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拯救现代精神危机的艺术运动，现代主义把反抗理性主义视为首要的思想目标。正是理性主义把设想好的认知结构加之于自然世界，把铁的必然性加之于历史，把合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加之于社会，而留给生命个体的则不过是循规蹈矩的别无选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基督教衰落之后，社会的理性秩序也面临危机，这本身引起一部分思想变革者的激烈反应(当然人们也未尝不可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把信念危机看成是这些思想前驱引起的混乱)，因此，现代艺术的精神前驱--非理性主义激烈抨击启蒙理性而张扬生命主体的自由意志，崇尚神秘性和不可知论。西方的现代主义者在抨击理性主义的问题上，不无矫枉过正之嫌，但也因此预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艺术时代的来临。
现代审美进向已经不可遏止地从当代中国滞重的文化结构的缝隙和边缘涌溢而出。尽管说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学现代主义精神本质上乃是不切实际的理论梦想，但面对既定的历史前提的压力与艺术创新的现实愿望，它是不可避免的过渡。重建文学的现代主义精神，就有必要重建关于客体世界和审美主体的认识结构；有必要重新清理理性主义业已建立的异化结构，清除粗陋理性强加给审美主体或生命个体的理性限制，把生命个体的艺术敏感性看成现代审美主体的根本标志，同时也看成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更新的精神起点。
一、理性主义及其限制
近代理性主义的崛起，产生了新的世界观。世界作为可认知、可穷尽的对象呈示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努力探索的是世界的秩序、规则和因果关系。以笛卡尔、培根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为范式的理性主义，在两百年间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之所以能被人彻底认识，在理性主义看来，这是因为，其一，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其二，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在布鲁诺的学说里，无限的概念意味着实在世界的广大无边和不可穷尽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人类理智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力量。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怀疑本身，因为怀疑是一种普遍理性。莱布尼兹发现了微积分，这样，物理宇宙就可以理解了，自然规律被看成不过是理性的普遍规律之特殊样态而已。而斯宾诺莎创立的新伦理学，道德世界被彻底理性化，在关于人的理性主义解释的意义上，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达到了圆满统一。康德的“自由意识”虽然是主体的，但不是个体的，因而“理性”是自由意识的最高规范。黑格尔终于把理性以一组公式推演到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都是按照铁的必然性组合起来的逻辑结构。
“理性”这个词的含义来自希腊文的“逻各斯”和拉丁文的“理”，而“逻各斯”和“理”通常指“关系”或“秩序”。理性的含义很多，它最狭义、最核心的含义是指掌握必然联系的能力和功能。霍布豪斯认为，理性就是要求“论断要有证据，结果要有原因，行动要有目的，行为要有原则；或者一般地说，依凭根据和后果来思考”。总之，理性是对规律或原理的掌握。理性主义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服从理性，他的结论会根据事实而不为情绪、欲望所左右，他的思想与行动就将受原则所制约。因此，理性主义者把生活经验斥之为“主观”的东西，试图加以压制，直到发现“客观”真理为止。他们的目光专注于外界系统，这个外界系统是他们通过“观察”的方法和以被动的方式接受下来的。
中国文化以直观内省为其基本(主导)思维方式，但是由于缺乏深厚的总体性，这种直观往往局限于对模糊表象的感悟。儒道释都企图用“道”来统一世界表象。按照格鲁特(德国宗教史家)的看法，中国古代的宗教是“宇宙教”，儒教、道教和佛教乃是从宇宙教分化出来的三个分支，“宇宙教”确立了“天道”观念。但由于“道”作为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实体过于含混，缺乏认识论的界定。民族认知主体始终没有形成总体性的直觉思维(而是非总体性的直觉思维)。因此，直到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渗入(这无疑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对理性主义的同化，不可避免产生了“粗陋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制导民族的致思趋向。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原则无疑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但是，当粗陋理性在侵蚀着“现实主义原则”时，文学观念及创作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对世界图景的单层面简化。