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偿还欠债后剩下的２．１万元钱在深圳开始做电话机零部件销售工作。那个时候的电话机工厂都很简陋，基本上全都做来料加工，做零部件买卖生意的人还比较少，所以利润空间比较大。我用很少的钱租了一栋平房，办公、仓库、住宿都在一起，自己负责上门推销，儿子吴志阳负责送货，老婆兼管仓库和后勤服务，就连卸货也是一家人一起动手，自己搬运。我通过关系得到消息，浙江有一家生产喇叭的厂子准备在深圳设办事处，我成功地说服了厂方代表，取得了该公司在深圳的产品代理权。当时，在深圳我可以利用的条件就是我在港方工厂工作期间对电话机及配件市场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同时，认识了一批福建老乡，他们都是“业界人士”。我跟他们建立合作关系，收购来的电话机配件就卖给他们，或者是通过他们卖给其他人，利用他们开辟了一条销售渠道。合作的时间久了，我和很多厂家都建立了稳固的关系。按当时的政策，来料加工企业有一定比例的产品是可以在国内销售的，关系处好了，便有厂家干脆把允许内销的部分产品也委托我销售。起初，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做委托销售的，因为我不懂。没想到，事情却出奇的顺利。更大的收获是在那里，我发现好多经销电话机的商家因为缺少质量好、款式新的配件而犯愁。于是除了喇叭以外，我也转卖其他配件，凡是我认为能赚钱的都买来卖给他们。我就这样介入了电话机配件市场。但小小配件却利润惊人，平均利润高达５０％～６０％。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地方的道路都在加宽。我觉得通讯肯定会随之发展，对电话机等通讯终端产品的需求会急剧增长。于是，我利用在倒卖电话机元件时建立起的关系网络和资源网络，开始筹备建立自己的电话机厂。当时最难办的事莫过于工商注册。由于我没有深圳户口，所以无法注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从一个老乡手中租下了一个现成工厂，签好合同，那间破烂的电话机厂就归我使用，就这样我建立了我的第一个电话机厂“红梅厂”。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刚建厂的时候，只有两条生产线，工作人员只有１００人左右，那个时候我的资金有限，用现金去买很多设备和原材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通过香港从台湾承接一些来料加工，然后拉到广州去卖。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做企业、决定生产何种产品要根据大环境来决定，必须要符合需求，才会有广阔的市场。在我做电话机的时候，生产线上一天出产的电话机不管有多少，拉到广州后都能立刻卖完，一点都不用担心销量问题。
一年半下来，这个自己花４０万元租来的“工厂”竟赚了１００多万元，这大大超乎我的想像。此外，当时的深圳市布吉镇正处在深圳市规划开发期，在许多工地上，邮电工人都在忙着铺设电话线，我由此立即联想到在广州通讯市场上看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机进货商。于是断定，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期即将来临，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电话机需求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在电话机行业继续前进，开始考虑创造自己的品牌，组建一个像模像样、有名有姓的企业来进行电话机生产。
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我要在深圳申请创办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把执照办下来。而当时惠州正处在开发期，进行大力招商，工业成本低，优惠政策多，投资环境相对宽松，办理执照也比较容易。于是在１９９２年，我决定把深圳的红梅电话机厂迁到惠州，同当地一个企业联合进行电话机生产。对方出一个“侨”字，而我在香港注册的一个公司叫“瑞兴”，所以我们就出个“兴”字，就这样“侨兴”于１９９２年在惠州诞生了。
１９９２年，刚刚进惠州时，我们只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上七八十个人，总共也就１００多人。那个时候做电话机的人还不多，竞争并不激烈，而且我们努力开发新产品，在４月份时，开发出了中国第一部液晶显示电话。所以虽然我们的规模还很小，但是一年下来赢利也有９００多万，加上我前几年在深圳倒卖电话机零件时赚的二三百万，所以当时侨兴的资产有１ ０００多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侨兴的发展一直非常顺利。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侨兴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上升，公司以每年１５０％的发展速度增长。到１９９５年时，我们的年产量就已经突破了４００万台，电话机产销量在全国排名第二位，这一业绩我们一直保持到今天。１９９６年，我们开始策划在美国上市，因为企业要想实现专业化必须要在各方面同外界交流、建立联系。所以说，不管是从资金方面、人才方面，还是从竞争力方面考虑，都必须要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上市。因此我在１９９６年就开始研究如何在美国上市，也找了一些基金公司、财务顾问公司帮我们办理相关手续。本来预计在１９９７年上市，但是１９９７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侨兴上市的步伐不得不暂停，直到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７日才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任侨兴董事、财务总监的史杰是高层中惟一拥有高学历的人，精通财务管理和投资融资管理。侨兴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他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还借此使侨兴的财务管理走向规范化，开始与国际惯例接轨。
在美国上市后，我们在２０００年开始进行多种产品经营，涉足传真机等领域，整个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我们就在研究如何进入手机领域。最初，我们找韩国现代公司，希望能同他们合作开发手机，谈了两年，但是不太满意。最后，我们在２００２年初，斥资３．１６亿元收购了信息产业部下的一个公司，叫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ＣＥＣＴ，从此以后开始进入ＧＳＭ、ＣＤＭＡ手机领域。在２００３年３月，侨兴被国家信息产业部评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名第三十六位；９月，侨兴首次进入中国企业五百强，排名第四百一十六位。
通过这些经历，我感觉到一个人必须去努力、去争取机会。我就是通过努力，通过争取每一个可获得的机会把自己塑造出来，使自己从农村中走出来，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侨兴创建起来，实现了我个人的自身价值。现在，侨兴的电话机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销量上均处于全国首位。目前，侨兴电话机正在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前景也比较看好。但是在手机市场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经过很长一段发展时期。因为目前手机的核心技术还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我们必须经过不断的努力，国内企业才能比较巩固，才能向核心技术靠拢，从而使得国产品牌的手机和国产做手机的企业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来稳定企业的长期发展。我估计在手机方面我们还得经过八九年的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
目前，中国民族企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自己发展壮大，跟外国的企业、产品相抗衡，能不能在核心技术方面有所突破，有没有跟国外企业竞争的环境。比如说，国外生产的手机ＩＣ，本来只值３美元，但是他出售给我们时，要价可能是５０美元、８０美元，甚至１００美元。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再贵也必须购买。所以我认为我国的民族工业能不能从受制于人转向拥有主动权，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掌握核心技术。假如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手里，其他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而这一目标还有待于我们去实现。侨兴已经成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国企业五百强之一，下一步侨兴将要做什么呢？我们下一步希望能够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进行一些创新，创造出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外国人无法跟我们讨价还价的产品。
此外，我认为对一个企业来说，其价值是：要做到能够在规模上、科技含量上、管理系统上等各方面达到先进水平，同时为社会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你这个企业对社会是有价值的，比如说，你在缴税方面、扶贫方面、解决贫困地区就业方面有所贡献，对企业员工的工资、福利非常重视，这些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团队来进行管理。
这就是我整个创业的过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下面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我就我所知来进行解答。
提问部分
问题一：您现在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很多人都认为企业家的才能在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请问您一下，在您眼中，企业家的才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吴瑞林：我个人理解，对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组织能力，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你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发展。
问题二：吴先生您好！我想请您谈谈您怎么看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中的作用？
吴瑞林：职业经理人同家族企业如何融合在一起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我认为如果家族企业及其思维能够和职业经理人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极大地促进企业的发展，而职业经理人也会继续任职下去。
职业经理人也是人，他在决定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他自己的观点，当然他的观点也是希望把企业做好。可是在有些实际问题上会有偏差，这就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