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西周甲骨文仍在不断出现。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于1991年发现一件刻辞卜骨残片，上存十一字。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燕都遗址于1996年出土甲骨数十片，其中有字的三片。
这样，到目前为止，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地总计九处（其中陕西四处，山西一处，河北一处，北京三处），发现数共计三百十二片，字数一千零三十三字。
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比起早年殷墟甲骨文的露面要幸运。一方面，它是在众目搜寻、关注、揣度之下渐始发现的。首先，我们已经有了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认识与研究成果和经验，结合史籍记载周人“因于殷礼”并龟卜等情况，西周甲骨的出现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从目前西周甲骨文的出土地点看，既有西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有边远诸侯国遗址，尽管数量上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当时甲骨占卜非常普遍，故而也可以推测将来还会有西周甲骨文出土。另一方面，西周甲骨文几乎都是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下出土的，层位清晰，还伴随出土了其他同时代器物，每次出土都有详尽、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专家学者也随之作了研究考证，留下一批专著文献传世，一下子进入了对西周甲骨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比如，在对西周甲骨文的释读（它们比大部分殷墟甲骨文要细小）、殷人与周人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甲骨占卜
甲骨文是中国古代商王朝晚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和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l世纪一前771年）使用的占卜文字，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系统文字。
“甲骨文”这一名称是约定俗成的，仅是按这种文字的书写材质来称呼。其实，要全面、科学地给它定名确有难处。在甲骨文被发现、认识与研究初期，因为这种文字不见于典籍记载而产生了多种名称，如有按书写方式命名的，叫做“契文”、“殷契”、“书契”；也有按出土地点称呼的，叫“殷墟文字”；或按其用途命名，即“卜辞”、“贞卜文字”等，后来，才渐渐统一到“甲骨文”这个名称上来，意即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以它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叫做“甲骨学”（现已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最初接触甲骨文的学者，大多为它的缜密、流丽、工整所吸引，力图解读其中的奥秘，揭开这段上古历史的神秘面纱。要解读甲骨文，当然要从文字表面入手，由浅人深。从表面看去，甲骨文的表现形式是古人迷信活动——占卜的记录，它有一定的格式，颠来倒去，问这问那，虽然几乎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都要提到这最早的书面记载，有的将其视作中国散文的雏形，但表面读来却是有些单调枯燥的。
