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这一情节的讽刺性和趣味性，使观众或解颐，或捧腹，在笑谈之余，受到了令人愉悦也令人难忘的艺术感染。一般观众在赞叹“好看”的同时，往往不会去深究历史事实的真实程度。其实，据史传所载，武则天怒废李显，是因为他当上皇帝之后，因一味宠幸韦皇后而欲任命岳父韦玄真为侍中，遭到中书令裴炎反对，李显遂火冒三丈：“朕就是把整个天下都给韦玄真又有何不可？”裴炎将此事密报武后，武后抓住这句话，认为是对先帝的背叛，证明李显不能胜任皇位，遂传懿旨废显另立。如果将这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严肃情节搬上荧屏。当然就产生不了像“宫廷拔河”这样亦谐亦趣的戏剧效果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丑态百出的大臣“拔河”并不是电视剧编导者异想天开、凭空臆造的故事情节；而是事出有因，有据可查的。据《旧唐书》卷七载：“庚戌，上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并诸学士等，自芳林门人集于梨园球场，分朋(队)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新唐书》卷四载：“三年二月已丑，上及皇后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庚戌，(上)及后、妃、公主观三品以上拔河。”《资治通鉴》第二0九卷则叙之更详：“庚戌，上御梨园球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朋拔河，韦巨源、唐休壕衰老，随缰踣地(随着拔河用的粗绳子摔倒在地)，久不能兴(许久不能爬起来)，上及皇后、妃临观大笑。”连大臣们的狼狈之态与帝后们的嬉乐之状都活画出来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中宗李显确有喜观拔河之癖，且大臣们为取悦皇上而“表演”拔河也确有其事。《大明宫词》的编导者只不过将拔河的场景由球场“移植”到了宫廷，将拔河的内容由嬉乐“演变”成了议政而已。经过这一番移花接木的再创作，便成了虽为虚构却也符合人物性格的“宫廷拔河”。而李显其人，纵观其一生，作为昏庸无能的淫乐之君，其“玩绩”又岂止拔河一项！“上好击俅(打棒球)，由是风俗相尚”；“上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人交易(即表演交易场面)，上与后临观为乐”；“丙辰，上游宴桃花园”，“四月丁亥，上游樱桃园，引五品以上诸司长官学士等人芳林园尝樱桃，便令马上口摘(即不用手摘而直接用口含摘樱桃)，置酒为乐”；“乙未，幸临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乐”：
“正月丙寅，上及皇后微行以观灯”……(以上引自《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位历史上有名的“短命”皇帝，确是一位多面手“玩家”，可惜他刚当了几个月的陛下，就“玩”得被母后武则天废黜流放，等到幽禁之后复出为帝，没几年，又“玩”得被自己宠幸的皇后韦氏和亲生的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于任上。此等结局，虽说咎由自取，却也可悲可叹。难怪史家评日：“廉士可以律贪夫，贤臣不能辅孱主。诚以志昏近习，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唯取当年之乐，”故而“竞以元首之尊，不免齐之祸也”(《旧唐书》卷七)。如此昏愦无能的庸君孱主，超级“玩家”，除了不会“玩”政治、理国事之外，他什么都会玩，玩物丧志，玩世不恭，玩忽职守，最后玩丢了皇权社稷，也玩掉了自己的性命。对于这样的超级“玩家”，让他在宫廷上玩一玩拔河游戏，实不为过也；而且，还很是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顺理成章哩。作为艺术情节的“宫廷拔河”，其讽喻意义是辛辣尖锐而深刻隽永的，而且可以借作观照现实的一面镜子。放眼当今，像中宗李显式的庸碌无能的大大小小的“领导者”，还是不乏其人的。对于下属的各种意见、建议，对于发生争议的各种是非、曲直，有的领导者睁只眼、闭只眼，或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或寡谋少断，莫衷一是；有的则丧失原则性，一味和稀泥，当“泥水匠”、和事佬；有的则“难得糊涂”，得过且过，致使重大问题久拖不决，以至延误时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还有的则是典型的“风派”领导，左边风盛听左边，右边风大往右倒，与坐看“拔河”观胜负、见风使舵当“裁判”无异。