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也是创造出来的
因粮于敌。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乱而取之。
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胜敌而益强。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孙子
多算胜少算
孙子曰：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
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始计篇》
凡是还没有出兵交战就在庙算上已经先获胜，是由于得到的“算”较多；没有出兵交战就在庙算上已经先失败，是由于得到的“算”较少。得到“算”多的一方胜过得到“算”少的一方，更何况是那没有得到“算”的呢。
给老板的启示：战略决定成败。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秦朝被各地起义军推翻后，项羽由于最有实力，兵力达四十万，遂自立为西楚霸王，并撕毁与刘邦谁先人关谁为王的约定，封刘邦为汉王，管辖巴、蜀和汉中，却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给秦朝的三个降将，用以防止刘邦东进。当时，项羽分封了十八个诸侯国。连他自己在内，当时的中国被分成了十九个小国。
项羽和刘邦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推翻暴秦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二人也都是胸有大志的，都希望天下听命于自己。项羽做了天下的霸主，自然意气风发。刘邦也自然对封自己为汉王心有不甘，只是鉴于实力不及项羽，无奈地暂时听命于项羽罢了。
但是，刘邦并没有消极地听从命运的安排。刘邦在进入汉中的路上，拜被萧何追回并极力推荐的用以争取天下的人才韩信为大将军。拜将之后，刘邦就向韩信问取天下的计策：“丞相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将军您，将军有什么高明的计策教导我？”韩信敬谢不敢，并反问刘邦：“大王您要东向争权于天下，对手难道不是项羽吗？”刘邦说：“正是他。”韩信又问：“大王您自己考虑一下，您在勇敢、强悍、仁慈、实力等方面，比得上项王吗？”刘邦沉默思考了好久说：“我那一方面也不如他。”韩信听后，又一次拜贺说：“就是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然而我曾经在项王手下做过事，我就说说项王的为人情况吧。项王发怒大喊，千人皆伏，那是勇猛到了极点，却不能任用贤能的部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他对人恭敬慈爱，说话体贴，他人若生病，他就痛哭流涕，亲自端药喂饭，至于有人立功而应当封爵，而官印在他手里都严重磨损了，他还强忍不封，不肯将印授予人，这是所谓的妇人之仁。现在项王虽然称霸天下、臣服了诸侯，却不在关中建立都城，而建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王背弃了与楚义帝的誓约，而将自己亲信的人封王，因此诸侯们对此都深感不公正。各路诸侯见项王放逐义帝并将他安置在江南，各路诸侯也纷纷效仿，驱逐他们原来的君主而自立为王。项王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残败灭绝的，天下百姓对此多有抱怨，因此，百姓也就不亲服他，只不过都害怕他的威猛和实力罢了。项羽在名义上虽称霸天下，实际上却失去了天下的人心。所以说项王的强盛容易变得脆弱。现在大王您确实能反其道而实行如下的措施：任用天下的勇武之士，用攻下的城邑分封给功臣，况且关中的那三个封王本是秦朝的降将，他们带领关中子弟多年了，死在他们手里的子弟是不可胜数，他们又欺骗部下从而投降了诸侯军，在新安那个地方，项王不信任秦人，遂坑杀了二十多万投降的秦朝子弟，惟独章邯、司马欣、董翳他们三个人保住了性命，秦朝的父老对这三人怨恨到了极点，可以说是恨入骨髓。项王强大以威势封了这三人为关中的王，关中的秦人是没有喜爱他们的。大王您进人武关后，秋毫不犯，废除秦朝的严苛法令，并与秦人约定法律。虽只有那简单的三章，但关中的秦人没有不希望大王您来关中为王的。您入关之前，义帝与您及诸侯誓约：谁先入关谁就为关中的王。大王您第一个人关，您应当被封为关中的王，这一点，关中的民众是都知道的。后来的结果却是，大王您失职不能王关中，而去汉中为王，关中的秦民对此没有不痛心疾首的。现在大王您举起义旗挥师东下，关中地区仅仅发布一个檄文就轻易地解决下来。”刘邦听后，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并且马上听从韩信的计划，部署各个将领向东进发，击灭项羽的军队、拉开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最终夺取天下，建立了汉朝。
韩信与刘邦的一席话，周密地分析了刘邦和项羽各自的优劣长短，以及天下形势，计算他们的得失胜负，作出了东进的战略决策，可谓是一个卓越的庙算，体现了多算胜少算的预先筹谋。
孙子曰：
因粮于敌。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作战篇》
善于用兵的人，徭役不要多次征发，粮食也不要多次输送，先从国内征粮，后从敌方那里得到粮食补充，所以军需用粮就可以满足。俗话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古代交通基本依靠人力畜力的情况下，运输量是有限的，自己运粮本身的消耗也是巨大的。因此，孙子在后文中又说：
