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黼为获得高官厚禄，不断在寻求政治靠山，绞尽脑汁地去巴结各种权奸，但他们还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后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后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这一点，因而在向徽宗谄媚邀宠方面，他完全使出了看家的本领。王黼凭着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渐获得了徽宗的宠信，后来更是青云直上。宣和元年（公元119年），拜少宰，连超八阶，官至副相，权倾朝野。 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王黼本人在徽宗面前讨好献媚，不合体统，全然不顾自己的大臣身份。有时在进行耍集市的游戏时，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责罚“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乐，王黼则连连哀求徽宗：“求求尧舜贤君，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高兴，旁观者则叹声连连。有趣的是，王黼谄媚成性，即使是在做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游戏时，他也没忽略借此对徽宗歌功颂德，而称其为“尧舜贤君”，这真是一大讽刺！
浪荡皇帝宋徽宗还喜欢微服出游，借以消愁解闷，有时甚至寻花问柳。王黼作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以劝止反而提供方便，同时还经常随侍，君臣共作逍遥游。一次微行时，一堵墙头挡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着他的肩头准备翻越过墙，可是还嫌王黼肩头矮了点，于是徽宗对王黼喊道：“耸上来，司马光！”王黼同答道：“伸下来，神宗皇帝！”王夫之对此叹道：既然这样而欲缓败亡之祸，怎么可以呢？
忠心是被管理者对管理者而言，当一个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毫无二心的时候，他的忠诚就表现无遗。确实，管理者的能力、品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事业的成败。一个好的管理者会及时地赞赏你工作中的一点成绩，并积极地为你创造成功的条件。此外，管理者的成功也会在客观上给你提供新的机遇。假如你读过一些成功的传记，你会惊奇地发现，许多取得成功的人正是跟在别人的后面登上了成功的阶梯。但如果你的管理者是个能力平平且忌贤妒能的人，那么，他不仅不能有助于你的成功，还会成为你成功的障碍。可悲的是，你这个小人物又没有能力改变他是你的管理者这一局面。这时，最聪明的办法便还是“跳槽”较好，惹不起还躲得起，不要无谓地浪费你的青春和才智。
有的管理者评估被管理者的最佳办法是在观察他们工作以及收集有关你新工作领域的资料的同时附带进行，你的前任、管理者和其他被管理者的评价也可作参考，当然，最直接的还是问被管理者本人。
有的管理者十分多疑，他们总是对部下采取种种方法进行试探。
古代的一位官员对于驾驭部下十分在行，在某一个寒冬的日子里，他对随传身旁的一个被管理者说道：“这么寒冷的天气，你的脚想必已经冻僵了，我原来想找我那双旧袜套送给你保暖，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只，虽然一只袜套没办法穿，不过为了表示我的一点诚意，希望你能收下这只单独的袜套。”
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有一天官员忽然又把那位被管理者找来，告诉他说：“我找到了另一只袜套，现在你把原来那只袜套拿出来，就可以凑成一双穿起来了。”
官员所以这样做，是要从被管理者对他所赏赐东西的收藏态度，来试探这个被管理者事主的忠诚如何。碰到这样的管理者，你一定要搞清楚他每一次与你交谈的真实动机，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这种情形下，不少人为了自保，不得不戴人格的假面具，这样，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真实内在的思想就太难了。人一面要待人以诚，一面又要戴着面具生活，这是人生的悲哀。
明朝前期的内阁辅臣杨溥是一位“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的人。他在当时与杨士奇、杨荣合称“三杨”，有贤相之名，尤以善用人才著称，是一位清醒而公正的政治家。
在杨溥以武英殿大学士进入最高决策机构内阁参预机务之后。有一次，他的儿子从家乡来京看望他。见到儿子，杨溥问起路上的情况，但他所关心的并非儿子的旅途之劳，而是所过州县官吏良否。杨溥的儿子也早有话要对父亲讲，见父亲问起，便趁机说道：我从江陵经过，觉得那里有个县令特别不好。听到儿子的话，杨溥连忙追问原因，儿子说道：那里官员待我简慢失礼，此人便是天台县县令范理。听了儿子的告状，杨溥明白了一切，那位范县令显然是一位不讲铺张奢侈，不肯巴结权贵的正直官吏。儿子的不满，正可见范理的贤明。杨溥默默记下了范理的名字，遂即推荐他升任了德安府知府。
自古以来，为官者往往以对其家人子弟的态度判断是非，决定亲疏弃取。杨溥却与之相反，不但不以儿子的好恶为依据，而且能从中看出范理的清廉正直，为国推贤选才。这既是为官用人的榜样，又是善于治家教子的楷模。在举世浑浊的封建官场中，杨溥此举诚为不易之事。
清朝史学家梁晋竹曾对此事十分感慨，道：“夫居位者方以趋奉之勤惰疏密，张我威福。其子弟惜父兄之势以叮当路，而父兄即听子弟之言，即寄耳目。文定（杨溥谥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励官方者在此，所以重家法者亦在此，呜呼贤哉！”
