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由日益强大的秦国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时代迫切需要有一个能汇百家一体，博采众长的综合思想体系为秦国的统治服务。秦国相国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集结百家九流之说编成《吕氏春秋》一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合各派主张，折中求和、彰显杂家学说，在秦国的社会政治观和教育思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用。
一，重农思想
《吕氏春秋>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符合当时国家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国民的社会需求，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也顺应民意。如《孟春》《上农》等篇章就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特别可贵的是在《任地》《审时》中还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农业耕作的具体方法，对后世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安贫守道重用贤能
《吕氏春秋》中，提出了君主在德行上要安贫守道，在用人方面要以史为鉴，这成为后世开明君主治国平天下的一面镜子。在《先己》中劝谏国君先治己治身，而后治国。在《谨听》中指出“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后世“尊贤使能”成为人们评价国君治国成败的标志之一。
三，推崇教育
（一）强调“疾学”，“善学”
《吕氏春秋》认为人要多学、善学，才能博学，才能于家于国有利。在《用众》篇中提出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记>将儒家的这一儒家传统思想集中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巨大作用。
《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人人都应当“疾学”，在学习上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全力以赴、勤奋刻苦。“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劝学》）这正是儒家“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则不知理义”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吕氏春秋》还指出，圣人也是疾学而成的。无论何人，只要肯疾学，都可以成为显士名人，《劝学》篇里有“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
《吕氏春秋》特别提出要“善学”。“善学”的关键是“用众”，就是要善于取众之长，补己之短。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善学》篇又名《用介》。它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要做到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必须端正对人的态度，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而不能只看别人的短处和缺点。缺点再多的人，也总有某些长处，值得自己学习，“无丑不能，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尚矣。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善学》）一个人如能博采众长，必将大有长进，超过任何有专长的人，“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善学》）它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来论证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任何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得之众也”，“夫以众者，君、人之大宝也。”（《善学》）
《吕氏春秋》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观点：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不经过学习训练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固有的机能，“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尊师》）以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经过学习训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来论证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性，这是很新颖的。
《吕氏春秋》对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性作了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尊师》）对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个人来说，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提倡尊师，教师要“尽智竭道以教”
重视教育必须从尊敬教师开始。不尊师而空谈重视教育是毫无意义的。<吕氏春秋》中的“尊师篇”明确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它根据史实和传说列举出古代的“十圣人六贤者”，说他们没有不尊师的，“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叔孙敖、沈申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即使身为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赏为师者弗臣”，也是以此来表示敬学和尊师的诚意。
《吕氏春秋》还认为，教育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教师善教，学生善学；教师热爱学生，学生尊敬教师，做到“师徒同体”、“师徒同心”。在师生关系问题上，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善教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善学的学生；教师热爱学生，才能赢得学生的尊敬，也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诬徒》中有“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
（三）教师善教育不善的四点表现
第一，“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就是随心所欲，毫无原则，喜怒无常，一意孤行。
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就是自己有失败或过失，不肯自我批评，刚愎自用，坚持错误。
第三，“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欧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阿谀谄媚权势者，不管其德才如何，千方百计地讨好奉承。
第四，“弟子居处修洁，身壮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妬而恶之”，对才学出众，品貌兼优的学生加以压制、嫉妬。结果学生深受其害，学业由此败毁、道术由此荒废。（《诬徒》）
善教的教师“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结果学业由此而章明，道术由此而大行，教师也必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爱戴、尊敬和支持。（<诬徒》）
《吕氏春秋》揭示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师生同体，才能密切师生关系，“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相反，师徒相与异心，就会互相结怨生厌，因为“人之情，恶异于己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诬徒》）总之，对教师来说，要求视徒如己；对学生来说，则要敬业尊师，这样才能做到师徒同体同心，亲密无间，这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核心问题。
（四）关于尊师的具体要求
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驩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求所谓时，辩说以论道，不苟辩”（<尊师》）。学生能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就是对教师最大的尊敬。
其次，对教师要讲礼貌，“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尊师》）。
最后，对教师的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细心照顾、周到地服侍，“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絮，善调和，务甘肥”（《尊师》），还要从事各种劳务，给教师以必要的帮助。尊师的基本要求还是在学业和品德方面能够遵循师教。“尊师则不论其贵贱富”，“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日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纳）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尊师》
（五）提倡“和乐”，反对“侈乐”
《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八篇专门论述了音乐，作为音乐教育的主张主要是采自儒家的乐教理论。《吕氏春秋》首先从音乐的起源问题提出“乐生于和”的观点，“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滞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大乐》这是道家“太一生万物”思想的反映，也吸收儒家乐生于和、生于平、生于适的思想。
《吕氏春秋》在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观点上，几乎完全采纳了儒家的主张，认为音乐可以教化社会风尚，为政治统治服务。《适音》篇有“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矣。”音乐可以安政事、平风俗、美人伦，对形成人的品德，培养人的志趣，陶冶人的性情都有重要作用。“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慝。”音乐发自人的内心，又体现着一个人的作风、志向和德操，因此，音乐对人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所以古之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十分重视发挥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和音乐教育是“必不可废”的。
《吕氏春秋》同样也认为：乐“有节有侈，有正有淫”，对于“节乐”和“正声”应大力提倡，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对于“侈乐”、“淫声”则应坚决废止，防止其消极影响。
四，主张知士，爱士与举贤
《吕氏春秋》构造了一套治国治民的方略，其要点是提出“治天下也必先公”，反对“家天下”，主张“审民意”、“顺民心”、“忧民之利，除民之害”赞赏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思想；向往禅让制，反对世卿世禄制；实行“虚君主制”，大力选贤任能，“君也者处虚，故能使众智也”，“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君守>）在这些政治主张中，贯穿着贤才治国的思想，直接提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的主张。
《吕氏春秋》首先提出得贤才对治政的重要性，《求人》中有“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识》中有“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国家大事，千头万绪，进贤举能，应摆在重要位置，“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其本在得贤”，要想求得贤才，必须善于知人识才。《吕氏春秋》指出：为了取得贤才，必须有善于识才之人，所以，“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贤人”。
《吕氏春秋》也为此提出了一套知人识才的方法，主张对人才进行全面考察，统称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通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就是要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全面观察考验其品德、志向、学识、才能。这就是“八观六验”。考察其在家里、邻居、亲友之中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种种表现为“六戚四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还特别指出，必须尊重、爱护和关心人才，才能使“士尽力竭智”，充分发挥其才智。首先，必须尊重人才，有些贤能之士往往清高孤傲，若对其冷淡、厌弃，必然失之；若给以应有的尊重，也会使其归从效力。《吕氏春秋》还提出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善于发挥各人之长，使有一技一能者都得到施展其才智的机会，反对因小失大，压制人才。
《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还包括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它提倡“尚德”、“高义”、“至忠”、“孝廉”、“贵公”、“贵直”、“贵信”、“去私”、“务大”、“博志”等等，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内容、标准和具体要求，也是很丰富的。