聪明的将领一定设法夺取敌人的粮食，吃掉敌方粮食一钟，相当于自己的二十钟；豆秸、草料一石，相当于自己的二十石。
因粮于敌，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军粮，减轻了国内的压力，而且重要的是，夺取了敌方的粮食，能给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军事压力，为夺取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在古代社会中，军队的行军速度在数千年间几乎没有变化。早在春秋甚至春秋以前，行军速度即已确定，即每日正常行军三十里，然后安营扎寨休息，这叫一舍。长距离的征战，往往费时费力。例如，魏明帝派遣司马懿出兵征辽西，当时从洛阳出兵到辽西，不足三千里。明帝问出兵往还需要多少时间，司马懿回答说：“从洛阳出发到辽西需一百天，在辽西打仗一百天，回来需一百天，还需拿出六十天休整军队，这样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日行三十里的行军进度，到清代还仍被兵家奉为法宝。
在如此的速度下的行军，军需物资的供应就是个大问题。宋代的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曾经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过如下的计算：
每个民夫可以背负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携带五天的口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计算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行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二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八天后，其中一个民夫所背的米已经吃完，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每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计算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如果要计算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的兵力，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每人背六斗米的数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分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会有死亡及生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不止六斗。所以军队中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要二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用。如果用牲畜运粮，骆驼可以驮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人工相比，牲畜虽然驮得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养，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沈括的这个计算太理论化了，我们还是看一个历史上的实际的记录更能说明问题。
秦始皇时，发兵守卫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从今山东省的福山、龙口、胶南等沿海地区向北河输送军粮，大致是运送三十钟粮食而能送到一石。钟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一钟为六石四斗，即六十四斗，三十钟即为一百九十二石粮食，仅有一石被送到。这与孙子所说的吃敌一石相当于自己的二十石比，几乎有十倍的差距，千里馈粮的代价不能不说相当大。
南北朝时期，南陈与北周展开了一场对湘州〔今湖南长沙）的争夺战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陈朝将领侯填、侯安都等率领大军包围了湘州，并阻断了去湘州运送粮食的道路。周派贺若敦率领步兵、骑兵六千人，渡过湘江救援湘州。侯填等人见援军孤军深入，就计划消灭它。但是，贺若敦每次布设奇兵，每战一定击败前来想消灭自己的侯填部队，一路上乘胜前进，遂到达了湘州附近。因此贺若敦孳生了轻敌之心，也就不再将侯填看在眼里。不久，大雨不止，秋水泛滥，江路中断，粮路再次被阻，周军中人心畏惧不安。贺若敦于是派兵到处抢夺粮食物资，用以补充军用。贺若敦又恐怕侯慎知道他已经缺粮，遂在军营中筑起许多土堆，外面覆盖上粮米，召集来各营的士兵，每人都拿着布袋，有主管人员分派，好似真的分粮一样。同时，贺又召来附近的村民，假装询问情况，并使军营外的敌军能远远地看见，随后把村民送出去。
侯慎等人听到这一情况后，便相信了贺若敦的粮食确实充足，遂占据险要地方，想与贺若敦作旷日持久战。贺若敦也增修营垒，建造房舍，显示他要作长期固守的样子。这样一来，从湘州到罗州之间的农民，因为害怕打仗都无心思种田，从而使当地的农业生产遭到废弃。
