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从汉刘手中禅让而来，司马氏又从曹魏的禅让里得了天下。说是禅让，实则是逼了来的，倒应了一句话，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每个人都过了一把皇帝的瘾。司马睿又从晋怀帝手中接了龙椅，坐在南京。史称晋元帝，元者，开始也，想帝业在自己的手里周而复始，像秦王赢政自称始皇帝一样，希望子孙一世二世乃至万世，这到底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到了二世，天下就非秦而刘了，晋元帝的帝业也没有像模像样的传下几代来，就寿终正寝了。
司马睿在琅琊做藩王时，与当地的高门世族多有联系，王位稳固，当然也仅限于此。八王的乱政时，司马睿是皇室远支，便无非分之想。后来，司马睿的邻居司马越挟持白痴皇帝，把持了朝柄，司马睿就在司马越手下做事，这一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异军突起非常重要，他在这时，认识了一个人，一个能帮他成大事的人，此人就是王导，在司马越手下做一名参军。二人交情可以到称兄道弟的地步。虽然司马睿名声不显，地位不尊，但王导看好他的政治前途，建议司马睿向南发展，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就向司马越请求去南京，司马越当时有意天下，就派司马睿去了南京镇守江南，司马睿又趁机从司马越那里要来王导做自己的司马。
此时，北方乱成了一锅粥，士族纷纷南下避难，聚在南京，像一盘散沙，吵吵嚷嚷的各自为是，慢慢地北方士族认识到要想保正自己的利益在南方不受侵害，须得有一只领头羊。王导就对从兄王敦说：“琅琊王仁德虽厚，但名位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王敦久为扬州刺史，司马睿也只是刚上任的南京刺史，与王敦平级。王敦平时为人狂傲，根本就没把司马睿放在眼里，在王导的斡旋下，王敦就从军事上支持司马睿，奉司马睿为尊。这样，北方士族在王导的影响下就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可是，南方士族仍怀有戒心，工作很不好开展。司马睿要想得到南方士族的认同，还有一段路要走。为了缩短这段路程，王导又有了惊人之举。南方的三月三日，有到江边祈福消灾的风俗。唐人杜甫《丽人行》里的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记载这一盛况的。这一天，司马睿坐在轿子里走在前面，王导等人则骑马跟在后面，这在当时并不寻常，按常理王导们也应坐在轿子里，为了尊司马睿，王导们不惜折节屈下。南方士族们始则惊讶，继则不安，贵为当朝权臣的司马越，也从未受到过士族们这样的礼遇，司马睿何许人也，嗯，此人大有来头，随即开门迎拜。王导又亲自登门，请南方的士族首领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二人应承，自此以后，司马睿才真正地成为南方之主。
北方的晋怀帝被石勒围攻出城投降之时，指定南方的司马睿为王位的继承人，司马睿知道他的这份帝业，是王导的功劳，没有王导，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就像项羽当年尊谋士范增为亚父一样，司马睿和王导虽是同年出生，却尊王导为仲父。坐上龙椅的那天，司马睿邀请王导一同坐，王导苦苦推辞，司马睿却苦苦相邀，王导说：“如果万物与太阳同样地放出光辉，做臣子的又怎能瞻望仰视呢？” 聪明的王导明白，实权可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形式上不妨以司马睿为尊。
司马睿并不这么想，他想在皇位上无拘无束地伸伸腿，打打呵欠。琅琊王氏家族的牵制让他不能得逞，司马睿自认为坐稳了龙椅，想摆脱王氏家族的魔咒，便提拔自己的亲信刘隗、戴渊等人，封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戴渊出任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冀、雍、并等州军事，镇合肥，名义上是为了防御北方，实际上则是使合肥淮阴南京成犄角之势，以应付王敦等人可能发生的叛乱。
王敦在武汉洞若观火，举起“清君侧”的大旗，大军南下，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南京，司马睿此时才醒悟过来，高门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格局，是东晋始建以来就命定了的，东晋政权本身就像一个畸形儿，高门士族是其筋骨，剔除其筋骨，东晋政权只是一堆烂泥。司马睿只好自嘲地说：“王敦想要取代之，早就明说好了，何必要如此残害百姓呢？”又派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仍忠于朝廷，就息兵停战，天下尚可维持，如果不是这样，我仍将回我的琅琊国去。”
王敦倒是想过一把皇帝瘾，王导死活不同意，认为权在王氏，不必要背上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
一个朝代的政治格局，决定了一个朝代的兴衰，东晋臣父君子的格局，使之互相牵制，达成乱世里的一种脆弱的均衡，一方稍有动弹，就会打破这种均势，终于使君臣之间互相倾轧，内乱不已。宋朝的文官政治，庞大的官僚体系拖跨了大宋江山。所以说，谋划国家的未来时，为政者不可不当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