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到一家医院，去看望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既有两人交往已久的意思，也有此公上了年岁的意思。其实，我也进入老的行列，但他比我更要老些，快八十的人了。这是位乐观的老汉，他知道我是个拿笔杆子的，便说他早年也写过一些东西的。后来，不写了。他开玩笑说自己肠梗阻了，就再拉不出什么锦心绣口的文字了。听他这种自嘲的话语，便可知道此公性格豁达之处。
聊天中，他试探地问我，“你不去看看‘谁’？”
“谁？”
“就是那一位！”他莞尔一笑。
我马上会意：“他怎么啦？”
“也住在这里，跟我一样，进来容易出去难了。”
有的人的名字，倒不一定如枪似戟，可是名声稍差，人缘不佳，都愿意离他远些，最好连名字也不提，因为他的名字是和像“****”或者更早一些的政治运动联系着的。虽然大家早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无论如何那已经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一说到这位老人家，仍是摇头者多。
“想不到他也病？”
“病得还不轻。”
“他知道你在这里住院吗？”
“我去看过他。”
“他呢？”
“他也来看过我。”
“你们俩会说些什么呢？”我觉得颇有点戏剧性：“我很想知道。”
他宽厚地一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都是马上要到终点站的人了。”
这位“谁”，当然也是我们两个都熟悉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扮演冷面杀手的角色。譬如把什么人批判，把什么人处理，定什么性，按什么办，送到什么地方去改造，都是他这个担任运动办、清查办、****办负责人的事情。
这两个躺在医院里等死的老先生，这一个曾经是另一个的靶子，另一个曾经是这一个的克星。这一个挨另一个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另一个整了一辈子人，好像也未见如何发达，如何光辉，反而弄得大家都避鬼神似的远离他。如今，都到了垂垂老焉的年纪，都得了不治之症，都住在医院病房里。看来，上帝不懂政治。
“到了死神快要敲响丧钟的时刻，成也罢，败也罢，争个长长短短，再也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了。”我的这位老朋友悟道似的说。
但我不相信这个整了一辈子人的“谁”，能想得开，因为他从来不甘落寞。
不甘落寞，自然不肯安生，因为这个“谁”，一生运动，直到他晚年，一是他离休，二是也不再有运动，才真的没有什么事干。不过，他也没闲着，看人看事，总是不顺眼，总是觉得大家都错，总是疑神见鬼，总是悻悻然。所以，人们对他敬谢不敏，也很正常，没有人乐意天天看那张灶王爷的脸。
我不敢说这位“谁”，具有小人之心，但患了这种动不动要修理人的病，根据我个人大半生被整的体会，其中大半是小人，这估计是没有错的。否则，要整什么人的时候，灵魂深处的良知，会使他无法下手。老实说，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向断头台，眼看永世不劫，没有强烈的恶念，是做不出来的。
唯有患了小人病的人，才感到整人是种乐趣，才不会手软。
小人，是一种社会现象。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机制，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有争夺。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的胜利成果，而且还想得到更多，就有厮杀，于是必然要产生使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一切的小人。
这种争夺和厮杀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以整人为业的文人型小人，对于大师才能的嫉妒，声名的仇视，影响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加倍报复的。宋·朋九万编的题名《乌台诗案》的书，是苏东坡第一次受挫的实录，也是一次文人型小人嘴脸集大成的汇编。
发生在公元1079年间的这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历代御史衙门的办公地，通称乌台。而宋代这起由御史策划想整死苏轼的案件，是从他的诗句中挑出可以罗致罪名，可以上纲上线，可以深文周纳，可以定性为恶毒攻击的证词，以求定谳的“文字狱”，故而名之为“乌台诗案”。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成帮结伙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作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所扶植的变法班子，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后续部分。由此第一次打击开始，苏东坡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小人们的打击对象。动手打击的小人，可能变换，进行打击的方式，可能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苏东坡的日子不好过，让苏东坡生活在煎熬的痛苦中，让苏东坡永无宁日，看不到出头天，等不到太平日。
苏东坡可谓一生受挫，命犯小人。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他四十四岁，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五十九岁，第二次倒霉，被贬往惠州。紧接着，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他六十二岁，第三次倒霉，又被谪往海南。在那里一住四年，遇赦，再回到中原，他已经六十六岁，于返程中病逝于常州。这位东坡先生，一辈子犯小人，一辈子在不幸当中，一辈子在小人的折磨下为文求生。
在元·脱脱所着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权力，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就知道以整人为业的这些人，是至死也不会消停的。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辞，日‘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道德文章堪称一流，性格品质别出一格，按说，同行之间，没有什么过节，不至于反目成仇。我认为，苏东坡的不能为王安石所容，第一，他是王的政治劲敌，第二，他更是王的文学劲敌，第三，我觉得王安石很忧心支持他的皇帝神宗，会不会“移情别恋”转向这位闻名遐迩的文人。这三重考虑，王安石在收拾整治时，虽不是一个完全的卑鄙小人，但相当程度地刻薄，是有史可证的。如果王安石不写诗，不为文，只是一位当朝宰相的话，他对苏轼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坏就坏在他本人是个文人，是个比苏轼出道早，但名声渐渐不如苏轼响亮的文人，文人要整文人，就杂了这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起来的仇恨，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苏轼抓到开封大狱时，王安石已罢相，但王的亲信党羽却按照其既定方针不变，这就是小人的厉害，咬住了，轻易不肯松口。
在这次“乌台诗案”里，最关键的人物，当数舒亶。此人号懒堂，明州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是整苏轼最为积极的一个小人。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正派和老派的政坛精英，都成了他的反对派，连他自己的亲兄弟，也站到他的对立面。原来乌台里的正直御史，都不支持他的改革，遂被他一一逐出，重新起用了一些赞同他的新政，可个人道德上存在问题，品质卑劣，行事卑劣的小人。舒亶，会投机，会逢迎，他以赞成新政，支持变法的面貌，极力讨好王安石。于是官除审官院主簿，迁秦凤路提刑，入权监察御史里行。成为王安石的嫡系，亲信，心腹，左膀右臂。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隐忍不发，暗地里跟你较劲，记你的小账，你在明处，他在阴面，防不胜防。这个很有心机的舒亶，一直注意在苏轼诗文的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命的把柄。于是，一是秉承王的原意，二是防着苏被重用，给皇帝打了份报告。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比见血封喉还厉害。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此人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以为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耻。他继舒亶以后，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着，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
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他笔下的“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苏轼。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应证了。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亶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皇帝也懒得看，批交中书省办，但御史们告得厉害，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凡整人，分两类：一是奉命行事，二是业余爱好，前面说的那位躺在医院里的“谁”，属于兼而有之型的。我的那位老朋友早先说过，刚进城的时候，“谁”不过是一般干部，后来，就渐渐地爬上去了。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有的人，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我们管这种人叫君子。有的人，病毒泛滥，不可控制，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便是所谓的小人了。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