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发明、使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许多历史真相靠了文字记载才得以流传。文字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有的文字已不再流传使用，有的文字古今迥异，都需要去发现、辨识研究，从而才能了解历史。同时，“发现。的过程也足以说明人们的认识思维过程，孰是孰非，今天看去颇有意味。甲骨文的发现正是如此。
一、殷墟甲骨文的辨识与发掘
殷商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文字，但它被发现、认识却迟至清末。是什么原因使其埋在地下数千年之久而不被发现？这个问题在甲骨文资料发表不久就有人提出来了，并且由此怀疑到甲骨文的真实性。发难者竟是国学大师、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炳麟）。
章老先生的依据有二，言之凿凿。一是甲骨文不见于史书记载。他在名作《国故论衡》中说：“按《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铬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粱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传焉。二是甲骨不易保存。他说：“夫骸骨人士，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另外，因甲骨文研究开创者之一罗振玉以前清遗老自居，从而引起“考证学出身”、奉《说文解字》为金科玉律的反清斗士章太炎的鄙夷。章称罗为“非贞信之人”，认为甲骨文是“欺世豫贾之徒”的伪作。老先生去世前一年（1935年），虽然对甲骨文的否定已不那么激烈，但仍认为其“真伪尚不可知”，坚持“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的观点。
章太炎对地下出上文物的态度显然过于保守。在传世古籍和出土实物之间，他宁可相信祖宗典籍。事实上，那浩若烟海的史籍几经传刻、注疏，有些已失去原来的面貌；即便是原来的面貌，其所记内容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须分析研究，否则，将离历史真实愈来愈远，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涉及怎样正确运用史料亦即治史方法问题。与章太炎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新方法——“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发现的文物）与“纸上之材料”（古籍）相结合来证明历史。时值地下文物不断被发现的清代晚期，中国考古学正由金石学渐渐蜕化形成，“二重证据法”的意义非同一般。以甲骨文来说，它是殷人祭祀时的占卜记录，使用后被有意埋藏起来，随着王都变为废墟，连周人也不知晓此物，也就不见于文献记载。《周礼》是成书于春秋（补充写定于战国）的一部官制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其中只有“衅龟”而未记刻辞不足为怪。至于《史记·龟策列传》实为褚少孙所补，并非司马迁原作，所述龟卜情形亦非商代实际，不足为据。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认定先贤著述不错，虽不开明也还可理解；但是，他要以人废言，因为罗振玉的忠于清室而否定其甲骨文研究，将非学术因素和感情带人治学中去，显然是欠公允的。事实证明，甲骨文远远早于各类古籍，并可补正史籍的记载，比如，王国维就依据甲骨文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先公先王的位次。因此，甲骨文的发现与认识，推动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使旧学如经学、小学（文字学）、金石学、考据学、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始结合出土文物来进行，传统学术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
那么，不见于史籍记载的甲骨文是否真的从未被发现过？抑或被发现后不被认识或重视故而不被记录？严格地说，“发现”与“认识”是两个意思。将甲骨文辨认出来，作为殷商文字加以研究自然是清末的事。然而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是否发现或有可能发现甲骨文？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数量上看，自清末以来，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有十万多片。但殷墟作为都城近三百年，几乎每天、每事都要占卜，完事之后王室将用过的甲骨保存起来，其总数是非常惊人的。除去自然损坏，尚未发现等因素，历史上应该出土过甲骨文。
再从殷墟变迁看，今天的安阳一带，商代称做“北蒙”，作为都城后改称“殷”，周武王灭商后此都城被摧毁，西周初属于卫国，战国末又为魏地，秦克后更名安阳。而在今天小屯一带，自殷都被毁弃后似乎无大事可载人史册。当年的王都已辟作农田。这座殷墟在隋唐时已成为墓地，直到明朝万历四年（1575）的墓砖地券上才有“小屯”村的名字，可见自隋唐至明末的千余年间，这里是荒坟累累的鬼的世界。殷墟埋藏的器物在历史上曾有发现，如北宋时有铜器出土。至于明末。清初以来，小屯村成为聚居的村落，农民在耕地、建房、打井，开渠等生产、生活劳作中往往会挖出殷墟古物，更是在情理之中。