有的领导似乎四平八稳，一辈子“不犯错误”，其实呢，尸位素餐、庸碌无为乃是最大的错误！“志昏近习、心无远图”者，乃是最不称职的庸官！……凡此种种类型，都能从“宫廷拔河”的皇上和“百官”中找到他们的影子。这些人此刻或许正在“台下”看“戏”，或许正在振振有词地指责那位中宗李显和他的臣僚们荒唐之至、滑天下之大稽，指责他们误国误民、甚至祸国殃民！而当他们作为“观众”在嘲笑古人的同时，却不曾留意，其实他们自己也正在“台上”演戏呢，而且自己的鼻梁上已被不知不觉地抹上了一道丑角的****--凡昏官庸官，职不分大小，位不分高低，都只不过是那些古代反面典型的当代“克隆”而已。电视剧中的“宫廷拔河”虽带有“戏说”的成分，然而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宫廷拔河”，以及由此而滋生的种种官场弊端，我等诸君可不能掉以轻心，将它当成“戏说”而一笑置之。
为何给贪官夫人立传
--读《鹅笼夫人传》
由清末民初知名学者王文濡编纂的《续古文观止》，弥补了康熙年间吴氏叔侄所编《古文观止》的缺佚之憾，且所选不乏名篇佳什。其中周容所撰《鹅笼夫人传》便是一篇意味隽永的好文章。《鹅笼夫人传》的传主，系晚明崇祯朝首辅(相当于宰相)鹅笼之妻“毗陵某氏女”。为了弄清鹅笼其人，我查找了《明史》，果有传，但可惜被列入《奸臣传》中。
鹅笼本名周延儒(1593-1643)，江苏宜兴人，明万历四十一年20岁时中状元，崇祯时以礼部右侍郎入阁，后升为首辅，曾两度为相。史传说他为官后期“怀私植党，误国覆邦……罔恤国事，职为乱阶”，“庸弩无材略，且性贪”，犯有“重贿入手”等“十大罪”，“崇祯十六年被劾归赐死”。对于这样一位臭名昭着的贪官污吏，为什么后人还要专为他的夫人写“传”，且通篇美誉而使之留芳千古呢？原来，鹅笼是鹅笼，夫人是夫人，其人格与品行倒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而《鹅笼夫人传》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这样的正、反两个典型人物，一位是深明大义、不慕荣华、严于律己也严于律夫的女姓形象，堪称封建社会淑女、贤妻的典范，即被称为“鹅笼夫人”的这位“某氏女”。另一位便是鹅笼本人，其实他也并非天生就坏，他由开初家贫如洗的一介寒儒，发愤苦读、金榜题名、官至宰辅，后来又由于夫人的“训诫”约束，“为相十年”而名声不坏，未闻世有讥议；但发妻亡故之后，他渐渐贪贿成性，腐化堕落，最终被皇帝赐死，成为遗臭万年的贪官佞臣。
应当说，《鹅笼夫人传》中一褒一贬的这两个典型人物，而今读来仍觉是颇具现实意义的。如果说“某氏女”婚嫁之前那种不嫌鹅笼家贫的超凡脱俗的表现已足可令人起敬的话，那么，更令人敬佩的是，当她真正成为“宰辅夫人”之后，并未因夫荣妻贵而忘乎所以，而是继续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与清醒的理智，以其非同凡俗的见识与德行，为“功成名就”的夫君当好真正的贤内助。尤其是在夫君作了“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之时，为使他为官清正而不倚权纵势、为所欲为，她便随时以道德礼教和朝廷的法度来规范、约束、劝诫他，随时敲一敲警钟，进一进逆耳之言，当好一名严于律夫的枕边“谏妻”。这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鹅笼“十年为相”而“用寡过闻”(很少听说他有过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这位夫人。民谚有云：“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混事。”信哉斯言也。可惜鹅笼夫人因病英年早逝。之后，当鹅笼被排挤出政坛，几经周折，又凭借关系、进行钻营，第二次复出为相时。他便再没有这样的枕边劝夫、以苛严为真爱的好妻子了；以至他恣肆无忌，愈滑愈远，“纵****政”，最后落得死有余辜的可悲下场。最为耐人寻味的是，当鹅笼夫人病危临终之时，曾不无忧虑地“语鹅笼”日：“地高堕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为幸。”这番“痛语”译成白话，意即：“地位越高，摔得越重啊！你可以收手(罢休)了。我自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困，总觉得现在死去是值得庆幸的事！”真是警策之语，肺腑之言。常言道“知夫莫如妻”，其实夫人生前，早已从鹅笼的言行轨迹中看出某些端倪，甚至预见到他如若不加收敛，下场将极为不妙，于是才出此“先死为幸”的痛切之语。这里再一次表现了夫人的深明大义与深谙事理。只可惜鹅笼并非“响鼓”，虽重锤猛击仍难以警醒；并非身患“小恙”，而是病入膏肓，虽苦口良药亦不能救其一命耳。
