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钓鱼”别解据
《武王伐纣平话》载：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负命者上钩来！”这就是有名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尚，异人也。
应当说，他和他的“钓鱼故事”在中国民间知名度很高。从饱学之士到耕者挑夫，几乎无人不晓。作为一个成语，一般人从其字面意义上理解为“心甘情愿进圈套”；再深一层，顶多将姜太公此举，看作文人雅士的潇洒作派，隐者儒生的飘逸之风。似乎都不错，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若深晤此中真意，却还能寻出一番新的解释。姜太公钓鱼之异于常人，有三：直钩、无饵、钩距水面三尺。如果说还有第四，那就是他一边钓还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不愿活的鱼儿你自己上钩来吧！”这也许称得上世界上最奇特、最怪异的钓鱼法了。它纯粹是中国式的，或日中国古典式的，外国人注定会发懵、搞不懂的行为方式；兼具隐者、侠士、儒生、文人性情的浪漫派黑色幽默；世间绝无仅有的惊世骇俗独立特行的钓鱼之法。姜尚哪里是在钓鱼呢！他分明是在装疯，在卖傻，在做秀，在演戏。其实，姜尚非疯非傻，他比谁都更心知肚明，甚至比谁都更工于心计。要说他做秀、演戏倒是可以的，只不过他是有心而“做”，有备而“演”。像姜尚这样的人中之杰、盖世之才，若在朝，便有天子为他搭台演出；若在野，他便自己搭“台”演出。渭水之滨，烟波江上，幽幽沧溟，寂寂钓台--那么，他是在为谁而演，演给谁看呢？在本文开头所引的那段“平话”中，开宗明义就说姜尚“因命守时”。命者，命运也；时者，时机也。他因命运不济，在等待(守候)新的机遇。原来，这儿有一段背景材料。姜尚生活在商代末年纣王时代，他本来在朝为官，却因纣王无道，荒淫无度，杀人如麻，姜尚只好弃官出逃，藏匿在渭水之滨，佯为钓者。渭水是姬昌的属地，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是一位胸怀大志而又众望所归的实力派诸侯，只有他能匡扶天下正义，挽救社稷之危。于是姜尚便耐心地等待着他羽翼丰满，召他入伙去成就大业。姜尚的“钓”法，就是专为“演”给姬昌看的。“闻文王贤，(姜尚)乃钓于渭(水)以观之。”(《吕氏春秋·首时》)姜尚知道，惟有独特怪诞，才能引人注意；惟有与众不同，才能令人惊奇；惟有标新立异，才能出奇制胜。花里胡梢稀奇古怪，才会产生轰动效应。这样一来，他的观众，他的惟一的观众，就会带着好奇心，不请自来，翩然到场了。这是一场漫长的演出。这一幕名为“因命守时”的戏，足足演了五十六年！“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鱼”。姜尚，这位世间最有耐心的演员，以他最单调却又最独特的演出，在他八十岁那年，终于把他朝思暮盼的观众姬昌给吸引过来了！姬昌觉得姜尚其人实在古怪，便派士兵去请他。姜尚根本不理。再派官员去请，姜尚仍不答理。姬昌觉得如此怪人定有非凡之才，于是备上厚礼亲自出马，礼聘姜尚出山辅佐朝政。
接下来的故事妇孺皆知：姬昌访得贤才姜尚，封为太公，尔后又提升为丞相，助武王兴兵伐纣，终成兴周大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江山社稷也。如此看来，姜太公所“钓”确非鱼也，他钓的是施展抱负的缘份，是报国兴邦的机遇。“隐”是为了显，“逃”是为了仕，韬晦如“钓者”，韬略乃智者。只是他当初的怪异行为及其“背后”的鸿鹄之志，凡夫俗子一时莫能解也。纵观天下之“钓者”，谁有他如此磅礴大气？他以无饵之直钩悬于水面三尺，却钓起了巍巍江山，泱泱伟业。姜太公像谁？他使我想起生活在唐朝的另一位“钓翁”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或许这只是柳氏以“钓翁”自况，蓑衣竹笠，孤舟独钓，寄托他孤绝清高的意趣而已然而姜公与柳氏又不完全相同，柳氏所钓的“寒江之雪”虽为虚指，而姜公之“钓”却比他更玄乎，更离谱，更空灵，更虚幻，更不着边际，因而也就更具神秘性，而使人必欲探个究竟。那么姜太公像谁呢？我忽地想起晋人陶潜来。陶渊明虽非钓者，可他的“抚琴之法”却与姜太公的“垂钓之法”颇多相似之处：潜不解音律，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宋书·陶潜传》)陶渊明不解音律而抚“无弦”之琴，与姜太公不谙钓术而执无饵之竿，何其相似乃尔。二人时隔数代而心有灵犀，其宏旨都在“寄其意”。然而细究之下，二者的差异大也哉。陶公所寄之“意”。
