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仅不能知人，而且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皇上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投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有成效的者从来都不问这样的问题：“他和我相处得怎样？”而时常会这样考虑：“他做出了什么贡献？”他们也从来不这样问：“他不能做些什么？”而又常会这样考虑：“他在哪方面做得出奇地好？”他们用人的原则只是寻求有某一方面特长的人，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很在行或大致上过得去的人。知人用人，使他能在工作中发挥才能，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所谓“完人”或者“成熟的个性”，其含义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忽视了人的最特殊的天赋--尽其所能于某一项活动、某一个领域、某一种工作中的能力--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物理学家（即使他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在遗传学域心理学、医学等等）方面有同样杰出的成就。人的长处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顶多是在极少的几个方面达到“卓越”的境地。
如果你总是想方设法去对付手下人的弱点，结果必然使工作的目的成为泡影。公司、组织、部门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用以发挥人的长处，并消除和减弱因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能力特别强的人，是不需要也不想受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的，因为他们认为靠自我管理会工作得更好。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光靠自己是搭不成一个让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平台的，单干也是不可能获得多大成就的。“你想雇佣一个人的‘手’，而他总是‘整个人’一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只有长处而没有弱点。弱点总是会随着人的长处一起来到的身边。
不限资历
荀子说：“对于那些有才能的人，不应按照常规的升职次序提拔，而应破格选用；对于那些软弱无能不称其职的人则要立即罢免；对于那些大奸大恶者，无需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立即得而诛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优劣混杂，做到是非不乱。
我国古代许多官员用人反对论资排辈。南朝周朗针对当时森严的门阀制度，坚决反对论资排辈，一再强调等级、资历和年龄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金世宗完颜雍同宰臣们谈话时也曾指出，取人应不拘资格，及早用之。北宋孙洙曾尖锐指出，贤能的人才之所以居于下位，是资格造成了障碍；官府的职务之所以旷废，是受到资格的牵制；士人之所以寡廉鲜耻，是要为自己争得资格；百姓之所以苦于虐政暴吏，是由于凭资格进用的太多；万事之所以苟且败坏，百吏之所以玩忽职守，法制之所以衰朽溃乱而不能挽救，都是资格造成的弊端。认为资格之法有益的，是愚蠢而滞缓的人；认为资格之法便利的，是老迈昏庸的人。而它对于天下、国家则是大失、大害！
论资排辈几乎是某些有保守思想的人的用人准则之一，他们物色人物时往往是眼睛向上而不向下，对地位低的人看不上眼，即使是一些有名的君主往往也犯同样的错误。
战国时期魏惠三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国君，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其相公叔痤病危，要求其推荐后继者以辅佐。叔座荐举他的御庶子公孙鞅，即家臣，这是低级的官员。魏惠王认为公孙鞅是个小小的官吏，这样地位低下的人而公叔痤竞要他“以国事听之”，这不是“不亦修平！”意思是说公叔痤是病得糊涂说乱语。公叔痤也知惠王不用公孙鞅，叫鞅来告诉他并要他快走，公孙鞅认为惠王不听叔座说的话任用他，也就不会听叔座说的话“勿使出境”，因为在惠王眼里，公孙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不会把鞅放在心里，也就不会理他的。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公孙鞅一入秦，以霸道说秦孝公，考公正想称霸于天下，公孙鞅所说正称己意，因而大为赏识，任鞅为左庶长，掌握军政大权，实行变法。同是一个公孙鞅，在魏惠王的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在秦孝公那里，却让他掌管朝政，成为改天换地的“大人物”。他实行两次变法，使秦国起了根本的变化，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魏惠王不知用人，大才如公孙鞅不用，却用嫉贤妒才的庞涓之流，招致齐国采用被庞涓迫害致残的孙膑的计谋，于马陵埋下伏兵大败魏军，全歼魏军十万。而秦有公孙鞅辅佐，自力日强。魏在西方屡败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和安邑，河西屏障开始被秦突破。公元前343年，公孙鞅率秦兵代魏，虏魏将公子印，从此，魏国国势日衰。
公孙鞅因有功，秦封于商地，尊为商君，故也称为商鞅。
这个事例有力地说明，“小人物”也可以有治国兴邦的大才干，何必像魏惠王那样定要论资排辈致国衰呢？