甲骨文的深刻意义在于透过表面的占卜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比如，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甲骨文的由来，乃是古人占卜的记录，这样，就要通过其他资料，去了解古人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种种情形，从而去读通甲骨文字的表面意思。
一、“神龟显灵”
龟，与龙、凤、麟曾并列为“四灵”，龟为神灵，史不绝书。如果从其自然属性方面去考察，无论长相、行为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龟远不及龙、凤之昭明著切，麒麟之气宇轩昂，它只能匍匐在地，缓缓而行。但这类“手脚”不大灵便的爬行动物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出奇的长寿。据现代动物学研究，乌龟的细胞可以繁殖到一百代左右，寿命极限可达三百至四百年。另外，像其他爬行纲动物一样，龟作为冷血动物（变温动物），到冬季得钻人洞穴冬眠数月，休养生息。《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的长生、忍耐等生理特性可能是古人崇拜它并产生龟灵观念的原由。
古人是怎样崇拜神龟并利用其灵性沟通天人关系呢？
首先，龟在远古是一种动物图腾。“图腾”两字，系从北美印第安鄂吉布瓦人（Ojlbwas）的方言转译而来，英文一般拼作“Totem”，原意是“他（们）的亲族”，由英国商人约翰·朗格在1 7 9 1年出版的一本北美游记中首先给予记录，清末的严复又首先把它译介过来。一百多年来，许多人类学家、美术史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都起劲地研究过图腾宗拜，产生了如泰勒（著有《原始文化》）、弗雷泽（著有《金枝》）、摩尔根（著有《古代社会》），弗洛伊德（著有《图腾与禁忌》）等名家。现在一般都认为图腾有几个基本特征，比如，图腾的原意既是指人的亲族，那么，该图腾（不管是动物或植物）与崇拜它的部落成员间就有血缘关系，于是，人们就认其为自己的祖宗；图腾作为本氏族、部落的徽号，标志，在人们使用的器物，服饰等上面往往予以标明，《周礼》提到“九旗”图案，有交龙、龟蛇等，郑玄注解说“谓徽帜也，十分正确。商代青铜器上也有许多徽证，包括虎，象、羊、牛头、龟、蛙等，这些符号也是图腾记号；人们对本部族所祭拜的图腾有一套严格的祭祀仪式与禁忌。《古代社会》介绍北美易洛魁人的每个氏族中，一般都有近十个图腾，如塞讷卡氏族中就有狼、河狸，龟等八种图腾动物。总之，龟作为图腾，中外皆有。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看来，动物图腾种类极多，有些属于“就地取材”性质，许多动物带有地域特征，如上面提到的河狸就是北美特产珍兽之一。上古先民如此一网打尽，反倒显示不出龟的神灵特性了。
然而，可能就在古人将龟作为图腾未久，又将它作为占卜使用的动物，这个角色就不是随便哪一种动物可以承担的了。关于龟卜的起源，《格致镜原》引《物原》的话，说是“伏羲始造”，这自然是传说，但从考古实物看，龟卜确实很古老。河南舞阳贾湖一处距今约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龟壳随葬，龟壳一般放在死者头顶或胫骨部位，有三至八个不等，壳上穿孔，当可系饰物；有的壳上契刻似“目”、“日”字形的符号，更令人注意的是，龟壳内盛放着一些小石子，其数量、大小、颜色、形状都不相同。而在安徽含山一座距今约四千六百年的墓葬中则发现有穿孔的玉龟，内夹八角星纹玉片。
具体地说，玉龟放在死者胸口部位，分作背甲、腹甲两片，中间夹着一块长方形玉片，上面刻着表示八个方位的箭头图案，显然带有信仰方面的含义。据推测，这玉龟与装小石子的龟壳一样，用于一种冷占卜法，即不用炙灼的占卜，但具体怎么占卜，何以为凶吉，目前尚有许多疑问有待更多资料发现后才能解答。玉龟的冷占卜推测可能是这样：先由巫师（或祭司）口念占卜内容，然后在玉龟空腹内放入特定的占卜物品（比如八角星纹玉片），固定玉龟后再加以摇晃，最后倒出玉龟中的占卜物，根据其形式来定凶吉。
