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使百姓的生息到了充分的休养。他们反复强调天下社稷以农为本，号召群臣重农。为了使这些口号不成为表面文章，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身体力行，为天下先。
文帝和景帝皆认为奢侈是导致灭亡的根源。所以他们在劝农兴桑的同时，大力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而且率先做出榜样，注意先从自己做起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费用，需花费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就取消了这个计划。据史记载，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园、车骑、服饰，无所增益”。他身穿“戈绨”作的袍子，“戈绨”是粗糙的丝织品，为当时的普通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古代贵夫人、小姐以衣服拖地，走起路来不露脚为美），他们的帷帐是一般的一色布帛，连花纹也没有，十分简朴。就连死后造陵，他也反复叮咛，建陵要因地制宜，从简办事，不许劳民伤财。下诏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临终前，文帝还下遗诏，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我甚不取。”主张薄葬，反对浪费。
文、景的以身作则，是取得文景之治美誉的关键。司马光《资治通鉴》曾生动描绘如下：“国家太平无事，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裕，人人有充足粮食，库府中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竭，京师府库中的钱多达数百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里的新粮压着陈粮，流出仓库堆积于外，以至于烂掉不可食用。广阔田野马骡成群，人们以乘母马为耻。人人自爱以犯法为耻，以行义为先，以愧辱为绌。”
《资治通鉴》在论述身范时说：“人之慕名，好比水向下流，上面怎么做，下面就会怎么行。”
行动比诺言更响亮，身教比言教更有效。领导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用行动来证明，才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领导如果要求下属做到，自己就应率先做到，这样才能取得主动权，才能赢取人心，使下属们自觉地跟着领导走。
领导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同时，还应“正克左右”。因为左右幕僚在一般情况下，其言行多与领导者一致，人们甚至把他们看作是领导者的代表和化身。而且，领导者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乃至言行对领导者影响极大，所谓“溜须拍马”，“巧进谗言”者多为这类人物。他们可能有“参谋成事”之功，也可能有“弄权败事”之罪。所以，领导者在律己的同时必须律其“左右”。
三十九戒：忽视小人物
别小瞧落难之人，是对所有领导的一句忠告，一些在你组织机构任职的临时雇员也许是你机构正需要的专业人才，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临时雇员也许有一天转正之后会是你的顶头上司，如果领导处理不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吃亏总会是你自己。
有句俗语叫做“打发乞丐的最好办法是慷慨布施”。可是人性中的有种弱点始终喜欢“落井下石”，对落难人往往不屑一顾甚至横加奚落伤害。然而困兽犹斗，这种不道德行为极有可能遭到“乞丐”的拼死反击，并招致公愤，置自身于困境。应该说这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做法。学习智谋，还应认识到在永恒运动变化的环境当中，乞丐可以变成富翁，权贵也有落难之时。而且今日的落难人，或许正是他日惟一能救自己出危难的救星。因此，大度为怀，宽厚待人，尤其是“慷慨布施落难人”，也便成了平时常用的智谋之一。
唐朝名将郭子仪每次会见客人的时候，常有很多侍女陪伴在他的左右。但是，只要一听说卢杞来到，郭子仪就会命令侍女全部下去回避。他的儿子们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郭子仪回答说：“卢杞的容貌丑陋，妇人见了没有不笑的。我要是不叫侍女回避，她们肯定不可避免地要笑出声来的。卢杞心胸狭窄，会记恨在心的。将来如果他得志，我们全家人就都活不成了。”
郭子仪绝不是多虑，因为他知道，小人不可得罪，一定要小心加小心。
杨炎也曾与卢杞在一起共过事，两人同任宰相。杨炎善于理财，文才也好；而卢杞，除了巧言善辩，别无所长，但忌贤妒能，使坏主意害人却是拿手好戏。两个人在外表上也有很大不同，杨炎是个美髯公，仪表堂堂；卢杞脸上有大片蓝色痣斑，相貌奇丑，形容猥琐。同在政事堂办公，一同吃饭，杨炎不愿同他同桌而食，经常找个借口在别处单独吃饭。有人趁机对卢杞挑拨说：“杨大人看不起你，不愿跟你在一起吃饭。”卢杞自然怀恨在心，便先找杨炎下属官员过错，并上奏皇帝。杨炎因而愤愤不平，说道：“我的手下人有什么过错，自有我来处理，如果我不处理，可以一起商量，他为什么瞒过我暗中向皇帝打小报告！”两个人的隔阂越来越深，常常是你提出一条什么建议，我偏偏反对；你要推荐一些人，我就推荐另一些人，总是对着干。
当时有一个藩镇割据势力梁崇义发动叛乱，德宗皇帝命令另一名藩镇李希烈去讨伐，杨炎不同意，说：“李希烈这个人，杀害了对他十分信任的养父而夺其职位，为人凶狠无情，没有功劳却傲视朝廷，不守法度，若是在平定梁崇义时立了功，以后更不可控制了。”
德宗已经下定了决心，对杨炎说：“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杨炎却不把德宗的决定放在眼里，一再表示反对，这使对他早就不满的皇帝更加生气。
不巧赶上天下大雨，李希烈一直没有出兵，卢杞看到这是扳倒杨炎的好时机，便对德宗皇帝说：“李希烈之所以拖延不肯出兵，正是因为听说杨炎反对他的缘故，陛下何必为了保全杨炎的面子而影响平定叛军的大事呢？不如暂时免去杨炎宰相的职位，让李希烈放心，等到叛军平定以后，再重新起用，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这番话看上去完全是为朝廷考虑，也没有一句伤害杨炎的话，卢杞排挤人的手段就是这么高明。德宗皇帝果然信以为真，于是免去了杨炎宰相的职务。
从此卢杞独掌大权，杨炎可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他自然不会让杨炎东山再起的，便找茬整治杨炎。杨炎在长安曲江池边为祖先建了座祠庙，卢杞便诬奏说：“那块地方有帝王之气，早在玄宗时代，宰相萧嵩在那里建立过家庙，玄宗皇帝不同意，令他迁走：现在杨炎又在那里建家庙，必定是怀有篡位的野心！”