《鹅笼夫人传》的最末一段，为了佐证“夫人卒(死)时所言，固已窥其微(端倪)也”，特别地将鹅笼“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渲染了一番，又将他再次为相之后的腐化堕落描绘了一番。其中京师盛传《十子谣》讥讽他一节，尤为典型。所谓“十子”，就是什么叶子、附子等。叶子是一种赌博游戏，鹅笼当时兴趣很浓，常常玩得通宵达旦；还将女子装扮成男子带进宫中陪他淫乐。鹅笼喜欢吃附子，成天口嚼不绝故能面色红润如玉。他大肆收受贿赂，把金子、银子、珠子视为-“亲子”……《十子谣》便是鹅笼腐败的生动写照。
联想到当今民间流行的讽刺歌谣俯拾皆是，不也同那首《十子谣》大同小异么？什么票子、房子、车子、妃子(指******，养情妇之类)、铺子(指违法经商)、条子(指乱批条子为坏人牟利)，再加上妻子、儿子(指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当今的“十子”不逊当年，何其“丰富”又何其“新潮”乃尔！而现实中以权谋私过不了这类“十子”关的官员，竞屡禁不绝，屡见不鲜，成“后继有人”之势，有“层出不穷”之虞。历史和现实，又何其相似乃尔！
在《鹅笼夫人传》中，作者似乎过分强调了夫人谏夫从善的“决定性”作用，以至鹅笼前后迥异的表现和命运的起落也似乎全都系于夫人一身，这未免有夸大溢美之嫌，且忽略了造；成鹅笼堕落的主观因素与社会背景；然而作者的立意却是好的，夫人的形象也是丰满感人的。有趣的是，有关部门曾三令五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的人”；而《鹅笼夫人传》却写的是“领导干部身边的人”如何管好“领导干部’’的事例，这就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确有深意在焉。问题在于，各级官员的夫人们，怎样才能像鹅笼夫人那样，不仅自身不慕荣华，不爱钱财，而且从严于律己到严于律夫，当好一名常以“礼规”劝诫、约束夫君的“谏妻”。礼规者，道德规范、纪律法规之谓也。为官从政，诚然要受组织的约束，群众的监督，法纪的制衡，这是主要的；而官员们自身素质的高下，则是他们贪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朝夕相处的夫人们，若能在夫君的某些不良行为(或不轨行为)初露端倪时就“窥其微”，止其始，动之以情理，晓之以利害，我想其劝谏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鹅笼夫人传》别出心裁地“特意”为贪官夫人立“传”，这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无疑是积极有益的。
“自作聪明”者的漫画像
--读同一则笑话的三个“版本”
以讽刺、夸张和短小精悍为其主要特征的古代笑话，作为一种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民间文学样式，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征服了一又一代的人们。其中不乏经受过时间检验、沙砾淘金的精粹篇什，世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今仍闪烁着讽喻的亮色与智慧的光芒。有一则古代笑话叫《长竿入城》，最早见于三国时魏人邯郸淳所撰《笑林》；我在阅读中发现它不同时期的三个“版本”，颇为有趣，遂引起我的兴味。长竿入城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
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那位“鲁人”，居然蠢笨到不知持竿作“荷戟冲锋状”便可直插入城，固然愚蠢可笑。然“老父”则以聪明人和“指导者”的面目出现；而他一出场，先来个“吾非圣人”的“伟大的谦虚”，以掩其“见事多矣”的露骨的吹嘘，而后即出此“截竿”之下策，则不仅更见其愚昧，且自作聪明、好为人师之态，实在可笑之极。“鲁人”和“老者”都是被讽刺的对象，而后者不仅可笑，而且有害。翻阅明人冯梦龙所纂《笑府》，其中《李三老》一篇，算得上这则笑话的第二个版本。
李三老
