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以后，我先得申明两点。
第一点是这句话并不是我在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第二点是这句话并不是由我第一次说出，那第一个说出这话的，是一位资深的电影理论家叫钟惦裴的。
二十年前，钟先生平平淡淡地说出一句惊人语：“我劝同志们注意，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钟先生这句话是说电影的，他的这句话引发了中国西部电影的十年辉煌。
找在这里是况又字；或者再将文学外延一点，是说文化；或者再将文化扩大一点，是说大文化。
西域地面历史上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地方，是曾经在人类进程中闪现过匆匆身影的许多游牧民族最后消失的地方，是人类的“人种博物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语，是世界上各类文明板块曾经在这里大碰撞的地方，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教在这里交汇的地方。
因了伟大的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才有了来往。丝绸之路给东方的中国，曾经带来极度的政治繁荣、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汉与唐，某种程度上就是丝绸之路的产物，或者换言之，就是风迎八方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物。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历来都是通过西域地面在进行着的。只是由于宋以后，丝绸之路堵塞，欧亚大陆桥不畅，这种交汇才逐渐移到了海上。
而因了欧罗巴游牧民族走下马背，开始用船只作马，驰骋在这比草原更广阔的蔚蓝色海面之后，西域地面遂之寂寥。
我在这里说的是交汇。而在谈“交汇”这个词的时候，得先强调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东西方之间的两个大不同。
第一个大不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基本上都是在各自封闭的空间里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类的历史以三百万年计。那么，在这三百万年的绝大多数的时间流程中，东方和西方，其实一直处于隔绝状态中。这位于地球东西两翼的两拨人类群体，都各自在自己封闭的空间里，在黑暗和混沌中，孕育和发展着自己的文明。那情形，就像两只鸡蛋分别在自己的壳里孵化成鸡一样。
东方和西方开始来往，原因是因为有了马。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前的事情。一种说法是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东方的匈奴人中国蒙古族学者孟驰北持此说〕，一种说法是人类最先在爱琴海地区跃上马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持此说然而不管怎么说，接触史自此才姗姗开始，靠马作为脚力，东方和西方才开始零星地来往起来。而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始热闹之后，东方和西方才开始大量来往。而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靠了舟船之便，东方和西方才逐渐地融为一个世界大家庭的。
三百万年是如此之久，而三千八百年是如此之短。较之几乎三百万年的隔绝，人类的沟通史可以简短到忽略不计。
这就是说，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东方学不来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因为这文明本身就是在各自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还因为三百万年时间形成的东西、沉淀的东西，也许注定了双方都永远无法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只是皮毛。
下面再说第二个大不同。
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存在过三大游牧民族。它们是欧罗巴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中后两个游牧民族，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像潜流河一样消失，茫茫然而不知其所终。只有欧罗巴游牧民族生存了下来，形成现在的欧美人种。
因此，欧美人种是游牧民族的后裔。
而中华民族则是农耕文化的后裔。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产物，但是它的根基和主体是农耕文化。
因此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它从来就是两种东西，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明白了上面的两个大不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自1840年中国现代史开始以来，中国人在政治制度、经济运作体制、文化和文学等等方面，老是学书学剑两不成，老是学出来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
虽然不成功，但是理智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因为任何地域所产生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只是需要时时告诫自己和提醒自己的是，在学习中，不要迷失自己，不要失去自己的东方主体。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文化消失了，它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那么如何学习呢？
其实西域地面从人类跃上马背那一刻起，几千年了，一直都在进行着这种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它们提供了实践和经验。我们现在惟一要做的事是，只要让这块地面重新热起来就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出“太阳将从西部升起”的道理所在。
我是在2002年秋天“奎屯之夏”笔会讲课时，说出这话的。这些年在西域地面的游历，这些年与新疆文学界朋友的频频接触，这些年随着各种游历而走向历史深处，促使我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一思考心得。
而有意思的是，这个思考的成熟，却是在中国版图的另一端深圳，在那里得出结论的。站在海岸线上，眼望茫茫深处，我突然明白了，东西方文化的接触，还得靠陆上完成。深圳地域太小，广州根基太浅，香港殖民文化色彩太浓，台湾孤岛则闭目塞听，因此，它们都无力承担。
这是支撑这本书的第三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