世界图景是根据特定的世界观而认识构建的存在世界的总体性状态。世界图景作为表象而存在，它分化为实际经验表象和观念演化表象，二者有互渗倾向。因为，实际经验表象是认知主体的直观感觉，而主体的意识结构必然受着既定的观念表象的制约；而观念表象(存在于文化形态中的世界图景)是在参照现实表象而为认识主体演化形成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观念表象的最直接(具体)的形式，它最大程度地渗透在人们的实际表象中。由于表现主体受既定理性观念的制约，世界图景呈现单向度的简化形态，缺乏深度和复杂度。这是由于：(A)单一的世界模本。现实主义企图最大限度地“真实地再现客观现实”，创作主体依据单一的世界模本来构造世界图景，因此，艺术家的努力就是去反映这个绝对的客观世界。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世界，“客观世界”不过是认知主体设定的“客体观相世界”而已。问题在于，主体的能动性受到抑制，那么普泛化的文化形态就起绝对支配作用，而个体文化无法设定一个与之适应的个体“观相世界”。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主题的模式化，表明文学共同体致思趋向的同一性(这是正常的)，但模式化的主题在认识水准上的切近，则是作家群的表现(反映)机制确立在单一的世界模本上，因而“客体观相世界”才有这样大范围的同一的客观有效性。(B)铁的必然性。黑格尔在历史领域表达了他的铁的必然性观念。支配着黑格尔的全部历史观的乃是每一个社会中的内在原理的辩证法，即作为“观念”的各个环节的辩证法，把一个民族的全部具体生活看做一个内在的精神原理的外化和异化，而这个内在的精神原理归根结底就是这个世界的自我意识的最抽象形式。马克思曾经批判地汲取黑格尔的必然性观念。阿尔都塞试图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以为，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经济结构及其要素之间的相互运动淹没了人这一主体而起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表述了“结构因果观”的思想，效果并不在结构之外，并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着，以备结构在它上面创下其印记的客体、要素或空间，结构是内在于它的结果的。这种“结构因果观”有别于“线性因果观”(来源于笛卡尔)和“表现因果观”(来源于莱布尼兹和黑格尔)。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线性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仍在作品中，这就体现为情节的必然性：人物性格的有机展开构成情节；人物性格的必然性：人物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行为方式(包括心理)的必然性：做什么和怎么做，人物的社会本质决定行为模式。这种“必然性”的观念迫使主体无法超越既定的理性模式创造出崭新的存在世界。
(二)人性的单向度陋化。这里的单向度的人性不同于马尔库斯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斯把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只具有内向的接受力而无外向的批判力陷于消极适应性这一现象称为“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性是指仅仅从理性来看待人的本质，把人当作纯粹的社会存在物。社会性无疑是人性的主导本质，人类的能动性就在于摆脱动物性而获得自身的社会本质。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从动物界摆脱出来这个事实，表明人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动物性，只能是程度的摆脱而已。“粗陋理性”根本排除了人从动物界进化而来这个事实，仿佛人是“理性”这一上帝的造物，人只有完全合乎“理性”时，才合乎人的先验设定。在“粗陋理性”的规范下，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缺乏激情，人的欲望、痛苦、渴求、绝望，都以有条不紊也就是极其理智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张贤亮那里，章永磷在芦苇丛中目击黄香久那肉感的身体，竟然一转身落荒而走，这当然是出于理智的力量。他忍气吞声戴上绿帽子，并找了种种借口为自己辩护，这是合乎理性的思考。这与陈抱帖轻轻推开怀里的女秘书是一样的。开拓者家族里的人物都是政治国度里的神只，他们的理性神经有如铁丝网，而****神经不过是蜘蛛网，他们的热情都升华为政治品格，理性的光芒照彻了内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尽管蒋子龙意识到“开拓者”家族性格的模式化，他在《蛇神》里企图寻找一个突破口，而赋予邵南孙以野性和强力的品格，但是且不说邵南孙的“报复”行为多么软弱无力，他在每一次行动之前都有一阵犹豫，在每一次行动之后都跟随着虔诚的忏悔，最后他归顺于东方式的伦理道德，改邪归正，这不能不说是理性主义的“伟大胜利”。贾平凹曾经被称之为“少妇派”，他笔下的农村少妇确实有一种清新而又透明的气质，可是一切都为淡淡的幽怨掩盖住了，他的《远山野情》一点也不“野”，却很富有异域的山地风光，在热情方面，赶不上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情调，更不用说梅里美造就的那些浪荡妇人了。
