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富裕程度不同，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关于这两个主义，亚当·斯密将从重商主义开始，尽其所能，作详细明了的说明。
重商主义的原理
货币既是商品交易的媒介，又是商品价值的尺度，因此，财富是由货币构成就成为了最普遍的观念。
正因为货币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所以，我们使用货币比使用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获得所需要的物品。在我们看来，获取货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货币，我们将很难获得想要的东西；反之，则变得非常容易。
也正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尺度，所以，我们通常用商品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来估算商品的价值。
生活中，拥有少量货币的人，我们称之为穷人；拥有大量货币的人，我们称之为富人。节俭、朴素、想要发财的人，我们称之为热爱货币的人；不谨慎、不在意、对财富毫不关心的人，我们称之为漠视货币的人。事实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货币与财富几乎是相等的，常常被视为同义词。
如同说什么是富人一样，说一个国家是否富足，往往看其拥有货币（金银）的多少。无论在哪一个国家，贮积金银被视为致富的最佳捷径之一。
美洲大陆被发现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班牙人每到一个新的海岸，他们所要思考和确定的首要问题是——这附近有没有金银。如果有，那么这个地方就被判断为有价值；反之，则被判断为没有价值，从而使他们失去征服的欲望。
从前，法兰西国王派使臣去见成吉思汗的一位闻名遐迩的王子。据这位使臣说，鞑靼人常常问到的问题是，法兰西国的牛羊多不多。事实上，鞑靼人的问题与西班牙人的问题有同样的目的。鞑靼人是想知道，法兰西国是否富裕，是不是值得他们去征服。在鞑靼人看来，牲畜既是商品交易的媒介，又是商品价值的尺度，他们的观念里，财富是由牲畜构成，而不是货币。
约翰·洛克先生曾经指出，货币与其他各种动产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他各种动产非常容易消耗，而由这些动产构成的财富并不那么牢靠——今天富有这些动产的国家，即使没有输出，只要不懂得节约，来年就可能缺少这些动产。
相反，约翰·洛克先生认为，货币是一个可靠的朋友。货币虽然从一个人转给另一个人，但如果其只在国内流通而不流出国外，那么，它就不容易消耗浪费。因此，在他看来，金银是一个国家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正因为此，努力增加这种金属，应该被视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目标。
还有些人则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能脱离全世界而存在，那么，无论其国内有多少流通的货币，都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国家，借助货币而流通的消费品，只会换取或多或少的货币。而这样的国家是贫还是富，不取决于其货币量的多少，而完全取决于其可供消费的消费品的多少。
然而，对于那些与国外发生联系，并且有时不得不对外宣战，因而有必要在遥远的地方维持军队的国家，他们的看法却大为不同。他们指出，这样的国家，要想维持远在外地的军队，就必须输出货币来给予补给，而要想输出足够的货币，这些国家在其国内必须有充足的货币才行。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尽量在和平时期多积累金银，一旦需要远征，才有足够的财力维持下去。
正因为上述观念的流行，欧洲各国大都采取严峻的刑罚和繁重的关税来禁止金银的输出，这给跨国经营的商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用其他媒介来代替金银购买商品，远没有用金银购买来得方便。于是，出现了反对以上禁令的声音。
其一，因购买外国商品而输出金银，不一定会减少本国的金银量，事实上，很多时候本国的金银量还会因此而增加。这是因为可以将本国消费不了的商品再输送到国外去，以赚取高额利润，这往往可以赚取比原来花费更多的金银。
其二，禁令并不能彻底阻止金银输出，因为金银的体积很小，非常容易向国外走私，因此，真正需要做的是——适当地控制贸易差额。因为，当一个国家输入商品价值大于输出商品价值时，这一国家的金银量就相应减少；反之，当一个国家输出商品价值大于输入商品价值时，这一国家的金银量就相应增加。所以，禁令并不能真正阻止金银输出，只会给金银输出增加风险和费用。
在我看来，在上述理由中，关于金银输出有利于国家贸易的论述是正确的，而关于禁令并不能真正阻止金银输出的论述也是正确的。但关于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保持或增加金银数量、而不是保持或增加本国其他有用商品数量的论述则有失偏颇。此外，认为汇兑偏高必然加剧贸易逆差的程度从而导致金银大量输出的说法，也是强词夺理。
事实上，高汇兑必然使购买外国汇票的本国商人付给银行更多的货币，但高汇兑会迫使商人通过减少进口来努力平抑贸易差额，而且高汇兑也会使国人减少对国外高价商品的消费。所以，高汇兑不但不会加剧贸易逆差，还会减少贸易差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金银的输出。
但是，商人们的议论还是逐渐被国会、王公、贵族采纳了，许多国家开始将对金银输出的监管，转移到对贸易差额的监管。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同样徒劳无益。
当国家成为商业国时，商人们往往以金银为媒介，向外国购买他们所