起初，当地人经常驾着小船，装载粮食及成笼的鸡鸭送给侯慎军队做军饷。贺若敦对此极为优虑，遂派士兵伪装成当地人，在船中埋伏武装的士兵，驶向侯填驻地。侯填的士兵看见有船驶来，以为又是馈送饷粮的当地船只，遂逆水而上争着来接取东西，埋伏在船中的武士就乘机将他们全部擒获过来。这样多次袭击之后，即使有真正馈送粮饷的，侯填也害怕又是贺若敦的人在设诈用谋，就派人攻击，再也不敢接受了，也没有人敢送粮了。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一年多，侯填等人始终不能取胜贺若敦。
贺若敦在卫守湘州之战中，军中乏粮之际，他采取了“因粮于敌”的策略，派兵到处抢掠粮食，稳定了军心。又迷惑敌人，使对方误认为他粮食真的充足，不敢对他发起强攻，争取了固守的时间。同时，他又打击对方的粮食补充线路，使对方再也不敢接受当地人的馈送。
相反相成
孙子曰：
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火攻篇》
用火来辅助进攻，效果显著；用水来辅助进攻，威势强大。
“水攻”和“火攻”又是相反相成的辅助进攻手段，它启迪我们在老板中要灵活运用相反的方式和策略，达到“水攻”能取胜，“火攻”亦能取胜，“正”能取胜，“反”亦能取胜的结果。
给老板的启示：策略决定成败。
美国对进口的货物限制得十分严格，其中措施之一是，凡进口高级手套，须交纳重税。
面对这一严厉措施，进口商想出了一条妙计：进口商将从国外购买的1万双高级皮毛手套按左、右手分别包装，先把1万只左手套海运回国。海关要收以重税，进口商据理力争，说这1万只手套不能做为“手套”来使用，而是“它用”的，因此收重税不合理。海关人员理屈词穷，只好收了一般货物的进口税。
但是，海关人员不是一群傻瓜，他们预计那1万只右手套早晚也会来到，因此密切注视进入海关的货物——不久，另外1万只右手套运至海关，海关人员正襟危坐，专等进口商来提货。
日子一天天过去，进口商就是不出现。
眼看超过了保管期限，进口商还是无动于衷。海关人员沉不住气了，他们认为进口商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情愿放弃那批货也不愿意遭重罚而受到更大的损失，于是只好将1万只“无人认领”的“蹩脚货”当做废物拍卖。
一位毫无背景的小老板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以最低的价格将“废物”买走。
当然，这位小老板是进口商派出去的。这样，左、右手套又“破镜重圆”。
在当今世界，喜爱、参与、欣赏体育运动已成为一种风尚。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希望通过参与体育活动，来体现和保持自己的青春、健康和活力。这一来，“爱屋及乌”，大凡与体育有关的事物，也同时为人们所喜爱。人们时常为拥有与体育有关的东西而平添一种自豪感。
因此，中外各工商企业纷纷致力于体育的公关活动。从专业公关来说，企业与体育本无直接的业务联系，可是体育比赛对公众的吸引力却可以转化为工商企业赢利的资本，将产品与体育挂钩，或赞助体育事业，会使企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资助中国中央电视台“体育之窗”节目的日本电气公司(NEC），从1982年起，每年用于资助体育活动以开展公共关系宣传活动的开支达10亿日元。在三年时间内，该公司收入净增240亿日元，出口份额从15％跃至32%。
在中国企业当中，最早“买”下专业球队的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也由于获得最佳的推销广告而每年收入递增4000万元以上，而其资助的“白云足球队”（即原广州足球队）也受到球迷们的欢迎和关注。
1989年，中国足球队败于新西兰，失去了进军西班牙世界杯赛的机会，全国上下反映强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抓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江苏省张家港市镇办企业振兴橡胶总厂厂长奚也频得知了这一讯息。在取得团中央和国家体委的同意后，他立即试制了标准型中国儿童足球“贝贝球”，并赠给上海、北京等地的小足球迷3万只。
1983年，振兴橡胶总厂与上海步云橡胶厂联合组成了“振兴儿童足球促进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全国性的“贝贝足球赛”，并与体育报《足球天地》联合设立“儿童足球”论文奖。
奚厂长抓住人们普遍关心足球事业的心理，利用小小“贝贝球”，创下了一个大场面，把工业、体育、教育、新闻等都调动了起来，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知名度。
“经营确实是场斗争。商品经济不承认任何权威，只承认强者。在这场斗争中，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先下手者胜；大家先下手，则知名度高者胜。”这是奚厂长的经营真经，用他的话来讲，提高知名度是世界第一的事业。
“明修栈道”——资助体育活动，“暗渡陈仓”——扩大企业的声誉、知名度和产品销路，这便是企业进行体育公关活动的计谋。
胜敌而益强
孙子说：
胜敌而益强”。《作战篇》
“胜敌”之所以能“益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内部，即通过胜利而实施奖赏，激励士气，进而使自己更加强大；二是外部，即通过胜利而获取敌俘敌物，为我所用，进而使自己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