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软件市场上的经济秩序和法规约束尚不完善时，或者不能很好协调工作时，盗版软件会影响正版软件的制作、销售等，从而危害软件业健康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雷同于“劣币驱逐良币”，可称为“盗版驱逐正版”，是一种非正常的市场状态。
除了商业和金融领域，在社会上的其他领域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20世纪，意大利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写道：在一个人人都偷窃的国家里，惟一不去偷窃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就像在白羊群中出现了一只黑羊，这只黑羊就是“另类”，一定会被驱逐出去。
在一个缺乏良好秩序和约束体制的环境里，劣币驱逐良币，稗子战胜水稻的机制，带给整个社会的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资本的积累
对于劳动而言，如果能增加物品的价值，就被称为“生产性劳动”；反之，如果不能增加物品的价值，就被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如家庭仆人的劳动等。
在社会上等阶层中，有些人的劳动就如同家庭仆人的劳动一样，不能使物品增加价值，如君主和他的官吏们，他们的职务虽然珍贵而有必要，但终究是暂时性的，不可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样的职务；他们治理国家，虽然功劳很大，但今年的成绩不能代表明年或后年的成绩。事实上，这一阶层中包含着不同的人群，如牧师、律师、医师、演员、歌手、舞蹈家等。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都要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生活，而一个国家的年产物是有限的。
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的部分越多，则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部分就越少，这往往导致来年生产物的减少；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的部分越少，则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部分就越多，这往往导致来年生产物的增多。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是用来供国内居民消费、给国内居民提供收入的。但无论是出自土地还是生产性劳动，它们都是从一开始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
其一，用来补偿资本，补充从资本中取出来的食料、材料和制成品；
其二，或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对于土地生产物而言，一部分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用来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支付地租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工厂生产物，则是一部分用以补偿厂商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支付利润和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从来不会立即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而通常被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一开始被指定为利润或地租的部分，则有可能用于上述两种用途。
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用来投资的人，没有不希望收回资本并赚取利润的，所以，他们只会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用来投资的这一部分财富，对于投资者而言，起到资本的作用，而对于生产性劳动者来说，则在以后构成了日常收入。至于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那一部分财富，从用于这一目的开始，就已经从资本中分离出来，被直接放入了留供直接消费的财富中。
像所有生产性劳动者一样，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也必须依赖收入生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收入，简单来说，包括两项：
第一，年产物中的一部分，从刚开始就被指定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润收入；
第二，年产物中的一部分，原本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但当它到达人们的手中时，除去其生活需要外往往没有分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
亚当·斯密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俯瞰图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原本准备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在还没有雇用足够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的时候，是不可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同时，生产性劳动者在还没有通过劳动获得工资之前，也不可能用他的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何况其工资非常有限。
事实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利润和地租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获得的年产物，一经获得，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则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
现在，我们又知道，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分。在这里还要进一步阐明，在贫国与富国之间，这种比例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于富裕的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它在年产物中所占的比例要比与直接算作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显然要大得多。另外，在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方面，富国与贫国相比自然要大得多。
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国人民是勤劳，还是懒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种基金的比例。
从经验上看，下等居民大都依赖于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中，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勤劳、认真和兴旺的；而那些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生计，换言之，在那些人民的生活主要依赖收入的花费的城市中，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懒惰、游手好闲和贫穷的。非常明显，在前一种城市使用资本，肯定比在后一种城市使用资本要明智和有利得多。
因此，任何国家、任何城市，勤劳与懒惰的比例和资本与收入的比例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居民性格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居民性格多懒惰。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是由资本的增减决定的，因而，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增减直接影响着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增减。
资本的增加，来源于节俭；反之，奢侈与妄为只能加剧资本的减少。一个人节省下来的那部分收入，就是他增加的资本，对这部分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以征收利息的方式借贷给别人，也可以投资于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依照前面所说，个人的资本，是靠节省每年的收入来增加，个人尚且如此，那么，由个人构成社会的资本，也必须靠这个方法才能增加。
虽然节俭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但在节俭之前，必须先有勤劳，因为包括节俭所积蓄在内的所有生活物质，都来自于勤劳。不过，勤劳所得只有靠节俭，才能有所积累，资本也才能加大。节俭在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的同时，使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劳动，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
所以，节俭有利于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因为，年产物的价值是靠更大的劳动量来增加的，而推动更大的劳动量的重要途径就是节俭。
假设有两种人，他们的收入都是货币。前一种人能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省出一部分，他或以征收利息的方式借给别人，或是自己投资赢利，然后他再利用投资所得来购买食品、衣服和住所；后一种人，则是把他收入所得的货币全部用于购买食品、衣服和住所等消费品。同样是消费，只是消费的人和消费方式不同而已。
