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他的工人是生产性劳动者，他的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上，牲畜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耕耘与其说是增益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是支配自然的产出力。人工以外，尚有许多工作，非依赖自然力不可。所以，农业上雇用的工人与牲畜，不仅像制造业工人一样，再生产他们消费掉的价值及资本家的利润，而且生产更大的价值。他们除了再生产农场主的资本及利润外，通常还要再生产地主的地租。这种地租，可以说是地主借给农场主使用的自然力的产物。地租的大小取决于想象上的自然力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想象上的土地的自然产出力或土地的改进产出力的大小。减除了一切人的劳作之后，所余的便是自然的劳作。它在全部生产物中，很少占1/4以下，通常占1/3以上。用在制造业上的任何同量的生产性劳动，都不能引出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上，自然力没做什么，人做了一切；再生产的大小，总是和导致再生产的生产因素的力量的大小成比例。所以，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较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按照它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来说，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比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
投在农业和零售业上的资本，总是留在本国内。它们的使用，有一定的地点：在农业，是农场；在零售业，是商店。而且，它们的所有者，大都是本国内的居民。当然，有时也有例外。
批发商人的资本，似乎不固定或停留在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要贱买贵卖，他们的资本往往用于周游各地。
制造者的资本，当然要停留在制造的场所。但在什么地方制造，似乎也没有必要固定。有时，制造的场所，不仅离材料出产地点很远，且离制成品销售地点也很远。
投资于国内剩余生产物输出事业的人，无论是我们本国人或是外国人，无关紧要。如果是外国人，我国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当然比较少，但只少一个；我国的年产物价值，当然也比较少，但只少这一个人的利润。至于所雇用的水手脚夫是不是本国人，那与他是否是本国人无关，他是本国人，也可以雇用外国的水手脚夫。输出人虽有国籍上的差别，但以资本输出国内剩余生产物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的资本，对这剩余生产物所给予的价值，总是一样的。批发商人是本国人也好，不是本国人也好，他的资本，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资本得以偿还，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营业得以继续下去。这就是批发商人的资本对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增加本国年产物价值所提供的主要帮助。
必须指出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因为它有这种资格。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然较大。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的资本对本国也很有利。
像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本，既把一切土地改良和耕种起来，又把全部原生产物加工起来，以适于直接的消费及使用，还把剩余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运往远方的市场换取国内需要的物品。
一国资本，要是不够同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那么，投在农业上的部分越大，推动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也越大，同时，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越大。除了农业，当推制造业。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这三者中，效果最小。
所有资本还不足兼营这三项事业的国家，就其富裕程度来说，实未达到自然所允许达到的最高点。无论就个人或社会来说，企图以有限的资本，在时机未成熟时兼营这三项事业，都不是取得充足资本的最捷途径。正像一个人的资本有一定的限度一样，国内全体人民的资本亦有一定的限度，只够用于某几方面。要增加个人资本，须从收入里节省并不断蓄积；要增加国民资本也是如此。因此，资本的用途，若能给国内全体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能有最大的积蓄，则国民资本就会极迅速地增加起来。但国内全体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以国民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大小为转移。
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未延续这么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以拥有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异记载，是可以相信的。然而，就连一切记载中认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是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古印度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生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去，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金银。
这样，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少，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这要看它投在农业、工业、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同是批发商业，投资结果，亦将因所营批发商业的种类不同而极不相同。
一切批发贸易，或一切大批买进来再大批卖出去的贸易，可分作三类：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和运送贸易。国内贸易是从国内某个地方买国产货物进来，再在国内另一个地方把它卖出去，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贩运贸易，是从事各外国间的贸易，即将甲国的剩余产物运往乙国。
投资在国内贸易上，购买国内甲地产物运往乙地售卖，往返一次，一般可以偿还投在本国农业或工业上的资本，使本国的农业或制造业不致中断。运用资本，从商人店里把一定价值的商品运出去，结果，大都至少可以换回一个等价值的其他种类的商品。所以，假若交换的两方，全是本国产业的产物，结果当然可以偿还本国两个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其能继续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如果是用本国产业的产物来换购，那么，每往返一次，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能换回两个不同的资本，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是用来维持本国产业的。
但是，此种贸易很少能像国内贸易那么快地赚回本利。国内贸易的本利，大都每年能赚回一次，甚至三四次。此种贸易的本利，每年赚回一次，已很难得，二三年赚回一次，亦很常见。往往，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已经运用了12次，即付出而又收回了12次，而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仅运用了1次。所以，两个资本要是相同，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比较，前者对于本国产业，往往可提供24倍的鼓励与扶持。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是不用本国产物换购的，而用第二外国货品换购。但这第二外国货品，非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而是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即以本国产物，购买第三外国货品，再用以购买第二外国货品，因为除了战争和征服的场合，外国货品，只有用本国产品直接换购而得，或用本国产品经过两三次不同交易间接换购而得，此外别无他法可以获得。所以，使用于这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和使用于最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除了它最后的收回，由于必须依靠两三次不同对外贸易资本的收回，所需时间较长这一点外，无论就哪一点来说，都有相同的效果。所以，和比较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较，投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虽数量相等，但它对于本国生产性劳动所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却往往要少些。
用以购买国内消费的外国货品，无论是什么样的外国商品，都不能改变贸易的性质，不能增减它对本国生产性劳动所能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如果用的是巴西的金、秘鲁的银，这金银的购买，就像维及尼亚烟草的购买一样，当然少不了要用某种本国产业的产物，或由本国产物换购的某种物品。所以，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来说，无论是利的方面，还是害的方面，在偿还直接用来维持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迟速方面，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都和任何其他同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样，毫无区别。比较起来，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似乎还有一个好处。金银为物，可在小容积中包含大价值，故与同等价值的其他货品比较，运输费是比较小的，保险费却未必较大。此外，金银在运输过程中，不容易遭受破损。所以，如用金银作媒介，而不用其他外国货物作媒介，我们往往可用较小量本国货物购得等量的外国货品，国内的需求可以得到更充分的供给，而所费又比较少。至于不断输出金银以购买本国需要的外国货物，能否陷国家于贫困，这问题我们以后将重点讨论。
投在运送贸易上的资本，全是从本国抽调出来，不用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而用来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这种贸易经营一次，虽可偿还两个资本，但全非本国所有。固然，如果运送贸易所用的船舶与水手是本国人，那么，为支付运费而使用的那一部分资本，就是用来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的。事实上，运送贸易旺盛的国家，几乎都是这样做的。运送贸易的名词，也许就是由此而来，因为这种国家的人民，对外国人来说常常是运送者。但运输所需要的船舶与水手，不一定为本国所有。
亚当·斯密曾于1740~1746年在牛津大学求学，但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册上没有他的名字，
可能是他忘了办正式毕业手续中的某一项。图为牛津大学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