没有激情就没有那种生命力猝然断裂的力量，人物性格缺乏爆发力，立体感也不强。李向南的形象是时下人们崇拜的改革英雄。英雄观念，来自于民众的心态，经常是某种信仰和政治热情的产物。神与英雄的区别，只不过前者是宗教情绪的产物，而后者是政治理性的结果而已。李向南坚定、冷静、敏锐，甚至可以说果敢，他身上散发着强烈的政治气息。当他的目光从林虹转到顾小莉，又从顾小莉转到林虹时，这之间的连接线是合乎理性的。在复杂严峻的现实政治斗争中，保持理性的睿智极其必要，可是，在李向南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作为人的那种情感和欲望，那隐秘的心理动机(潜意识)和猛烈的生命冲动(无意识)，一切都为强有力的而又是冷冰冰的理性笼罩住了。
(三)时空结构的硬化。时空是存在世界的基本构架，作为感觉的形式，它导出了所有的世界印象。时空观的改变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变。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科学范式的转变，首先是时空观的改变。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时空观。在文学艺术里，时空观的表达可以看成是民族心理的直接投影。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客观时空观”。世界存在的基本构架按照理性的整一性原则建立起来，事件的前因后果与空间的位移合乎逻辑程序地展开，即使“插叙”、“倒叙”，都可还原为可计量的客观时空秩序。井然有序的时空结构，提供确定明了的生活样态，容易为接受者把握，但就作品自身来说，造成了时空结构的硬化，客体世界缺乏深度性，对人的精神深层结构的把握显然过于单调。艺术企图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展示出心理结构的复杂度，就有必要摆脱“客观时空”而进入“主观时空”(或“心理时空”)，存在主体通过时空结构的重组，而表现出对世界的特殊感悟。小说审美意识的深化，必然体现在时空结构的软化。在这方面，刘心武的《钟鼓楼》作了有益的探索，试图在交变的时空结构里表现出现代城市人的心理状态。但时空构造的出发点依然是“客观的有效性”，存在主体并没有摆脱客观时空的硬性束缚。蒋子龙的《蛇神》大起大落地剪辑生活断面，时空构造富有立体感，但也没有突破客观的可还原性，蒙太奇的痕迹过于明显，只是一种时空的技法处理，而不是时空的观念变化。不打破硬性的时空结构，无以表现现代人所遭受的精神震荡。
(四)对人类存在的粗浅领会。艺术应该导向对人类存在的深刻领悟。艺术只有摆脱了传统理性划定的思想界限，而进入自身特殊的领地，才能真正艺术地掌握世界。当代文学无疑有许多成功的作品，在广大的现实背景上反映了时代的种种动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传统理性观念的束缚，当代文学在对人类存在命运的关注这一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历史深度。对象世界仿佛是一个无主体的存在世界，根本在于没有确立“存在主体”的意识导向，在理性的意义上强调人的价值，只是局限于正面张扬人的本质，而敢于对“存在主体”的价值产生永久性怀疑，看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也许能更深刻地领会人类存在的实质。寻根派作家群为此做出了某些努力，他们试图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来理解中国民族的存在状况，历史空间的有效展开，能动的精神里程绵延其中。但是在某些作品中，文化性状的观赏玩味，似乎掩盖了历史心灵的活生生展示，否定意识和怀疑精神的弱化，更导致了历史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混乱。
二、后理性主义：超越粗陋理性
理性规定着世界，然而艺术却总是企图以其敏感力把握住人类精神的新动向，企图找到自己的(艺术表现的)支撑点。因此，从本质的意义上看，艺术精神与理性(传统理性或粗陋理性)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
理性必须把握住世界的同一性才能作出整体的解释，每一种哲学都选择了自己的“同一性”来揭示世界的终极本源(例如柏拉图的“理式”、黑格尔的“理念”)。理性所做的努力，就是使事物之间的联系汇集到这个“同一性”之中。然而，艺术精神的首要前提是：艺术家以其独特的艺术敏感力显示出事物的特殊性，因此，艺术的审美意蕴的升华，也就是艺术家个体精神内向度的深化。个体敏感性有必要摆脱普遍性而进入一个特殊的“空地”，在那里找到一个独特的世界。艺术家正是以其特殊的心态(主观世界)去同化生活，他进入生活之中，生活也进入他之中，在主客体的交融中找到艺术表现力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归根结底是确立在个体敏感性上。当然，每一时代的艺术家，都受时代的理性结构的支配，企图全然摆脱时代观念的基本准则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艺术家的个体敏感性有没有能力超越理性设定的普遍性界限而进入自我的空间。正如瓦雷里所说的：“这个世界是在我们内心的，而我们被这个世界包围着。”对自我的透彻体验才是对存在世界的全部领会。正如勃兰兑斯评论拜伦《该隐》时所指出的：“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完全是在冷静的控制之下运转着的思维机械的槌击和捣碾，其实是一种灼热的、燃烧着的想象力在推动着的，而处在这一切的正中央的，是一颗剧烈跳动和啜泣着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