需要的物品，输入本国或运往别国。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对外贸易被放在了极高的位置，以至于国内贸易被轻视，甚至被视为对外贸易的附属。其理由是，国内贸易并不能从国外带回金银，也无法向国外输出金银，所以，除非国内贸易可以间接影响对外贸易，否则它就与国家的贫富无关。
毋庸置疑，金银也是一种商品，并具有一定的价格。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矿山，那么，它就可以从国外进口金银，这就如同没有葡萄园的国家向国外进口葡萄酒一样。
不过，国家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对金银的进口。事实上，这一行为和葡萄酒的进口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个国家在需要葡萄酒时，只要有资金就可以购买到葡萄酒。同样，一个国家在需要金银时，只要有资金就同样可以购买到金银。
任何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金银超过了其有效需求，这一国家无论如何警惕都不可能阻止其出口。反之，任何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金银不能满足其有效需求，这一国家也无需过于关注对金银的进口。
事实上，金银从富足的地方流通到稀缺的地方是如此容易，以至于好像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此外，相对于大多数商品而言，金银的价格要稳定得多。当然，金银的价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其变化通常是缓慢的、逐渐的和统一的。
此外，就一个国家金银的短缺比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国家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措施。如果一个国家食品短缺，那么，其国民就必然挨饿。如果一个国家某一工业原料短缺，那么这一产业就必然减产或停产。但如果一个国家金银短缺，就拥有许多弥补的手段，虽然这样做会带来许多不便。
在金银短缺的情况下，商人们可以通过赊账进行买卖，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也可以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这样做甚至会带来某些好处。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将注意力过于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金银的数量上，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在此，有一点必须指出：一个国家的财富并不仅仅是金银，还应该包括其他一切有用的商品。因此，一个国家并不总是必须积累金银，才能在遥远的地方维持军队或进行战争。军队维持生活真正需要的是消费品，而不是金银。一个国家从其土地的年收入、工业的年产物中拿出一部分，就有财力在遥远的地方维持军队或进行战争。
概括而言，一个国家在遥远的地方购买军队生活的消费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方法：
（1）将其所积累金银的一部分运往国外；
（2）将其制造业年产物的一部分运往国外；
（3）将其年原生产物的一部分运往国外。
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被视为正当地积累或贮存金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流通的货币；
（2）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
（3）多年积攒于国库的货币。
但是，流通的货币很少能有大量剩余。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每年对货币的需求量都是一定的，流通渠道能吸引足够的货币量，但决不可能超过这个量。如果要在国外进行战争，国家一般会发行大量的纸币来代替流通的金银，从而使国家能将国内的一部分货币运往国外，以维持战争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太巨大了，尤其是对外耗时长久的战争更是如此，靠这一办法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通过征用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呢？这更显得微不足道了。事实上，通过这个方法所得到的收益甚至不够补偿铸造的损失。依靠王室多年积攒于国库的货币呢？这种做法如今几乎已经为欧洲王室所抛弃。
综上所述，维持战争所需费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几乎不可能靠流通货币、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或王室多年积攒的财富来解决。
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必须依靠商品贸易。因为，商品贸易不但能填补开支，还能带来可观的利润。
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商人眼里，利润被放在了第一位。他们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会将国家向国外的金银输出以商品的形式运往国外。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国家需要这些商品，这样的输出总能带来可观的利润，而如果仅仅输出金银就不会有这样的收益。
非常明显，商人的利润不是来自于商品的购买，而是来自于所购买的商品出售后的所得。如果他们只把金银输出国外，将没有任何利润。因此，他们会想尽办法靠出口商品而不是金银来获得收益。
那么，出口什么样的商品才最适合呢？