乃为真正的闲适意趣，或El闲情逸致；而姜公之“意”，则意在江山社稷，天下大事；他是一刻也未曾闲过，一面瞅着水面涟漪，一面却斜着一只眼，随时瞟着盯着留心着是不是姬昌派人接他来了。陶潜，陶潜，是真“逃”真“潜”，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远离官场；姜尚，姜尚，是身在“江上”，心在朝廷满肚子的治国之道兴邦之策呢。看来，姜、陶二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无饵钩”与“无弦琴”也只是“形似”而已。那么姜太公究竟像谁呢？我又想起了三国时蛰居隆中的诸葛亮。这二人或许不仅“形似”，还“神似”呢。细加比较，姜子牙与诸葛亮，至少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一则同是具有雄才大略足可安邦治国之高人俊杰，为乱世隐居蛰伏于草泽民间的人中之“龙”(诸葛亮又称“卧龙”)，三则同是踌蹰满志等候着当今“天子”识才迎聘，四则明主求贤若渴，均有“三请”之礼(《三国志》：“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五则一旦出山，便立下定鼎之功，辅佐明主夺得天下。还有第六哩，那就是在“演义”之类的章回、武侠小说中，二人均被“神化”而神通广大无所不能。鲁迅曾评价《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描写“多智而近妖”；至于姜尚，据说也实有其人，其原型就是历史人物吕尚。文献史料记之甚多，《史记齐太公世家》亦有记载。不过到了《搜神记》《封神演义》中，已将这位姜太公神化为驱邪镇鬼之方术神人，故不足信也。回过头来再看“姜太公钓鱼”，就顿觉颇有些仙风道骨，或妖风仙气，不如凡尘中人那么可钦可信了。
“管宁割席”面面观
“管宁割席”的故事，载于《世说新语·德行》：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日：“子非吾友也。”管宁之所以要与他的好友华歆“割席”绝交，不是因为有什么大的政治矛盾或观点歧异，而仅仅是因为“恰同学少年”结伴读书时的两个细微末节引起的“分歧”。一是在园中锄地时，他俩同时发现“地有片金”，管宁看都不看，视为瓦石，而华歆却拾起察看之后才甩掉。这被管宁视之为见利而动心，非君子之举。二是门外有官员的轿舆前呼后拥而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书本跑出去看了一下热闹。这被管宁视之为“心慕官绅”，亦非君子之举。于是，管宁毅然对华歆说：
“看来你不是我的朋友。”并割断坐席，与之断了交情。在这个故事里，管宁是正面人物，被称颂的对象，华歆则相反，是反面的陪衬角色。故事被载人《世说新语》的“德行”篇，不言而喻是事关德行。事情很小，确实是人们容易忽略的细微末节，然正因其小，足见当时的士大夫读书人品评他人与约束自己的尺度之严，见微而知着，因小而见大，在德行问题上是丝毫也马虎不得的。惟其如此，这一则轶事成为封建文人交朋识友的经典故事，甚至成为某种道德评判的正统的准绳，千百年来为“仕林”所津津乐道，借助于极负盛名的《世说新语》，影响所及，绵延数代。那么，管、华二人“割席”之后情况如何呢？前述故事中“因小见大”的“大”，即日后二人的作为、抱负、成就等等究竟怎样呢？《世说新语》并无“续篇”作进一步的交待。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耐人寻味并吸引着人们亟欲穷根究底，实乃管、华二人后的发展与“结局”，关涉到当初的“割席”是否确能“预见”未来？是否确能“一滴水见太阳”似地折射出二人终生的成败得失？《三国志·卷十三》之《魏书十三》载有《华歆传》。据此传，此人后来成就为一个了不起的栋梁之才，以至三国时期的大腕人物如袁术、孙策、孙权、曹操等，都曾先后相邀其出山为官，并委以重任。魏国建国以后，华歆又先后在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散)两朝担任要职，官至相国、司徒。然而，华歆虽身居宰辅高位，却严于律己。他的廉洁清贫是世所公认的，史称他“素清贫、家无担石之储”，以致魏文帝听说后感动不已，下诏说，现在宫中的饮食是美味多样的，而华歆官为司徒，却以蔬菜下饭，这太说不过去了；特地赐给华歆御衣，并且给他的妻子儿女全部做了衣服。传记中还记载着一则“华歆拒金”的着名故事。当初，华歆受天子之召，离开孙权去京城任职时，宾客好友前来相送者逾千人之众，赠送给他几百金的钱财。华歆当面都不予拒绝，却暗地里给各份礼金都写上馈赠者的姓名，临别时，他召集各位宾客，诚恳地说：“我本不想拒绝诸位的好意，然因单车远行，所载礼物太多，会因财宝惹眼而招来意想不到的灾祸，所以只好将所载礼物给各位留下了。”于是照单发还。此举不仅清廉，而且“策略”得很有分寸。宾朋无不叹服其道德人品。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管宁割席》中华歆拾金视之而掷的细节。