泰穆公对伯乐说：“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平？”伯乐答道：“良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天若没，若亡若失，若此绝尘弭彻，里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以共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在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便召见并派他去求千里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问：“何马也？”九方皋说“牡（母马）而黄”。穆公派人去取马回来，却是一匹黑色的牡（公）马。穆公很不高兴，派人叫伯乐来对他说：“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北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说：“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现，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而道其所不视。若皋之相，乃有贵手马者也。”穆公叫人去把马牵来，伯乐一看果真是一匹千里马。
秦穆公认为九方皋连马的颜色和是公是母也分不清，哪能懂得相马呢？而伯乐却说九方皋相马的本领比他强千万倍，因为九方皋相马是看它的本质，是否具有千里马的特征，至于什么颜色，是公是母，他没有必要注意。从九方皋相马中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相马要把握它的本质特征，相人也应如此。善于知人用人者，都是从人才的本质特征中去考察，而不为其表面一些现象所迷惑。凡在知人用人上的失误，都是只注意人才的一些表面现象，如貌好、会说、顺眼、合意等等，对于其人的德才却没有深加考察。人才的内涵，主要是德才二者，而德是人才的灵魂。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才，其才必须是建立在良好的德行的基础上；如果德行败坏，就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可能走上邪道，害国害民害己。
从能力品人
许多管理者常说：“这些人真笨！真没有用！”管理专家却提醒我们：幸亏他们“笨”，否则你哪有机会当管理者！
必须承认：每一个人在能力上，都有不同的地方，“跛马也有一步踢！”
管理者须注意到被管理者的个别主导性专长，让被管理者的特殊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这个能力，可能是组织能力、策划能力、管理者能力、协调能力及执行能力。
所谓管理者，就是要懂得让别人发挥他的特殊能力，懂得让别人发挥能力。
人称“大器晚成”的国画家齐白石老人，出身于湖南湘潭的一个贫农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他早年只能在砍柴、放牛和农田劳动中学习绘画和雕刻。他在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时，曾创作了无数美术作品，但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当齐白石50多岁定居北京时，仍以街头卖画、篆刻为生。不少名士、行家依然对他冷眼相看，有的还不时发出讥讽之声。
时任北平国立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早已大名鼎鼎。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文人骚客，争相和他交往，向他索取真迹。但徐悲鸿生性坦荡、朴实，一心想着画坛事业。他凡事分外留心，随时在发掘和培养绘画人才。
1949年，画界名流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国画展览会。展厅显要处，挂满了名家画轴，琳琅满目，观者如堵。看其标价，少则百元，多则数千元。而同时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挂着一幅立轴小图，图上是一对小虾。看其标价，仅仅八元。对当时习惯于以价钱论价值的人们来说，这幅小虾图显然是不屑一顾的。
一天，徐悲鸿前来参观画展。他很快地浏览了那显要处的作品，便到僻静处的画丛中认真看起来。当他看到那幅小虾图，顿时兴趣盎然。只见虾体透明，似潜水中；长须在晃，尾巴在动。他不由得躬下身来，目不转睛地对着小虾端详起来。又发现作者不但把虾画得逼真，而且笔法娴熟，颇有功底。于是他找来工作人员，在齐白石虾图下面挂了一个红纸条，上写“徐悲鸿院长定”。纸条一挂出，人们纷纷前去观看，一时议论声、赞扬声、感叹声四起，齐白石和小虾囹顿时成了展厅中的热门话题。
事后，徐悲鸿向齐白石发出了聘书，聘请他担任美术学院教授。不久，徐悲鸿又亲自坐着马车到齐白石的住所去拜访。一进门，徐悲鸿就向齐白石作揖行礼，深情地说：“所寄聘书，谅已收到，不见回意，悲鸿惴惴不安，想必是失礼了。今日特来道歉，并接先生到美院任教。”齐白石连忙回礼：“不敢，不敢，哪里谈得上道歉，只是在下自忖没有资格当教授，不敢愧见先生！”当徐悲鸿再三表示自己心愿后，齐白石才感慨地应允下来。
齐白石上任不久，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了。它似一阵春雷，震撼着当时保守势力猖獗的中国画坛。此后，齐白石的声名大震，被公认为我国现代国画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