有持竹竿入城者，横进之不得，直进之不得，截之则又可惜也。正踌躇间，旁人曰：“十里外有李三老，智人也，盍与商之。”适三老骑驴而至，众欣跃往迎，见其坐于尻(臀)上，问云：“曷不坐中央？，日：“缰绳长耳。”这显然是从《长竿入城》衍化而来。它增加了“旁人”，即后来的“众”(人)，这就不只是“持竿人”一人之蠢，似乎周围的人都成了愚人国的居民，蠢到一处了。还增加了一位重要角色“李三老”，他不仅是位“聪明人”(“智人也”)，且十里内外远近闻名，看来是专为人释疑解惑的“导师”，型人物了。难怪他“骑驴而至”众人会“欣跃往迎”呢。可是他骑驴居然不坐驴背，却坐在驴屁股上，问他何故，他竞回答是因为“缰绳长了”。如此高级笨伯，实在让人笑掉牙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发现他“坐于尻上”并诘问他的，竟是那些先前弄不懂“长竿”该如何“人城”而欲向他求教的众蠢人们，足见这位被众人“尊”为“智者”的李三老，其智力当在已经很蠢的“众”(人)之下。这讽刺是够辛辣的。更妙之处是在故事的结尾，写到李三老答日“缰绳长耳”便戛然而止，至于下文如何，即李三老将怎样为不知长竿如何人城者“排忧解难”，也就隐而不言，留待读者去想像了。这种简洁而含蓄的手法，留给人们思索的空间与回味的余地，实在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收事半功倍之效的高明之法。即便是把它看作一种“改编”，《李三老》对于《长竿入城》的改编也是很成功的。曾编撰过刺世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冯梦龙先生不愧是讽刺高手、文章大家，在不足百字(实为75字)的短文里，就为我们塑造了这么一个号称“智者”实为草包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人物，而且堪称“典型”。它的成功首先是艺术上的成功，是文字精炼与细节运用(“坐于尻上”、“缰绳长耳”)以及漫画式“白描”手法的成功。《李三老》完全可以当作古代微型小说的精品来读。清末小石道人辑纂的笑话集《嘻谈续录》，其中有一则笑话，题日《捉糊涂虫》，也是在《长竿入城》的情节基础上加以衍化和发展的，可说是它的第三个版本。该篇叙一昏官断事不明，百姓怨恨，暗呼之为“糊涂虫”并写诗满城张贴讽刺他。此官见壁上的招贴而不知诗乃刺己，“竟传捕役责之”日：“外边出示要捉拿糊涂虫，你们因何不拿？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拿糊涂虫三个，少一个立毙杖下！”……捕役只好从命。好容易捉到两个糊涂虫，其中一个就是那位手持长竿而横、竖皆不知如何入城者(另一个糊涂虫，此处从略)，带至堂前，该昏官遂判：
“你拿竹竿进城，直进，城矮；横进，竹长；你为何不借一把锯来？锯为两段，岂不早进城去了！”此“判词”当然令人哭笑不得。然更妙处仍然在结尾，捕役正愁少捉了一个糊涂虫没法交差，一闻此言，忙跪禀日：“第三个糊涂虫已有了。”问：
“是谁？”答日：“等下任太爷来了，小的便会拿他。”这个“他”当然暗指昏官本人无疑。至此，能不令人畅然一笑？这则笑话由讽刺蠢人发展到讽刺昏官，它的主角由“好为人师”者变为“糊涂为官”者，实则已将市井笑料演绎而为一则政治笑话。就其思想内容而言，算得上一种提升或者深化；艺术略嫌繁冗，缺少了民间笑话的精粹洗炼。但作为一种新的“版本”，“旧瓶装新酒”，锋芒直指腐朽昏庸的封建官场，其立意还是可取的。试想如此糊涂之官，将如何判案断事？不颠倒黑白、诬良为盗甚至草菅人命才怪。透过他，我们看到的是诸如《十五贯》中的昏官“过于执”之流的影子。这三则笑话，或日一则笑话的三个版本，堪称“自作聪明”者的绝妙漫画；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或解颐而称快，或拍案以惊奇，如临水以燃犀，似逢人而说鬼，尽相穷形，谲奇诙诡，几令大块尽成一欢笑场，岂非一时之快意事哉？”(《嘻谈续录序》)其锋芒所向，尖锐辛辣，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所塑造的“二老一官”反面形象，足为世间一切自作聪明者戒。那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草包，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不学无术者，那种不懂装懂而又好为人师、“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的“教师爷”，我们见得还少么？从《长竿人城》(《笑林》)到《李三老》(《笑府》)再到《捉糊涂虫》(《嘻谈续录》)，三个版本延宕的年代，自三国魏时(公元二世纪)而至清末(十九世纪)，前后达一千七百余年；而且至今读来仍觉新鲜，看来还将作为“经典笑话”继续流传下去。由此足见其生命力之“顽强”。仅此一点，就值得现当代作家中那些动辄长文、言之无物、其文章被读者瞬息即忘的“信马由缰”者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