肢攀缘着下到乱石林立的山沟。天边已渐透亮，她这才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又回到了咋晚从医院门前出发的那个大坝子！
回到农场，摸到小普布还有微弱的心跳，赵邦玲忍着全身的伤痛，抱起孩子，带着他的父亲直奔公路，拦下一辆去拉萨的过路车赶往解放军总医院。一路上，赵邦玲紧握小普布的手，轻声地叫着他的名字。
孩子得救了。一个月后，小普布回到村子，一见赵邦玲，就跑过去紧紧抱住她，大声喊着：“阿妈书记啦！阿妈书记啦！”孩子的爸爸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心中的感激。工作组离开那天，小普布一直紧紧地搂着赵邦玲不肯松手。车慢慢启动，车窗外传来小普布撕心裂肺的哭喊：“阿妈书记啦！阿妈书记啦！”
多年后，赵邦玲离开西藏，转业到上海工作，可她还是常常梦见普布，梦见乡亲们。她常说，“总有一天还会回去！”2000年春天，赵邦玲回到阔别三十年的西藏，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普布。已是中年汉子的普布狂奔过来，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抱住，用额头频频地碰着她的额头。多少年的思念和牵挂，让眼泪奔涌而下。普布的妻子告诉赵邦玲，普布的父母早已过世，普布常说，他还有一个妈妈，就是阿妈书记啦！“他担心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分别的时候，全村的乡亲都来送行，赵邦玲和普布紧紧相拥，直到有人轻轻地拉开他们。车启动了，普布像5岁时那样，又一次哭着紧跟车往前跑，直到消失在赵邦玲的视线里。第二天一早，普布和表哥一起，提着好几个大热水瓶，走了十几里路赶到赵邦玲住的县招待所，热水瓶里装的是他和妻子一夜没睡打好的新鲜酥油茶、青稞酒和牛奶。再见“阿妈书记啦”，中年的普布竟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出声来。不擅言语的普布，一直由表哥代为诉说思念之情，他则在一旁，不停地给赵邦玲倒上牛奶、青稞酒和酥油茶，发现赵邦玲爱喝牛奶，他就抱着装牛奶的热水瓶守着，赵邦玲喝一点，他就马上续一点。
终于还是要分别。上车了，赵邦玲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普布也是泪流满面，紧握着她的手，还用身体使劲顶住打开的车门，生怕它关上。车门，终究还是关上，普布再一次跟着汽车拼命往前跑，一路跑一路喊：“阿妈书记啦！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如果今生不能，来世我也会来看你！”
回到上海，赵邦玲久久不能平静，给普布的表哥打了好几次电话，询问普布的情况。得知在她离开的当天，普布哭了一晚，后来几天就像丢了魂似的经常发呆，还说今生今世都会为她祝福！赵邦玲请表哥转告普布：“我也永远会为他祝福，我也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把他的孩子接到上海，培养成才，让我们的感情延续。”
2003年，赵邦玲把普布12岁的女儿拉姆卓嘎接到上海自己家，安排在上海共康中学读书，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孙女一样，关心小拉姆的学习，照顾她的生活。小拉姆像父亲一样深爱着“上海奶奶”。在一篇作文中，她写道：
“我奶奶曾是个解放军，她是个无名英雄，当年在西藏时，如果不是她用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去挽救我爸爸的生命，怎么会有现在的我呢？我们那儿的人，都叫我奶奶是‘阿妈书记啦！阿妈书记啦！’她是我心中最伟大的人！”现在，小拉姆是大连民族学院外语系2014年大学毕业生了。
一天，边防站召开军民座谈会，吉隆区区委书记巴桑提出要杨星火帮她办一件事。她说，吉甫村有个孤儿名叫阿旺次仁，未出世前他阿爸就死了，后来他阿妈又死了。阿妈临死前有个遗愿：“我死后让儿子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去内地学习，回西藏当干部！”
巴桑书记对杨星火说：“听说你在西藏工作过二十年，对西藏人民感情很深，我就把阿旺交给你吧！”杨星火的心情非常矛盾：“西藏人民哺育了我二十年，我为他们抚养一个孤儿，是义不容辞的。然而，我又有困难。当时已有一儿一女，自己从事写作，每年都要下部队，爱人老唐工作很忙，左肾因结核病切除了，只剩下一个肾，还有炎症。里里外外都由他一个人忙，
已经很累很不容易了！再带一个孩子回去，行吗？”杨星火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了巴桑，并答应先发个电报回去征求老唐的意见。巴桑十分理解地叹息说，“是呀，抚养一个孩子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啊！”
电报发出去一个礼拜了，没有老唐的回电。就在这天中午，杨星火打开门，发现门前石阶上坐着一个藏族孩子，赤着脚，浑身只围了一块破麻布片。她吃惊地问，这是谁呀？藏族战士顿珠说，这就是要你抚养的那个孤儿阿旺呀！杨星火赶紧掏出几颗奶糖给孩子说：“你先回去吧，等成都来了电报我再去接你！”孩子吃着糖，摇摇晃晃地走了。晚上，杨星火怎么也无法入睡，闭上眼睛，就看见阿旺摇摇晃晃的身影。摇着晃着，那孩子的身影似乎又变成了她那死去的小女儿的身影……
杨星火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这样记述第二天的情景：