早就想除掉杨炎的德宗皇帝便以卢杞这番话为借口，先将杨炎贬至崖州，随即将他杀死。
杨炎有些刚愎自用，把对卢杞的蔑视表现在明处，最终被卢杞所害，这值得警戒啊。
领导和雇员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关系，精明的领导凡事采取中道而行，适可而止，公平对待每一位雇员。反之，对他们表现粗暴，失去自我控制，会招至临时雇员对你的仇恨。某一天他们翻身之后，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一个领导人必须树立“四两拨千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识，才能有所作为。要知道，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你应该尽力去了解你的临时雇员中潜藏着哪些人物，他们各有哪些才能、特长，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他们的同学、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同学、朋友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不要忽视“小人物”，在他们身上不经意的投入，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也许，你只是因为一点家务事而心情不好，但却把这种不良情绪带到了工作中，并且不加遏制地在临时雇员中任意发泄，让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成为“出气筒”、“受气包”，当然大多数临时雇员只能忍气吞声，但是，其中一些有个性且自尊心很强的人，会在某一天乘你不备，重创你一下。
也许，这些人有很不一般的家庭关系，其中就有人可以直接参与对你的提拔任免，你的行为正处于人家的监控之中，“授人以柄”，岂不因小失大？
也许，这些人颇有才华，几年以后，其中会有人处于和你平级、甚至高于你的位置，这样，等于给自己树立了未来的敌人，使你后悔莫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世事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小人物”不会甘于永远充当“小角色”，或许有一天也会变成“大人物”，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或许，当领导消息闭塞时，会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朋友，给你送来一则起死回生的消息，帮你力挽狂澜；当你仕途低迷时，会有人扶你一把；或者在你的单位进行民主评议的时候，你这个群众关系好的人所得的票数一定比别人多。
作为领导要善于捕捉临时雇员的闪光点，每个人不可能只有缺点没有长处的。优秀的领导只要捕捉到临时雇员的闪光点，巧妙地利用其长处，让他发挥自己的长处，努力为部门服务，使临时雇员开心工作的同时又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1）抓工作中的闪光点。工作是人的活动的主要阵地，只要留心，我们会从许多角度发现人的闪光点。我国某型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谢光选，就是在陈赓大将在一个国防工厂参观时陪同参观，而被陈赓发现的。
（2）抓日常行为中的闪光点。某企业的领导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爬电线杆的行为里，发现了这位大学生不同寻常的气质和精神，经过进一步了解，启用了他。·
（3）从细节或侧面中发现人才。给朱元璋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主意的朱升，是朱元璋通过朱升门口的一副对联发现的。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是霍普金斯在图书馆的借书单上发现的。
（4）在人的成果中发现人才。这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问题是，我们不只是要有“慧眼”，而且要有发现人才的意识。徐悲鸿在一个画展角落里的一幅小画中发现了齐白石，而其他画家们却没有发现。
总之，善于捕捉临时员工的闪光点是领导具有精明领导力的一种具体体现。捕捉到临时员工的长处，加以充分利用，领导的工作能力也进一步得到下级的肯定和赞赏。
四十戒：听信一面之词
兼听，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既体现能力，又反映水平。凡是高明的领导，总是注意听取来自不同声音，善于从七嘴八舌中吸取政治营养。尤其对逆耳之言，更要虚心听，耐住性子听。即使有偏激情绪，有的甚至反映情况有误，也要让人把话讲完，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往往逆耳之言，是来自群众肺腑的真话。只有听到真话，才能真正代表民意，作出正确决断与决策，减少随意性、盲目性，避免工作上瞎指挥，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是治世的明君。他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
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前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
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
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以旁敲侧击的方法提醒唐太宗，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领导干部在识别人才必须做到全同。不仅要听取考察对象本人的意见，听其言，观其行，了解其过去历史情况和现实的表现有其未来的发展前途，同时要听取广大干部和周围群众对其基本的看法；多听听来自各方面人的意见。不仅要听广在群众对其优点的看法，而且要听对其缺点的看法，这样才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当然，人无宗人，金无足赤，对他们不能以偏盖全，求全责备。同时，要用发展的眼光识其人，既看到长中之短，更要看到短中之长。在识人的过程中，顺言要听，逆耳之言也要听，做到全面调查，全面分析，以公心为国家为人民识才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