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汇集了我近二十年的部分文章。我知道这套书是为建国六十年献礼而编辑的，我的这些文章，充其量只是理论与创作的几只叶片而已。就我个人来说，过去的着作或文集，都是在时间较为集中的框架里来写作或编选的，这本书则有一种历史轨迹，也多少反映了我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当然也不能广告般地说，这本书汇集了我的代表作，因为我编选这个文集，有三个原则要坚持：其一是主题要集中，也就是可以在我名曰“激变”的主题下展开的理论与创作的言说；其二是不能重复，因我从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着作，我不愿本书与我的其他书有过多的重复率，这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其三是要兼顾理论与创作的论述，这样既可以从某个角度展示几十年来中国当代的理论与创作的走向，也可反映我的研究基本面貌。
我早年喜好理论，最早接触的理论书籍居然是《反杜林论》，其实那是我父亲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那时我只有11岁，根本看不懂，但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那时父亲的桌上还有发下来的列宁的一大堆读物，但都不如《反杜林论》那样吸引我。我读了第一页，什么也没有读懂，很长时间就是读那第一页。回想起来，阅读报纸是我的小学时期的最大收获，那时读《参考消息》。我从10岁跟随父母下放到非常偏僻的山区，那里缺乏教育。我从11岁开始读《参考消息》，那上面的所有文章，我都从头读到尾。读了好多年，大约从11岁一直读到17岁我去插队当知青。父亲作为下放干部，能享受阅读《参考消息》的待遇，那时就足以构成我崇拜父亲的全部理由，这真的帮了我的忙。实际上，我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不完整，如果要论我的启蒙老师，《参考消息》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后来问我的硕士生导师李联明教授，什么对他影响最大，他说《参考消息》，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我也是读《参考消息》起家的，就冲这一点，他以为孺子可教。《参考消息》如同一个巨大的可视的窗口，确实让我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存在。后来读中文系，最早读的书是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记忆中是绿皮的，我读了一个学期，几乎是一页一页地抄，带着狂喜。后来我对中国文艺理论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我并不是无中生有，我就曾深深浸淫在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中。当然，另一方面，别车杜一度是我的偶像，几乎是伟大导师。俄罗斯文学也是我的酷爱，那是一种非常深广的文学。我说“前苏联”，那是一定要与俄罗斯文化作出区分的学说。直到袁可嘉编的那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出现，我的视野才被另一个世界蛊惑。当时还有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那上面的理论实在令人惊喜。那时候选择读研究生，如果不让我读理论，那等于杀了我。
后来，也就是在1980年，有幸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无意中发现图书馆里有一套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学术名着，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几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这里有一片巨大的知识海洋，让我激动不已。说真的，那时的感受就像后来武侠小说里说的，在山洞里捡到一本破旧的剑谱，当下就会想到，对着这剑谱练，就能成就一身功夫。那时我就那样，啃这套书，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实际上，如有闲谈，超过五分钟我就着急了。现在如有人和我打电话，如果不是谈正事，闲扯超过五分钟，那不知是对我的忍耐性多大的折磨。不因别的，早年落下的毛病。
实际上，我书读得很野，也很粗。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即可。因为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未知在等着我，那时就知道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读得较细的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那是我钟爱的一本书，连他的生平事迹都让我钦佩不已。这个人年轻时特别保守，平和，据传记作家说，罗素在55岁后变得激进，80岁还与女秘书结婚，88岁还在伦敦大街上静坐。他一生正直，坚持正义。我们那时会对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叹服不已。现在的人肯定不以为然。
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知识追求。西学构成了我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基础。我读的中文系，但花了更多的时间读哲学。虽然与我的理论趣味相关，但现在的中文系学生肯定不能这么读书，他们被学分和考试搞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制颇为不满，更对中文系学科划分如此严密觉得奇怪。这就是何以我后来又做当代，把当代做得像理论，把理论做得像当代，或者二方面都不伦不类。早年喜好哲学和理论时，觉得做当代文学或说文学评论实乃雕虫小技，那时有朋友劝我做当代评论，但我不为所动，看着那些做当代的人早早成了名，很不以为然，那不就是浪得虚名吗？当代的那些作家，哪有哲学史上那些思想家有质量？但后来做了当代，开始不过是抱着玩票的心态，但一做就收不了手，这就陷进去了……我也就这样搞起了当代，不知是不是变成自己的专业。岁月如流，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转眼就50岁，所谓知天命，就是该死心了。
其实做起了当代文学，我才觉得当代里面有着同样丰富生动的世界，反过来我又觉今是而昨非。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脚注。我本人觉得把当代与理论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是在做第三者，有一种无责任，且又不被束缚的自由。
这就是我在学理上的初衷了。现在想想，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文章，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破”。实际上，我正面去批判人的文章并不多，我觉得个人的拙劣都不值得批驳，而强大的历史压制，强大的理论僵化体系那才是需要“破”的东西。因此，我在八十年代就着手“立”，都说“破”，“立”也就在其中。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有“立”，才是真正的“破”。看看我在八十年代后期写的文章《超越粗陋理性》等，总有“立”在其中。只有“立”起来了，就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是一种有效超越，让要“破”的对象变成陈旧的过去，这就是有效的“破”。我以为小打小闹的揪辫子、打棍子，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没有“立”在其中。有“立”的蓝图，那些陈旧的东西必然消失。
本书名为《审美的激变》，这就是试图在我有限的几篇文章中，看出当代中国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历经的理论变迁和文学变革，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当然也是相对的。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十分剧烈；在另一些人看来，又可能什么都没有变。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发生激烈的变化。至少从理论上和创作上是这样。我们从八十年代以来，就追求一种“立”。其实说穿了，就是要破除“现实主义”的单一规范制约；而要引向多元的开放的理论和创作的场域。这样的过程匆忙而又激烈，因为我们无法等待，我们的“立”当然十分有限，其实也缘由于我们不可能“破”得彻底，既然“破”得不彻底，无法“破”得彻底，那我们就“立”起来再说，不彻底的“立”，也是“立”，也是对不彻底的“破”的一种绝情与拒绝。我是从“变革”来理解文学和理论的历史构成的，历史只存在于变革中，因为变革，我们才感觉历史的存在，历史存在于各种断裂的连接。
其实这本书，并没有收入我较早的文章，我在八十年代初发表过几篇文章，自己还是颇为满意的，因为难以构成一个共同主题，只好放弃了。这本书也没有收入我最近的文章，因为怕与其他书重复，也只好作罢。
谨以此书，献给这个激变的时代，作为一个学习者，给走过的历史留下的一份忠实的供词。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08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