前者是属于节俭的人，他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将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同样，他也好比是一个工厂的创办人，为自己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不管将来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金将如何分派？将用到什么地方？在没有法律予以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营业证书加以规定的情况下，必须要遵循一个强有力的原理——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才能保护其安全。如果不按照这一原则的指定用途而滥用该基金，如把这基金的任何部分用于维待非生产性劳动者，那肯定是要吃亏的。
后者是属于奢侈的人，他就像把一种敬神用的基金的收入移作渎神之用的人一样，他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干点事业的钱，豢养着许多游手好闲的人。他滥用资本，不量入为出，蚕食资本。资本减少，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也就会减少，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也必然减少。因而，他的奢侈行为就导致了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的减少，那么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也自然减少了。
进一步来说，奢侈者为了豢养懒惰者，他们在消耗掉自己的资本以后，必然会来夺取勤劳者的面包。假设勤劳者的节俭，不足以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那么，奢侈者的所为，在陷他自身于贫穷的同时，还会将全国陷于匮乏之中。
就算奢侈者所费商品全是国内生产，不影响到资金的外流，但其结果也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金。因为，每一年在每一个国家里，本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却大量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种情况未免有失平衡。
这样一来，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不免低于本来应有的价值。对于生产者来说，假若把这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让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而配给他们，那就不仅可以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还可以提供利润。这同量的货币将依然留在国内，并且又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消费物品，结果就产生了两个价值。
而且，在年产物价值日趋下降的国家里，他们的货币更需要流通和周转，决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对于倾向货币而言，其惟一功用是周转消费品。只有通过货币的方式，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买卖，从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
一国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决定了其每年所能流通的货币量，而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只有两类：一类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另一类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和国内每年所能流通的货币量，它们三者之间的增减是成正比的，国内生产物的减少势必会导致后两者的减少。
因为年生产物逐渐减少的关系，有一些货币就会流到国外，对于这一领域的货币决不能弃之不用。由于货币所有者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货币放着不用对自己无益。即使国内没有用途，他也会千方百计地拿到外国去购买国内需要的消费物品。
货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向国外输出，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也因此逐渐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这样的逆境中，从繁荣时代积累下来的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也许可解他们的一时之忧。但在这种情形之下，金银输出不能看作是民生凋敝的原因，其实质是民生凋敝的结果。说得实际一点，甚至这种输出，还可暂时缓解民生凋敝的痛苦。
总之，货币量是随着一国年生产物的价值增加而增加的。消费品是通过货币的方式来流通的，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增加，用来流通它的货币也必须增加。因此，需要金银的国家，也因拥有足够的货币而出得起价钱，就用不着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金银贮存量过大的国家，也不会造成金银堆积、其他商品贫乏的现象。
所以，不管我们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生产物的价值，还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最重要的，也必须牢记的是：奢侈的是公众的敌人，节俭的是社会的恩人。
在这里，我们再来讲一讲妄为。其结果，和奢侈一样。实施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只能给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带来减损的危害。固然，投在这些计划上的资本，只能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这终究是一种不适当的消费，他们消费的价值，因为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所以，造成社会上的生产基金不断减少。
就幸运的大国来说，一小部分人的奢侈和妄为，是不能对其社会造成多大影响的，因为另外一大部分人的节俭与慎重总是能够超额补偿他们奢侈与妄为造成的损失。
奢侈和浪费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人如果奢侈，必定会浪费，原因在于他有现在享乐的欲望。虽然这种欲望十分强烈，难以抑制，但却总是暂时的偶然的；而节俭呢？如果一个人有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那他一定会节俭。而这种愿望，是冷静沉着的，也是长久的，它一直潜藏在我们的内心，而我们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这种愿望。
人生一世，很少有人对自身的地位、财富及所拥有的一切觉得完全满意，所以，人的一生总想进步，总想改善。但要从哪些方面改善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认为增加财产是必要的，也是最理想的手段。因为这手段最为通俗，最为明显。当然，增加财产也不能不择手段，最适当的方法就是——把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的一部分贮蓄起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偶尔心存浪费的欲望，甚至有一种人无时不有这样的欲望。但总的来说，心存节俭的人，还是在我们人类生命的过程中常占优势，且占很大的优势。
若一个国家需要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不尽如人意时，又要如何改善呢？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另一个则是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把增加资本放在首位。因为，无论要改良机器还是要改良工作的分配，增加资本都是必不可少的。就改良工作分配而言，如果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做到专人专职，随着职位的增多，人员也随着增多，佣金也就必然要增多，必定须要增加不少资本。
当然，情况也有例外，对于一个国泰民安的国家来说，即使政府不节省不慎重，也会有这种进步。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用一个国家两个相距太近的时代作比较，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判定。通常来说，进步都是逐渐的，那种突飞猛进的进步实在少之又少。因此，时代距离太近，很难看出它的改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问题总是以点代面，即使国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是又因我们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某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整个国家的财富与产业都在衰退。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上面的话题。“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这几乎是每个国家、每个人在理财方面必须遵循的一条潜规则。对于花费等于收入的人来说，如果用这条准则来衡量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人既不蓄积资本，也不蚕食资本；既不增加资本，也不减少资本。其实也不尽然，花费的方式各种各样，有些方面或方式的花费同样可以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
在一般情况下，商品有两种：第一种是即享即用的物品；第二种是经久耐用，并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一个人把他的收入用来购买第一种物品，就只能立时享用，无补于他日；若是用来购买第二种物品，就可能减少或增进明日甚至好几日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