事实也确是如此。罗振玉之弟罗振常在小屯作实地调查后写的《洹洛访古（游）记》中说：“此地埋藏龟甲，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罗振常此条记载写于宣统三年（1911），由此上推三十余年，即在1880年左右，已有农民发现了甲骨。当然，这是指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大致年代，至于明、清时代的农民何时最早发现了甲骨则已无从得知了。当地农民还偶尔把挖得的动物化石卖给来此收购药材的商贩，因为这些化石在中药里称做“龙骨”，这样，也不排斥有的农民还早已将一些甲骨当做龙骨出售的可能，只是具体年份难以推敲。
对甲骨文的认识（即判明、辨认出是古人文字）是在清光绪己亥（1899），鉴定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以前传说王懿荣因病服中药，见“龙骨”上有字才予以辨识、收购（或说由刘鹗先发觉“龙骨”上有字，拿给王懿荣看后才认出是古物）。事实上，王懿荣是从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手中购得的甲骨并率先肯定了其价值。潍县（今潍坊）是当时有名的古董商人“出产地”，有不少是吃这碗饭的世家。他们往来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农村，以低价收进出土古物，再通过层层关系，高价售予京、津等大城市的文物商店和收藏家。潍县古董商范维卿、赵执斋就是专做这路生意的人，原本也是一介商人，但因贩卖了甲骨文倒落得青史留名的结局。还在戊戍变法那一年（1898）冬天，范某就带着些古器物经人引荐来天津收藏家王襄府上求售，言谈中说及还有带字的甲骨，当时王襄同乡孟定生闻言即怀疑是古简，便要范氏去收购。待来年秋天，范维卿果真携甲骨求售时，称有不少已被北京王懿荣率先购得，并已辨明系古代文字。王、孟二人见状即予收购，最初约得五六百片，后王襄在京、津两地又得四千余片。所以说，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几乎同时收藏甲骨文的人，但就明确地对实物作出辨识者，最先一位理应是王懿荣，时间是1899年。现在，这个年份已作为甲骨文正式被发现认识的时间确定下来，在1999年举行了各种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活动。
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视。但是，如果听凭农民当做龙骨而挖掘，或商贾指使私自发掘，即使有罗振玉那样有识之土竭力奔走收藏、保护又有何用？甲骨文作为国宝古物，既已出土，应由政府有关机构组织保护、发掘、研究才好。
环顾当时中国学坛，考古学这门科学正渐渐受西方现代技术方法的影响，由金石学过渡演变而生成。其中的契机就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1927年对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的科学发掘。出面主持其事的是1916年刚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参与者先后有加拿大人步达生、瑞典人安特生，法国人德日进等，他们都是地矿、古生物、考古发掘方面的专家，正是他们，将西方先进的考古科学方法带人中国的考古工作中来。地质调查所的初衷是寻找矿藏，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古生物和史前遗址，因而工作范围有所扩大，田野考古也就列入其中。
到1928年5月，国民政府属下的全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几个研究所，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可谓任重道远。该所代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上任甫毕，即委派其下属、中山大学副教授、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员（后改聘为编辑员）身份前往安阳进行调查。董作宾到达安阳是1928年8月12日，而研究所正式挂牌是在10月份，可见当时形势之逼人。
傅斯年派董作宾赴安阳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是否已到了像罗振玉所说的“宝藏一空”的地步，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董作宾在作了实地调查后，非但认为殷墟遗址值得发掘，并且认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傅斯年看了董的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由此拉开了殷墟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重大实践的灿烂乐章。
殷墟发掘自1928年10月起至1937年6月因抗日战争而被迫中断止，共进行十五次（其中有三次是在小屯以外的西北冈、大司空村等地发掘，未见有字甲骨），共出土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另有大量其他器物，成绩卓著。其中，有几次由留美归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业的李济博士主持，另几次分别由郭宝钧（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参加第一次发掘，及参加第四、五、八、十三次发掘，主持第八、十三次发掘）、石璋如、董作宾主持。这些人才原本多不是考古专业的科班出身，当时中国的考古学也正起步，但凭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个人的史学修养、国学根底，加上勤奋、探索的态度与精神，终于通过殷墟考古发掘这一重要实践，取得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他们本人也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师、先驱、专家学者。