龟甲的灼卜比冷卜法出现得晚。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几种卜法出现的顺序是：龟甲冷卜、兽骨灼卜、龟甲灼卜、甲骨灼卜。甲骨灼卜相合流，成为古代中原文化的特征之一。在距今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甲骨灼卜已并行使用。比如，山东泅水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层中曾出土带灼痕的龟腹甲（但无钻凿），属于早期的灼卜龟甲。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也发现同样的龟甲七件，时间距今三千多年，相当于商代前期。在中原地区，也渐渐地由灼卜兽骨为主。偶用冷卜龟甲发展到井用灼卜甲骨的时期。
现在一般认为灼卜法起源于中国，然后才流传到周边地区以及北美。
从龟灵观念来说，在古人眼里，神龟长生不老，最有资格来转达上天对人们行为的指导和凶吉预测。冷卜法尚未揭秘，而兽骨灼卜似乎使先民了解到用龟甲来灼卜效果更佳。当用火炙烤龟甲时，炸然有声，据古书上说，这噼啪之声叫做“龟语”，即龟开始传达神的旨意了。但是，具体是什么旨意，靠瞬间即逝的“龟语”未免难以判断，于是，人们注意到与炸然之声同时出现的龟甲裂纹。这曲曲折折的纹路变化无穷，似乎有许多奥秘在里头，于是被作为一种兆象。在卜兆旁边刻写占卜的内容，便是卜辞了。
商周时代，人们对占卜非常认真、严肃，整个过程有一套规定。尽管《周礼》等古书的记载难免有附会、想象之处，但依据考古实物，大致对这过程还是了解的。龟卜的情形大致如下：
首先，自然是选取材料。当时是以水龟为主，而且还要求四方进贡，时间是在秋天。《周礼·春官·龟人》：“凡取龟用秋时”，郑玄注释说：“秋取龟，乃万物成也”。宋儒朱申《周官句解》说“龟至秋而坚成，可以取之”。秋龟好似“桂花甲鱼”，经过食物丰富的夏季捕食，正甲坚肉实，准备冬眠了，这时捉来使用，龟甲可能比较易于凿孔，契刻。当然，占卜随时都要进行，龟甲作为原材料不一定全部都靠秋天取龟甲备用，可能也有随时取用的情况。至于龟的品种，多数还是旧有的鉴定意见，系我国老一辈动物学家如卞美年、秉志、伍献文等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分布于福建、两广等地的中国胶龟，也有广布于全国的地龟、田龟，而特大型的可能来自马来半岛。据外国专家鉴定，大龟与产自缅甸、印度尼西亚的品种相同，这就涉及商代晚期的对外联系、交通问题，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探讨。又据甲骨文本身记载，四方进贡的龟还真不少，推测下来，有人认为龟甲大小、来源也是按占卜者身份定的，远道进贡而来、尺寸大的供商王使用，本地所产、尺寸小些的则供一般贵族使用。
第二道工序是杀龟。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事，但在清末甲骨文大发现以前的朝代里，却有人不顾典籍中有关杀龟的记载，硬是提出了“生龟”说。比如，唐代李华《卜论》说：“龟，天下神物也。龟、龙、麟、凤谓之四灵。满尺二寸者，能知天道，故王者得之以为大宝。圣人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庸忍杀至灵之物乎？”褚少孙说，宋元王对得到的大龟“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起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伤”，实在是无稽之谈。不杀龟，怎么能占卜呢？
在杀龟前后，有时要举行一种祭祀仪式，叫做“衅龟”，是用牲血涂在龟甲上，祭祀的对象是“先卜”。但这事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人认为“衅龟”在杀龟之前，牲血是涂在活龟身上。而“先卜”指谁，也不甚了了。郑玄认为是“始用卜筮者”，即指首先发明和使用卜筮的人。郑玄是东汉人，他尚未搞清“先卜”是谁，至于后来的《格致镜原》引《物原》说“伏羲始造龟卜”，就像把许多发明都推到黄帝、炎帝身上一样，说了等于没说。
龟宰杀后，得将龟甲加以整治。腹甲形状本来比较规整、完好，只要去掉表面胶质，再锉平高厚不平之处即可。背甲较复杂，有两种加工方式，一是从中脊平分对剖，另一种是对剖之后又锯去近中脊的凹凸不平之处，首尾两端，使它成为鞋底形的改制背甲。经过加工的这些龟甲就可以储藏起来备用了。在殷墟曾发现过一处储存龟甲的场所，有腹背完整的未用甲片数百片。
龟卜开始，先要在龟甲背面用工具钻凿一下。钻是钻一圆洼，凿是凿一椭圆形槽子（西周卜甲多数是方凿）。这样，容易使龟甲正面呈现“卜”字形裂纹。钻凿数目或多或少，并不像《庄子》所说“七十二钻而无遗策”。目前发现最多的钻数是一版204个。