天啊！过去我为了西藏，没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小女儿，她死在车轮下了。如今，这个没人抚养的藏族孤儿，我能看着他这样孤苦伶订地过日子吗？想到这里，我的心颤抖了！这天下午，我闭门写了三个钟头。
晚饭时开门一看，啊！那个孩子又坐在石阶上了！他抬起头来，直瞪瞪地望着我。那一对亮晶晶的渴望母爱的眼睛，就像小羊羔望着妈妈。我感动极了，张开双臂一把抱起孩子呼喊着：“收下你了！我的孩子！”小阿旺笑了，又哭了！我也流泪了。藏族战士顿珠边跑边欢呼着：“收下了！收下小阿旺了！”边防站副站长高声喊着：“炊事班长，快烧锅热水洗洗娃娃呀！看他一身那么脏，晚上怎么上床睡觉啊？”
吃过晚饭，我关上门窗，用连队的大木盆给阿旺洗澡。我给他抹上香皂，用毛巾给他洗呀，洗呀！忽然，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抬头一看，玻璃窗外挤满了藏族乡亲。一位老阿妈流着泪说：“孩子的妈妈是个瞎子，生出来就没给他洗过澡啊！……”
几天之后，杨星火带着阿旺回到拉萨，住在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同志们纷纷传说：“杨星火这次采访带回来一个藏族儿子！”
杨星火的文章接着写道：
给阿旺办户口时我费了点心思。阿旺次仁的名字改为唐雪兵，希望他长大回雪山当哨兵，藏族改成了汉族，出生地改成了四川叙永县（老唐的故乡），在别名一栏里，我填了“阿旺”二字，作为一个伏笔。等他将来长大了，送回西藏，再恢复他的本来面目……
我把藏族儿子带回成都。在成都军区大院温暖的阳光和春风中，把雪兵从3岁抚养到16岁，从一个不识字的孩子，培养成高中毕业生。然后，送他回拉萨考上了西藏大学，恢复了他的藏族名字阿旺次仁。大学毕业后，阿旺在最艰苦的那曲地区当了五年中学教师。后来西藏进出口商业检验局招聘人才，阿旺考上了，调回拉萨工作。1997年春，他又被派到西藏边防前线的樟木口岸商检局任办公室主任，在商检战线为祖国把守边关。
杨星火对藏族儿子全部的爱，对西藏人民全部的情，都汇聚成文章最后部分的两句话：
孩子长大了，有了工作了，当了干部了，我这个彳故母亲的也感到欣慰。我想，阿旺次仁的亲生阿妈，也会含笑九泉吧！
军人情怀父母心
李俊琛听说不许下车，急得直冲到车门前，司机不敢开门，她控制不住大声地喊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从拉萨过来的，三年没见儿子了！”李俊琛大哭起来，激动地用拳头打车门，边打边哭：“我孩子生下28天就离开了。我还要去北京学习，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我要看我的儿子！”……
1951年7月，抢修甘孜机场时董宏侠因临近分娩而住进了军医院。那时，部队尚未来得及建立正规医院，因陋就简，把山坡上较为集中的数间藏民的房子作为临时医院的房舍；把被牛粪熏得黑黑的房子打扫干净，支起门板做病床，就算是病房了。公路才修通部分路段，物资运输困难，医疗器械及药品多数情况下只能应急。
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护士将一个男婴抱到董宏侠身边。她充满爱意地看着孩子被“解放”的小手小脚手舞足蹈。伴着啼哭，孩子微睁的小眼上方的八字眉，高鼻梁，薄嘴唇，简直和他爸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董宏侠忧虑地注视着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小的孩子：“他能适应高原吗？我养得活他吗？”她把孩子小心地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亲着他那红红的有皱褶的小脸。
每一个在高原孕育过新生命的女兵，都格外能体会到做母亲的不容易。从怀孕起，就必须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董宏侠写道：
一次次的转移行军，背上的背包、米袋少说也有三四十斤，没怀孕对我来说不算回事，可怀孕后随着小生命长大，腿就像灌了铅似的，走起路来不那么利索了。遇到泥泞下雨天，地上的黏土专门和我作对，紧紧地黏在我的鞋上不让我走，有时还和我恶作剧，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把我拉倒，我忍受着疼痛，咬着牙手撑着地吃力地爬起来，一跛一拐疾步走入部队行进的行列。小东西没有被摔伤，和我一样顽强，还不时调皮地在肚子里折腾。
儿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董宏侠感到如释重负。哪知道仅仅三天的时间，一个原本先天不足的小生命没能再承受寒冷、缺氧的打击，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孩子的爸爸外出执行任务，还没来得及和孩子见上一面！一个星期后，毫不知情的爸爸冲进病房……夫妻俩怔怔地坐着，相对无言。时间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丈夫沉重而痛苦的声音响起：“宏侠，不要难过，想开点，还有好多事等我们去做呢……”
李碧苍和妻子黄素民一起进藏，李碧苍任五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黄素民一直在拉萨的军区后勤部任打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