南宋叶适认为凭资格选拔人才的办法只能应用于“衰时”。因为在社会****、国家处在非正常状态中，只能用资格来作为选拔的标准。但以此作为一项长久措施却为害匪浅。光凭资格，不讲才能和成绩，无论有才无才，按部就班，晋升到重要职位上，必然使人不思上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国家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国家的大小事情也因此而得不到治理。他还指出，凭资历择人，社会就会失去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而凝固、僵死，停止前进的脚步。叶适主张，对于人才品质都好的人决不可由于其资格不够就不加以选拔，必须做到“以贤取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则官爵从之”，完全以能力和品德为准，能担任何种职务，就授予何种职务，绝不受资格所限。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很少在人才选拔上论资排辈，不少有远见的十分注意提拔年轻人，从基层提拔有才之士。秦王赢政破格提拔年仅12岁的甘罗出使赵国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公元前239年，秦王政经吕不韦的推荐，派甘罗出使赵国。甘罗对赵王说明利害得失后，赵愿意割让5个城池给秦国。以后赵国伐燕攻取燕国 30个城市后又划 11个城市给秦。秦国不费一兵一卒，而扩大了国土。秦王政因此封甘罗为上卿。这就是俗传的“甘罗十二为丞相”。五代时，很有作为的周世宗柴荣在选人用人上，也反对只看资历和过去的功劳，或依仗“走后门”。公元954年，周世宗继位不久，就拟升枢密副使、右监门卫大将军魏仁浦为枢密使、检校太保。有人议论魏仁浦没有经过科举及第，世宗依然重用之。又如，王朴在《平边策》一文中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周世宗看后，十分赏识他的才能。不久，即提升王朴为左谏议大夫、开封府知事。
曹操是一位唯才是举，不计资历的出色管理者。他与袁绍兄弟之间在选才是否论资历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尖锐的冲突，当时十八路诸侯在汜水关前被董卓的大将华雄打得束手无策，无人敢应战。关羽自告奋勇，“愿前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袁绍问是何人，又问现任何职。公孙瓒介绍关羽是踉随刘玄德的马弓手，袁术立即大怒说，你怎敢欺负我各路诸侯没有大将？凭你一名小小的马弓手，就在此胡言乱语，给我打出去。袁绍也在一旁添油加醋，说什么用一名马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曹操却极力阻止袁氏兄弟，坚持让关羽出战，并叫人“酾热酒一杯”，以壮行色。关羽这才“停盏施神勇，温酒斩华雄”，立下，“威镇乾坤第一功”。这时曹操非常高兴，而袁绍却仍大怒，并把关羽、张飞都赶出了大帐。曹操批驳袁绍，得功者应该赏赐，为什么要计较出身的贵贱、资历的高低呢？然后，为刘、关、张三人送去酒肉进行抚慰。在这里，曹操的唯才是举、不计资历的选才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袁氏兄弟的任人唯贵、任人唯资的旧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种不同的选才现，为袁氏兄弟的覆灭和曹操的胜利埋下了令人信服的伏笔。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进士。道光时累官湖广总督、云贵总督，以“办事认真，不避嫌怨”著称，有《政书》、《云左山房诗集》等。
清朝至嘉庆以后，国事日见蜩螗，民生愈益调敝。随着政治的腐败和支治的昏暗，封建文人学士越来越走向闭陋和惨淡。科举取士的绝对形式化，把读书人禁锢在八股文或小楷帖之中。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懂历史，不知世事，直至英国军舰开进了广州内河，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吉利在什么地方。
尽管如此，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民族，使民众免遭涂炭，采取各种措施改革腐败史治，不因陈规旧习，大胆起用人才。林则徐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
能否选贤任能，一直是封建王朝诸多明君贤相考察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至嘉庆时，提出的选才用才，其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过去单纯考察官吏政绩的范畴。当时，“开眼看世界”已是时代对于人才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能否顺应这一时代要求，打破陈规陋习选用人才，也是考察一个人选才用才是否得当的基本前提。林则徐是指出并坚持实践“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也具有一个认识过程。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他对西方文化的不断了解，他很快克服了夜郎自大的心态，敢于承认西方列强的长处，并能虚心学习，“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其新闻纸”，广泛收集广州、澳门外人出版的各种书报小册子，组织人力翻译《广州周报》，根据英《世界地理大全》编译出《四洲志》，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作了非常详尽的记述。
林则徐这一认识上的巨大转变，不仅使他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勇开学习外国之先河的第一个有识之士，而且在选贤任能上，也使他敢于打破八股取士的旧框子，坚持通过实践考察人才。同时，为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大力重视和使用熟悉外语的人才。他在南下时，就选用了一位曾在印度受过教育，懂得英文的老年译员。到广州后，他又从洋行买办教会学生中招募了一些英文翻译为其服务。其中选用了两位青年为其主持翻译工作。当时，这些人“社会地位卑微，素有汉奸之嫌，为人不齿，尤为官府和士大夫憎恶”。但是，林则徐却置这些于不顾，敢于“付出很大的勇气和魄力”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也正是由于林则徐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才使他以及同他一道奋斗的知识分子赶上了由封建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艰难历程，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和探索走向世界道路的先驱者。