当初埋下的“伏笔”，似乎暗示着华歆后是一个贪财重利之人--因小见大嘛，在乎“片金”者，将来必会贪恋“巨金”。然而事实如何呢？华歆在位高权重时对待金钱利禄的态度，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清正廉洁，也证明了当初的推断是错误的。看来，管宁当年的小题大做甚至“神经过敏”，是很值得怀疑而站不住脚的了。华歆不仅为官清廉，而且为政清明，颇有治国安邦的高策良谋。他曾上书天子，劝谏其“留心治道”而减少“征伐之事”；他听说战事征役频繁“颇失农桑之业”，又上书恳请重视农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这些强农固本、富国安民的政治见解，在今天读来仍具有现实意义。故尔史书称道他“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由此而溯及《管宁割席》中贬责他遇有官绅过路而“废书”(停下读书)往观之，并由此而埋下伏笔，似乎预示他日后必将会“谀官媚权”。看来这也是毫无道理的。读书倦了，闻窗外人声鼎沸，出去看看热闹，如此而已，管宁又何须大惊小怪，甚至上纲上线妄加推断，甚而“断交”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歆“红火”之后对待旧友管宁的态度。《华歆传》写华歆官至司徒时，将管宁当作品德高尚、卓尔不群的人才而向天子举荐；华歆官至太尉时，又上书欲“让位”于管宁。由此可见华歆对管宁当年“割席绝交”的过分之举。
非但没有耿耿于怀，挟嫌泄私，而且以极其大度的胸怀，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华歆其人之德行高洁亦由此可见一斑。(顺便提及，《三国志》中《管宁传》称管“心怀道德，胸藏六艺，清静谦虚，廉洁清白”，足见管宁也确是德才兼备的人才。)那么，该怎样看待当初的“割席断交”呢？窃以为：第一，《管宁割席》作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从细节人手，以“见微而知着”为着眼点，作为封建士大夫道德教化与行为规范的文本，仍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参考意义的。第二，“见微而知着”虽有其可取的一面，同时又有其局限的一面。仅以这两件小事就断定华歆对财富、官禄“心向往之”，未免以偏概全，片面武断；而且忽视了人和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的。第三，管宁因朋友的一二细节不符合自己做人的标准，便断然绝交，未免苛求于人，也过于绝情寡义。须知，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一疵断未来，这才是冷静客观、宽容大度的交友原则。
“宫廷拔河”刍议
在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里，有一段“宫廷拔河”的闹剧，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唐中宗李显即位，乃庸帝而非明君，既无能力又无主见，遂使朝政陷入混乱之中。中宗临朝议政，凡大臣为国事发生争议，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时，他便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决断。他于是想出一个妙法，令太监找来长绳，让意见各执一端的两派大臣也各执绳之“一端”，皇上以香包挂于绳之中段，并亲自充当“裁判”，让大家当庭拔河，以孰胜孰败而决断是非曲直。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腐僚们，便宽衣捋袖，奉命拔河以一决雌雄。素以威仪着称的大唐朝廷，一时变成了混乱嘈杂的拔河赛场，帽飞衣破者有之，力疲气喘者有之，磕绊跌倒者有之。皇上左顾右盼，忙得气急败坏；臣僚丑态百出，累得狼狈不堪，早已顾不得失尽君臣礼仪，皇家体统。
本当认真讨论、据理力争的国家大事，变成了你推我搡、据“力”力争的一场滑稽戏。此番情景，被本来就睥睨着最高权位的皇太后武则天看在眼里，一时凤颜大怒，在“成何体统”的叱斥声中，一道懿旨，把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改立李旦为皇帝，从此实现了她从垂帘听政到临朝称制的则天皇帝梦。就电视艺术而论，这一情节的设置应当说是成功的。中宗的昏庸无能，大臣的鄙俗无聊，则天的“英明”果断，都在“宫廷拔河”的特定场景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真可谓一石三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