1950年4月，中断十三年的殷墟发掘得以恢复，此后直至1991年10月，对殷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后，总计所得有字甲骨总数为六千二百四十三片。其中，以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得到甲骨上万片为最多（其中有字者四千五百八十九片）。因此，专家推测，在殷中期以后，卜事机关大约由村北移至村南。《小屯南地甲骨》已于1980年出版。这批甲骨文为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小屯南地甲骨的大发现最早是一位叫张元五的农民提供的线索。1972年12月下旬，张在小屯村南的公路边取土时偶然发现了甲骨，遂向安阳文物工作队报告。工作队接报后因严冬不便发掘，即釆取措施保护该地点。次年3月下旬起开始着手发掘，果然有如上收获。现在的问题是：以后还有无可能再有这样的发现？应该说，在殷墟范围之内，已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正配合建设而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发掘，从甲骨文产生的历史条件看，现在的发现数量少而又少，因此有可能再会发现大批的甲骨。在殷墟之外若要发现殷商甲骨自然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商王朝与周边地区有所往来，其甲骨卜法当然有可能流传出去，只是从现在的考古发掘看，实物还很少。比如，在郑州二里冈遗址、山东桓台田庄史家遗址发现过有字或有刻划符号的甲骨，但其中有的甲骨出土的地层尚不明确，数量又极少，有待进一步研究。一般而言，商、周的甲骨出土数均以都城遗址或王朝中心地区为多。
二、西周甲骨文的发现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甲骨之后，在较长时期内，人们于此津津乐道，想把这一发现探索到底，做到极致，以至“殷墟卜辞”几乎成了“甲骨文”的同义词。随着甲骨文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学者开始推测西周王朝也应该有甲骨文存在。
1940年，何天行在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上发表《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之十·绵》的线索，推测殷民族与周民族早有往来，同样迷信占卜的周人早已学会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以及契刻文字并保留存世的习惯。又根据《水经注》记载高陆县（属西安府）发现背部有八卦古字的龟，结合《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的句子，推测在西安府曾有甲骨文发现，而这种甲骨文多半是属于周民族的。
这个推测，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得到印证，人们的认识也随之步步深化。
先是在1951年，陕西邻县出土了一件有钻、灼及兆痕的兽胛骨，显然是一块卜骨。紧接着，于1952年，在河南洛阳东郊遗址出土了一块有方凿的龟版。尽管那县、洛阳在西周初都属于周王朝范围，出上的卜骨、卜甲应算西周甲骨，但当时受旧有的只有安阳殷墟才出甲骨的思路束缚，仍将其视做殷墟甲骨的同一类型。
直到1954年，在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周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有字的卜骨，才使人们终于认识到殷墟之外真如十余年前的推测那样也有甲骨文存在。这块卜骨的整修方式以及字体、辞例都与殷墟甲骨不同，因而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应该属于春秋或较晚的东西，而当时的年轻学者李学勤根据卜辞及共同出土的铜器、陶器等古物，明确提出应为西周初期的甲骨文（卜骨刻辞）。这个正确的观点，推动大家去开拓思路，探索西周甲骨文的秘密。
李学勤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有力的证明。1956年，在西周王朝的中心——长安丰镐张家坡西周遗址中又发现了有字卜骨，文字是一组数字和用来表示兆位的符号（这些符号后来引起了热烈讨论），至此，西周甲骨文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七十年代以后，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地区以及西周王朝的周边诸侯地区都陆续发现了西周甲骨文。比如：
燕国甲骨文，刻在几片残碎的卜甲上，有“贞”、“不止”、“其祀”、“其尚上下韦驭”等字。这批甲骨比较碎小，有数十片之多，待拼合整理后或许还能发现其他刻辞。1975年发现于北京昌平县西周燕国贵族墓地。
周原甲骨文，这是在周人的发祥地——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遗址中发现的，意义重大，数量众多，是西周甲骨文最重要的发现。周原遗址横跨岐山、扶风两县北部，面积约15平方公里，遗址内文化遗迹非常密集，出土文物十分丰富，有宗庙建筑遗址，宫室建筑群遗址，又有青铜器（包括岐山出土的大盂鼎、小盂鼎、毛公鼎、大克鼎，小克鼎等著名器物）、着色丝绸、彩绘漆器、原始瓷器、玉器，金箔等，而新近的重大发现中，尤以宗庙遗址里的大量占卜甲骨（部分有字）最令人惊喜。
宗庙遗址在1977年和197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在房基的窖穴内共出土甲骨一万七千多片，其中，有字甲骨三百余片。这些甲骨文，可以按占卜内容分为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杂卜及专门的人名、地名、官名、月相等几类。其年代，多数属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少量是周穆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