聪明的商人往往会出口更精细、更先进的制造品，因为它们体积小、价值大，将它们出口到很远的地方，所需要的费用却很少。
显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从商品贸易中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国内土地和劳动的剩余产物，被出口到国外，换回其他有需求的商品或获取利润。商品贸易使不同国家的剩余产物相互交换，对双方都非常有益。
对一些国家而言，其国内市场非常狭小，但这不会阻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分工发展到极度完善的程度。对外贸易为剩余的劳动产品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这极大地鼓励了国内生产，使他们不断提高生产力，尽可能增加年产量，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和财富。这就是对外贸易对国家的重大作用。
不可否认，金银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只进行金银贸易，而不进行任何其他商品的贸易，那么，这个国家将很难获得大的收益。
金银往往象征着财富。英国一些杰出的经济研究者早就认识到，国家的财富不仅仅由金银构成，而且由土地、房屋和各种消费品构成。然而，当他们进行论证推理时，却过于重视金银，把土地、房屋和各种消费品都忽略了。于是，在他们的脑子里出现了“增加金银是国家工商业的重要目标”这一错误的观念。
财富由金银构成，而贸易顺差能带来金银。这两个原则使尽可能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标，所以国家致富的两大引擎就是限制进口和奖励出口。
对进口的限制有两种，包括：
（1）限制本国能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
（2）对可能造成贸易逆差的货物加以限制。
实现限制的手段，有时是高关税，有时则是绝对禁止。
鼓励出口的措施有四种，包括：
（1）对已缴纳关税、货物税的用于出口的货物和已经扣税为再出口而进口的外国货物实行退税；
（2）奖励某些新兴产业或特殊产业；
（3）与外国订立有利的通商条约；
（4）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以上这六种措施，都使贸易差额有利于本国，从而增加国内的金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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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孟
托马斯·孟（1571~1641），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贸易差额说的主要倡导者。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从商，成为英国的大商人。1615年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又任政府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托马斯·孟是英国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其重商主义理论及税收思想集中表现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之中。该书不仅成为英国，而且成为一切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准则。
托马斯·孟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差额论。他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惟一形态，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外贸要“少买多卖”，使货币流入多于支出。为此，托马斯·孟认为：为了实现国家外贸出超，增加本国货币积累的目的，国家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他建议国家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是保护关税政策，以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他主张，当商品输出时，国家全部或部分地退还资本家原先已纳的税款；同时，对输入本国的外国商品收以高额关税或禁止性关税，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当进口商品经过加工重新输出时，国家则应退还这些商品在进口时所纳的关税。
托马斯·孟在所著《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详尽阐述了重商主义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基本原则、主张和意义。由于托马斯·孟将国外贸易差额看作是一国财富的标准，就必然导致“财富是战争的命脉”的“国防财政论”和“重税无害论”。他认为：“由于国土的大小，贫富的程度和贸易差额多寡等因素存在差异，政府获得收入的方法也随国家宪法、政府、法律和民俗的不同而大有差别。国王想要改变这些制度是非常困难危险的。即使国王以重税发财致富，国民却会因此而贫穷。不过，由于各国情况特殊，征收重税不仅是不得已的，而且是正当的，还是有利于国家的。因为面积不大的国家，靠经常性收入是不足以蓄积抵御外国侵略所需的财富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平时征收重税，来积存现金和军火充当国防之用。不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害于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