内外无别
一个人的智力总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借用“外脑，扩大自己的智慧圈，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局。李嘉诚自幼就曾听父亲讲过战国时代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成就大事，得“客卿”相助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他虚心坦诚，心胸宽广，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极会利用外脑的智慧。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客卿”之功也不能不提。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左膀右臂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就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两人的影响最大。
其中，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二。李业广还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属于“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人们都说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有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事实上，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而这些公司的市值总和已超过了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 1/ 4。
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商界富豪的高参。
其实，李业广并不是那种见钱眼开、谁给的钱多就帮谁的人。虽然一般的大亨很难请得动他，但只要是他敬重的人，没钱他也会鼎力相助。
李嘉诚正是李业广所敬重的人物。因此，长江上市之初，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又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仅此一点，足见两李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嘉诚自然是一位彻底的务实派，他邀李业广进董事局，绝对不是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
在香港这片商业领地上，拉名人做企业董事的人比比皆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李嘉诚认为这样做没有多大必要，他本人更是不会那样做的。况且，他自己的名气比对方更大。
李嘉诚之所以重用李业广，是因为敬重李业广的博识韬略。长实的不少扩张计划，就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我们都知道孟尝君其人，他几乎是古代中国崇尚贤能的典范和化身。盂尝君身边有门客三千，其中志士能人比比皆是。
孟尝君的成功在于他深明大义，尚德尚贤，使不少身怀绝技的名人高土，纷纷投奔于他的门下，这些高人又感念孟尝君的知遇之恩，于是便倾力相报，终使孟尝君功成名就，流芳千古。
李嘉诚在事业逐步发展，缔造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其用人之法也颇有些孟尝君的风范，他以自己的信誉和重用人才的作风吸引了许多“客卿”来为他出谋划策，鼎力相助，甚至不图报酬者也比比皆是。
广采博纳，融兮众人的“绝桥”（好主意），这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的源泉。
李嘉诚自己不仅善于广采博纳，融兮众智，而且也这样要求被管理者。他说：
“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百分之一百的清楚，我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齐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这样，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我很不喜欢人说些无聊的话。开会之前，我会预先几天通知人准备有关资料。到开会时，他们已经预备了所有的问题，而我自己也已准备妥当。所以在大家对答时，不会浪费时间。”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是人，也有力所不及和大意疏忽的事，李嘉诚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其超人的脑袋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人的强大不仅在于提高自身智慧，凝聚众智更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总是抱着一颗坦诚谦虚之心，善纳忠言，广采博纳，凡人也可能成为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