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的天真，是经验培植的智性之果，是一种“见花不采，看到美丽的女人，不动枕席之念”的天真，是一种纯洁智慧的生活方式；于是，是一种人生境界，改变着人生走向和生活质量，足我们的生活所依，亦是我们效仿的圭臬。
成年人的印堂之上，为何闪耀着童子一般的净洁之光，概因深知“天真”之味也。
同样，弱者之善，是没有力量的。善，是弱者赖以生存的保护网，他们企望善的荫庇，胆怯而自顾不暇地生活。所以，弱者之善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被动消费。
而强者之善，才是真正有力的，有用的。强者之善是建立在实力与良知之上的，是自我觉悟之后的自觉给予。
正如梭罗所说的情形：一个善人，并不…定是不杀生的人。他先前可能是一个猎人，一个钓鱼的人。捕猎生涯，使他真正懂得了生命的可贵，内心播下了善待生命的种子；他找到最能表现善保护善的方式，于是便毅然绝然地把猎枪与钓竿抛诸脑后。
所以-个真正善良的国家与民族，往往是有实力的国家与民族；善的主体（或日载体）往往是强者或有支配力量的人。
我们尊重弱者之善，但我们更呼唤与珍爱强者之善。
于是，我们要自强。
贞洁与****存在于人的一身。
小仲马的茶花女是****的，却又是最贞洁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贞洁还是****，并非靠外界的改善，而是靠人自身的调控。照吠陀经典的说法，能够控制我们的****和身体的外在官能，并常做好事，是在心灵上接近神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一切的****，虽然有许多形态，却只有一个后果，便是心神的昏盲；一切纯洁，虽然有许多表现，但亦只有一个境像，便是灵魂的轻爽。
梭罗说：智慧和纯洁来之于力行，从懒惰中却出现了无知与****。这是朴实而本质的论断--一个人，****是他心智懒惰的结果，一个不浩的人往往是一个懒惰的人；他坐在炉边烤火，在阳光下沐浴，他没有疲倦，却要睡觉。如果避免不洁，就应该热忱地工作，即便是收拾一下房间也行。饱暖思****。这不是俗谚，而是真理。人，到什么时候，都要选择一两件正经事故；做正经事，才能做正经人。根本在于，做正经事，是对俗欲的有效克制；当克制成为一种惯性之后，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便成了一种自然习惯。读书人耽于读书，思考者勤于思考就是这个道理。
每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应该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自己的神。
这个神，就是各自的操守。操守无高低之分，只要能使我们的内心贞洁起来。贞洁是人性的花朵；而创造力、英雄主义、理性与神圣等等是它的颗颗果实。
创造力、英雄主义、理性与神圣，不是一些抽象而漂亮的字眼儿，而是伴着生命脉搏被灵魂受用的精神力量。
只有它们，才能抵御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人类灵魂的侵害与蚕食。
24.文思如针
一个作家话语的从容与稳健，缘于他对文学的自信。
文学自信的背后，是对自己文人身份的认可和自重。“文人是有力量的”、“声音是有重量的”，应该足他自己话语中最响亮的音符。
文学的自信，使其不担心自己作家身份的“贬值”。他坚定地认为，作家是人类精神的继承者、提炼者和创造者，甚至干脆就是人类精神的“符号”，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只要人类不消失，这种“物种特征”就不会消失，作家自有其位置在。所以，作家在精神家园耕耘之时，要对“终极理想”有不渝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要努力使自己有大眼界、大气魄、大才具和大德行，这构成了文人本质上的高贵。因为，对于人来说，所谓高贵，便是要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理性的认知，且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使自己的角色光彩照人。文人的高贵，则更在于他扮演自己的角色时，始终不被外力所动--特立独行，超然物外。正如祝勇所说一一外在的悲凉与喜悦，似乎不能伤害他们高贵的心灵，相反，那些悲喜的石头经过他们灵魂湖水的浸泡，巳脱化成一种平静坦然的面对人生的力量。
所以，患得患失，太注重个人悲戚的人，根本就不该作文人。因为，平静坦然地面对人生，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面对人生的悲喜，人，本能地报以悲喜的情绪；这种悲喜情绪左右了凡常人群的人生形态，从而不能超拔于凡世痛苦之外。所以，面对人生悲喜，而能平静坦然，是文人独有的内心张力，其外在表现，是思想的光辉，智性的温暖。文人的精神便应具有水滴石穿的非凡力量。
