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日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帖安置。
《宋史·鲜于优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优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优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心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一向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的了。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不肯划清界限，不怕担干系的友人，与他同在。要不然，他就一头栽进长江里去了，他打算自杀的，但想到身后在为他祝福“好人一路平安”时，他决定活下去。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后来，他获释出狱了，这位因诗被捕的大师，走出牢门的第一件事，还是做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小年鸡。”从这首诗中，看不到他一点颓唐，仍旧那样自负，那么豪迈，挫折于大师，只不过是烈火炼金，使他愈益真纯成熟罢了。
这还只不过是他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年四十四岁的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但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时年五十九岁的苏轼，第二次倒霉，又被贬往惠州。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时年六十二岁的东坡先生，再一次谪往海南，第三次倒霉。四年以后，六十六岁，遇赦，再回到中原时，于途中在常州病逝。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洞若观火般的清醒，哪怕直至死，也不肯让别人省心。我也发现，那些标榜甘于寂寞的人，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
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沮丧痛苦，难过万分。根本就经不得一起挫折，甚至连稍稍的落寞也受不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的。
现在，再来看看那些整治苏轼的小人们，后来又如何呢？
舒亶，如果不是因为他整得苏轼死去活来，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的效果了。若是仅仅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向大师发难，倒不失为一种“不朽”的捷径。其实，他有他的集子，不过，不传而已。作品早死亡了，但臭名却长存。后人赵万里辑有《舒学士词》一卷，《全宋词》存词五十首，几乎全为令词。评者认为他“雅语深情，得花间派真传。”
后来，宋哲宗罢新政，他比较早地就败落了。这种人，盛时，不可一世，败时，便水裆尿裤。咬人时，决不撒嘴，一旦被主子抛弃，马上耷拉尾巴，作丧家之犬状。他还不死心，还梦想夺回失去的王国，从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中看出来此人的落寞心境：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
背飞双燕贴云寒，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
故人早晚上高台，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可能写于“元佑更化”新党人物遭受打击贬斥时期，诗中不仅写了那种失意的凄凉，更写出了盼着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故人早晚上高台”的希冀，表明了他还是梦想着王安石东山再起，好接着做他的整人之梦。所以，屡遭失败的苏轼，根本不怕落寞，“浓装淡抹都相宜”。而尝过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小人，更是留恋那逝去的光辉岁月，只好端着酒杯，倚着东楼栏杆，惆怅地眺望长安道上的雪，但那已是别人的风景了，能不让这位告密专家黯然神伤嘛！被抛弃的小人，比那长门之怨的弃妇，还要痛不欲生啊！
但无论如何，有落寞的一天。尤其那些闹腾了一辈子的人，尤其文人，姑且我们不说他是个小人。到了这个时刻，真是像要他的命一样的难耐啊！
王安石罢相后，简直有点失落了，在金陵赋闲时的一首《桂枝香》，更可了解他郁闷的心情。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在他笔下，也是充满了百无聊赖的萧瑟悲怆情绪。王安石当初就是在金陵这个地方发迹的，当时，求才若渴的宋神宗一天下达数道敕令，让他到开封去任相国。现在，过气政客，失意明星，落魄文人，和不修边幅的老资格，再度回到金陵，整个是斗败了的鹌鹑打败了的鸡，他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丝奋发，更设有苏轼那种愈败愈斗的豪情。他写出的“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就完全是他自己的真痛苦了，全不是那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他了。
被他整得一败涂地的苏东坡，倒有机会在金陵与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安石，有一面之缘。“东坡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由这样一个小场面，便活画出东坡的率真和王安石的矫情，也写出东坡之屡败而心不败，王安石之得意一时而失意半生的原因了。
王安石最后的失败，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朝廷的，老实说，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好心地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交待，“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为他人所知。”
他如此小心谨慎，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这个可以说是更坏的小人，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王下台以后，过度失落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而歇斯底里起来，时常“喃喃自语，有若狂人”，还用手指对空书写“福建子”三字，一写就是半天。他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因为把他整苦了的吕惠卿，是福建人的缘故。据说：王安石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但他确切记得当时，是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第二天，就在恍惚和惊吓中死去了。
从此，他就固定在这个无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虽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他伤害了那么众多的好人，也就只有让后人永远保持对他的歧义了。整人者都难免这样的结果，尤其落寞了，不甘落寞，则更甚。而苏东坡呢？凡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景仰，留下最美好的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而整人的那些小人，固然猖狂一时，但结果却换来万世骂名。历史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公平上了，否则，小人岂不更得志了么。
那天，我和我那位老朋友，谈了一通苏东坡以后，祝福了他健康，便告辞走出了他的病房。
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我考虑过，是不是顺便去看望一下这位“谁”，后来，我决定了，还是不去了，以不见为好。何况，手里连一把鲜花也没有，那也太缺乏礼貌了吧？
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位“谁”的病房门是开着的，而且，他的子女看见了我，并向我点了点头。这样，我要是过其门而不入的话，那也太过分了。怎么说，这是一个年老的人，一个垂危的人，值得把过去的事那么介意吗？
连那位老友都悟得透透的，我就更没有必要计较这实际已成为历史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部分。
生活，不完全按照书本写的那样进行，你不也得领受？
我走了进去，虽然某老插着管子，但他还是能够喃喃地说些话，虽然有的词语，还需要他的子女翻译，我才能听懂，大部分的意思，我还是能明白的。
他问我：“知道他在这里住院吗？”
这个“他”，显然指的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点点头，并且告诉这个“谁”，我就是看他来了，才知道您老也住院了。
“他这个人哪，就是一辈子不吸取教训。”
这类教育犯错误人的话，也许他说得太多太多，即使他子女不翻译，我也听清楚了。但是，那两个年轻人劝阻着他们的父亲，“你能不能不要再管别人，管管你自己好不好？”
他说：“要是我能过到他病房，我要对他讲讲的。”
“得了吧，你——”他孩子很不客气地打断他。
他显然愿意对我这个听众讲他想讲的话：“你还记得那个毛头嘛，也爱写写弄弄的。”我早把这位女同事忘掉了，还是在“****”期间，就因为交待不清楚家庭关系而自杀身亡的一个蛮漂亮的美术编辑。这是他被革委会结合后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所发生的一起事件。人死如灯灭，如不是他提起，我是完全记不得了。这两个年轻人，“谁”的子女，根本不知毛头为何许人，因为那时他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所以，对这个话题也无多大兴趣。“谁”继续对我说：“她就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很好啊！”
我说，“我很佩服您的记忆力，多少年前的事情，还能说得上来。”
他告诉我，“她也在这里住院，你不知道？前两天，还到我这里聊了一会儿呢！”接着，他那暗淡的目光，游移起来：“呶，这不是她在门口站着嘛！进来呀，进来呀！”
也许，老人的儿女看出我神色有异，便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讲：显然老人累了，我不能再打扰他了。其实，我更觉得不安的，是这间病室里，肯定有我们看不到，而他能看到的其他许多人。于是，一刻也不想多呆了，赶紧离开这个至死怕也不肯落寞的人。
走出医院，天高云淡，阳光明媚，这才觉得心头轻快了许多。
于是我想：生活，成为历史；历史，成为过去。虽然是个周而复始，往还不竭的过程，但可以相信，当终于悟到了一些什么以后，人就会变得聪明，就会明白没有永远不变的游戏规则，就会选择不一定非这样生活，也可以那样生活的方法，就会避免重复前人走过的路。这是毫无疑义的进展，否则，这世界还有什么新鲜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