下一步“灼龟”是关系到结果如何的重要一幕，这在卜辞中称“示龟”，古书上叫“作龟”。灼龟时得有较高地位的官员到场，事实上，王室占卜时商王常常亲临命龟、占龟。
灼龟要用灼木，即一根一端削制成圆柱形的小木条，这圆的一端须放在炭火上烧炽，待烧旺后（称“契柱”），将此端放在龟甲被钻凿的凹槽里烫灼。此时龟甲受热，有燃爆之声发出（所谓“龟语”）。随之，龟甲正面出现裂痕，而众人正翘首以待，急于知道兆纹的吉凶。
根据兆象来断吉凶的程序叫“占龟”，由商王或卜官担任。但兆象何为凶何为吉却非常玄奥。《周礼·春官·占人》说：“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可见，兆象有“体”、“色”、“墨”、“坼”四种特征。
郑玄说：“体，兆象也。”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说：兆体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邪向背者，为火兆；邪向下者，为金兆；横者为土兆。”实际上，这也并不是什么具体明了的辨兆原则，临阵还得靠卜官的“悟陆”去发挥。《左传》记载，某次，赵鞅卜得“遇水适火”后，三位卜官对同一种兆象做出了不同的判断，想必多是附会之言。商代的情形大致也应该相似。
色，与“体”相对，也有五种。郑玄说：“五色者，《洪范》所谓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孙诒让解释道：“雨者，兆之体，气如雨然也；霁者，如雨止之云气在上者也；驿者，色泽而光明也；蒙者，气不泽郁冥冥也；克者，如复气之色相犯也。”但看了这番解释，令人如入云里雾里，不得要领。
相形之下，“墨”似乎还比较实在，就是指“卜。字形兆痕中的纵向裂纹，现在也称为“兆干”。“墨”粗大者为吉，细小者为凶。至于为什么叫“墨”，又有三说。一是认为古人占卜时先在龟甲上用墨画上自认为是吉利的兆象，希望灼龟后出现的裂纹与所画兆象相合。二是认为兆干较粗大，很像以墨画画，故名“墨”。第三种意见认为灼龟时那带火的小圆棍与龟甲相遇，必有墨色和炭灰粘附在兆纹上，所以要称“墨”。孰是孰非，就难以解说了。
“坼”是兆象中的横向裂纹，一般比“墨”要细小些。郑玄认为“坼者微明”，明者为吉，微者为凶。
当然，这是《周礼》所述的“占龟”隋形，商代是否也要辨别兆象之体、色、墨、坼，目前只能作推测。卜辞中的“王占曰”是商王审视了兆象之后作出的凶吉判断，而具体如何来断凶判吉，卜辞本身并未说明，我们只能依《周礼》的记述去推测殷商时期的辨兆方法。现在看到的卜辞，大多刻在相关卜兆附近，从理论上说，将卜兆与卜辞内容结合起来对比研究，应该可以明了卜兆何为凶吉了，实际上却很难。因为，这既要根据卜辞内容（况且有些卜辞并不完整），又要卜兆清晰，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带有普遍意义恐怕较难把握。
商周是龟卜的鼎盛时期，商王几乎到了每事必卜的地步，所以甲骨文涉及当时方方面面的众多领域，用甲骨文资料来研究商周历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不过，另要说明，甲骨文的形式不限于卜辞，还有一小部分属于记事刻辞等其他形式，同样也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原先属于高层特权的龟卜被卿大夫及以下的家臣看中，都来一试灵验与否，龟卜得到普及。如此一来，龟卜的严肃性也发生了问题，有人对之持“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如执掌晋国朝政的赵简子每战必卜，可他仅将结果当做参考，当他想出兵的时候，即使卜兆为凶也照样出发。又如鲁国国君竟连续四次占卜同一件事，这是不合礼制的。当时的规定是“卜筮不过三”（商代常制是“三卜”，即同时用三块甲骨卜问同一件事），一般都只用一种方法卜一次，若是四卜被视为亵渎神灵的举动。这与当时人们对自身地位及作用的认识有所提高有关，对龟卜已不是盲日笃信，有人甚至已将其作为可资利用的工具。到了封建社会，尽管某些王室贵族对龟卜仍有兴趣，偶尔一试，直到唐代以后龟卜才不见使用，但正正经经以神龟决定大事的做法，应当说在战国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