一个作家的特立独行，不仅是相对于“权力话语”说的，更多的是诉诸“世俗话语”--市井之上，不是正在嘲笑理想与崇高，极为消解其存在价值么？那么作家就要以对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姿态，高扬理想和崇高的大旗，给人的灵魂以有力的反拨，让人们有同情心、功德心、羞耻心，有高尚情怀。凡常人群，不正沉溺于现实的享乐么？作家便要为其打开一些远望的视角，给麻木的人心敲几下重锤，让人们关注一下生命的本质意义，并以宇宙意识、地球意识审视人类生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作家要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人格卓越、眼界商远、气质高华，具有悲天悯人气质的人。也就是，生命的每一根血脉之中，都有追求的细胞--这种追求远离一般人向往的名、利、权、欲，它完全超越于个人之上，是整个人类命运在他生命中的回响与激荡。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为人类命运前行不止、呕心沥血的悲壮行止，已作了历史的证明。
所以，真正的作家，不是“文学的行乞者”，通过文字向现世索取一些世俗利益；而是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自身的“受难”为人类保留和延续一点文明的火种。因此，在红尘滚滚的利益追逐中，他们能够痴迷于一本要在夜深入静心情人定才能读下去的书--《瓦尔登湖》，且都笃信书中的一句话：人类灵魂所必需，是不须花钱买的。他们都被一句“人类要诗意地栖止”感动得心神飘逸，他们笃信“简单、独立、大度、信任、乐观、奉献”的生活原则，是一群乐观、坚定和自适的人，在“写作的漂泊”中获得心灵的自由，因而已超越的境界评断身边的人与事。他们感到，在豪迈的心灵面前，市井的评判显得无足轻重，世俗的怜悯也显得十分可笑。
他们活在文字中！
但这并不是自我幽闭--现代的文化理念，使他们把“自重”放到“人世”这个着眼点上。自重，并不是“藏之名山，束之高阁”，冷眼面世，阴郁孤傲；而是以不懈的努力，增加自己对现实的关怀能力，取得“优越”的话语地位，从而更有力地肩负其思想启蒙、人生启蒙的文化使命。
所以，他们潜心学问，提高学养，增强了学术对现实的关怀能力；他们以浓郁的“文化乡愁”，“浸淫”于“精致的文化传统”，增强了文化对人生的关怀能力……深厚的学养，理性的文化眼光，使他们面对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通透，能做出鞭辟人理“四两拨千斤”式的表达，因而对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提高人们的生存智慧有切实的裨益。
退而思之，人世，也是作家的自救之途。退避书斋，与世隔绝，便是自己堕入极端的“边缘”之境，便会感到人生的悲凉、枯寂与无用，便会灰头土脸，形销骨立--如此的人生境地，又能引得几个造访者呢？而面向现实，书籍智慧会与现实问题相厮磨，因而转化成对人生事态的理性感悟，使作家能够做出源源不断的智性表达，进而获得“优越”的话语地位--人们能从作家的话语关怀中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提升，便乐意接受作家的话语“支配”。
这种“支配”，提高了社会的“善性含量”，增高了凡常人生的人性温暖--作家能感受到自己的话语价值。于是，冰冷的心便温暖起来，苍白的脸也红润起来；于是，作家的“书斋人生”变成了“智慧人生”，便越来越自信地走上街头，话语的温暖也就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群。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作家在与社会、人群互动的过程中，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与写作的良性循环。
那么，好日子就真正到来了。便不再踌躇与徘徊，不再哭泣与怨恨，不再盲目与等待……干脆把自己作为刀剪与针线，剪裁世情人梦，编织人心人诗。
在我的老家，妇人的日课是纳鞋底，纳了一双又一双，且一双比一双针脚细密，一双比一双式样精美--因为，山里妇人的位置足被世情规囿了的，不纳鞋底又如何？于是纳鞋底，纳来不精又如何？便纳得精。文人的日课是纸上的缝补，灯光是线，纸是布头，笔则为针。写了一篇又一篇，且一篇比一篇心亦凝稠，一篇比一篇质地精良--文人与文章是宿命关系，不事写作又如何？于是就写；写来不精又如何？便写得精。于是，时间深处，自身便成了情感，自身就是风景。狐独着，也幸福着；面对造访者，红润的脸庞之上是拈花般的微笑。文人与妇人一样，把时光坐出了根须，牛命力便异常强韧起来。于是，便像密茨凯维支在谈到拜伦时所惊叹的那样：
文人可不得了，他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能写，而且还能像自己写的那样生活！
到了这般天地，便已经分辨不出，文学与人生，人生与文学，到底是谁决定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